阳夏战争
宣统三年（1911）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为保卫武汉三镇与清军展开一场重大战役，整个战役分为汉口保卫战和汉阳保卫战两个阶段。汉口古称夏口，故这次战争又被称作“阳夏战争”。
武昌首义成功，予清王朝以致命一击。为挽救其垂危统治，扑灭革命烈火，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一日（1911年10月12日），清廷谕令瑞、张彪革职留任，戴罪立功，令正参加永平秋操的混成第四镇统制官王遇甲率二、四两镇各一部星夜驰援，命陆军大臣荫昌速至湖北，督率各军与革命军作战，又命萨镇冰率海军、程永和率长江水师溯江西上赴援。为解燃眉之急，又就近调河南第五十二标到汉口与张彪会合。二十三日（14日），清廷进一步调正军队配置，谕令将陆军第四镇暨第二镇混成第三协、第六镇混成第十一协，编为第一军，赴湖北由荫昌指挥；将第五镇暨第三镇混成第五协、第二十镇混成第三十九协，编为第二军，军统冯国璋，作为预备队，听候调用；将禁卫军、陆军第三镇，编为第三军，军统载涛，驻守京畿，专司巡护。
与此同时，湖北军政府也加紧扩军备战，誓死保卫武汉。当时，武汉新军除瑞、张彪带走之少数营队外，余均归附革命，但因在战争中死伤和减员，所存兵员不过几千人。为同清军对抗并进行北伐，湖北军政府甫告成立即决定扩军四协。武汉地区学生、工人、农民闻讯，踊跃前来投军，不到五天，四协约两万人的新军即告足额。军政府将武汉分为汉阳、汉口、武昌城外和武昌城四个防区，由一、二、三、四协分别负责，另以第五协和炮、马队各二标、敢死队二大队为机动。革命军与清军集中在汉口刘家庙一线对峙。总体看，武昌起义初期，武汉三镇的军事形势对湖北军政府有利。因为远在直隶的北洋军不可能迅速进入湖北，且北洋六镇始终是袁世凯控制下的一支军阀武装，荫昌根本指挥不动。清政府不得不重新起用袁世凯，于八月二十三日（10月，14日）任袁世凯为湖广总督。但袁认为清廷赋予权力过少，于次日即复奏，以“旧患足疾，迄今尚为大愈”为辞，表示不能应命。袁世凯不出，北洋军就不肯卖力作战，革命军得以从容应敌。
武汉保卫战，首先从汉口战役开始。八月二十七日（10月18日）凌晨三时，第二协统领何锡蕃指挥革命军，向盘踞汉口郊区刘家庙火车站的清军发动进攻。其时，清方仅有张彪残部、河南混成协、岳州巡防营共二千人应战；已抵刘家庙的北洋军不肯支援，战事甫起，即向滠口退去。但因清方海军发炮轰击，革命军不支退却，清军一部尾追至市区内大智门附近。下午三时，革命军再次发起攻势，又因清舰炮击而退却；清军乘火车追击，铁路工人预先毁路十余丈，致使火车倾覆，革命军和四周民众齐向前拼杀，一举消灭清军数百。二十八日（19日）晨，革命军步、炮、工、骑兵共三千余人，乘胜进攻刘家庙车站，清军乘火车仓皇逃往滠口，遗弃帐棚一百四十余顶，粮食六百余石及大量枪支子弹。革命军占领刘家庙后，本应继续前进，据三道桥，夺取滠口，握有利地形，以阻止清军沿铁路线南下进攻汉口。但旧军官出身的何锡蕃，对革命军力量估计不足，即不敢大胆进攻，也未在三道桥修筑坚固工事，认为刘家庙与租界相近，敌人必不敢贸然进攻。这样，每至夜间，清军就越过三道桥，攻击革命军。对此，党人十分不满，强烈要求并自动组织敢死队，向清军发起攻势。但这时清军喘息已定，并据三道桥有利地形，以机枪多挺，堵塞隘路，革命军进攻遭到失败。指挥官何锡蕃自感指挥不力，遂引咎辞职。军政府于九月初三（10月24日）任命原清军第二十九标统带张景良为汉口前线总指挥。
张景良到汉口后，即不召开军事会议，又不下令作战，采取拖延态度。这时清军大部南下，前锋抵达滠口。九月初五（10月26日），清海陆军大举反扑，敌舰潜过武昌青山革命军炮兵阵地，未遇阻击即达造纸厂附近江面，接着便向革命军阵地猛烈炮击，使革命军牺牲五百多人。在炮舰掩护下，清步兵也向刘家庙发起攻势。在革命军苦战过程中，前敌总指挥张景良逃离前线，与张彪暗中勾结，被汉口军政分府领导人詹大悲处以死刑。经过三天激战，革命军伤亡二千余人，被追退入市区。正当革命军处于极端不利的关键时刻，九月初八（10月29日）午后，革命党重要领导人黄兴自上海抵达武昌，并毅然承担起前线总指挥重任。革命元勋黄兴亲临前线，给革命军以极大鼓舞，士气为之大振。
这时，清方也有所变化。九月初六（10月27日），清政府召回荫昌，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命冯国璋为第一军军统，段祺瑞为第二军军统。初八，冯国璋抵汉口前线；初九，袁世凯自彰德南下，进驻湖北孝感，亲自督阵。双方参战人员，清军总兵力达一万多人，革命军在汉口仅有五千人。为扭转不利局面，黄兴于初八日指挥革命军向清军大智门阵地发起攻击，经过激战，曾一度击溃清军；后清方大量援军赶到，革命军反攻未获成功。第二天，革命军与清军在汉口市区展开激烈巷战。九月十一日（11月1日），皇族内阁辞职，清廷任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在遭到革命军顽强阻击后，冯国璋竟丧心病狂地指使清军纵火焚烧。大火从歆生路花楼街烧到满春茶园，又从满春茶园烧至桥口，接连三昼夜不熄，十余里繁华街区被夷为一片焦土。革命军将士在烈火中坚持三天三夜可歌可泣战斗，于九月十一日（11月1日）夜退出汉口，黄兴渡江返回武昌。
汉口失陷，开始进入汉阳保卫战阶段。由于双方均需重新部署兵力，因此前半月战事暂时呈沉寂状态。九月十四日（11月4日），黄兴在汉阳伯牙台（后移昭忠祠）设立战时总司令部，以李书城为参谋长，正式接防备战。至九月二十一日（11月11日），于汉阳集结之革命军各部计有：鄂军第一协蒋肇鉴两标，第四协张廷辅两标，第五协熊秉坤两标，第二协第四标，工程、辎重各一营，炮队一团，湘军第一协王隆中、第二协甘兴典部，总兵力约两万余人。清军占领汉口后，即以左翼扼长江沿岸，右翼由京汉铁路进至玉带门停车场之北，后方预备队屯于孝感，总兵力约三万余人。
面对稍居优势之敌，革命军在进攻抑或防守这个战略问题出现严重分歧。意见尚未统一，黄兴即决定于九月二十六日（11月16日）夜兵分三路反攻汉口。第一路由鄂军第三协协统成炳荣率所部从武昌青山渡江，在汉口湛家矶登陆，进攻刘家庙，击清军后路以为牵制；第二路以步兵第六标标统杨选青率所部由汉阳东北岸渡江，在汉口龙王庙登陆，以为助攻；第三路为主攻部队，以湘军第一协为右翼，以湘军第二协为中军，以鄂军第五协为左翼，同在襄河琴塘口军桥渡河，向汉口玉带门地区推进。战事开始后，第三路右翼湘军王隆中部进展迅速，将清军打退至韩家墩；但左翼进展迟缓，进攻失利；居中之湘军指挥甘兴典更是临阵慌乱，首先率部退却，致使右翼部队孤军奋战，最后也不得不退至汉阳。至于其他两路则因指挥员贻误战机，根本未按时发动。革命军反攻汉口计划遭到挫折。汉阳保卫战完全处于被动。
十月初一（11月21日），清军一路从孝感绕道至蔡甸，强渡汉水，革命军堵截未成，退守三眼桥；清军另一路从舵落琴断口架设浮桥渡过汉水，向革命军右翼阵地美娘山、仙女山进攻，形成对汉阳的两翼包围形势。此后数日，双方对汉阳外围重要据点展开激烈争夺。美娘山失守后，革命军管带祁国钧率几十人，勇敢冲锋，一举将美娘山夺回，磨盘山被清军占领、革命军组织一百零八人敢死队，乘夜冲上磨盘山顶，奋勇肉搏，将清军全部消灭。初四（24日），清军再占美娘山、仙女山。黄兴将主力集结在十里铺一线，先后组织两次反攻，均告失利。初六，清军夺得磨盘山、扁担山两处阵地后，以猛烈炮火轰击十里铺。黄兴速调各军阻击，但指挥失灵。湘军将领甘兴典擅自率部撤回湖南，湘军王隆中部苦战疲敝，也退至武昌。黄兴迫不得已决定撤离汉阳。十月初七（11月27日），清军占龟山；下午，汉阳陷落。同日晚，黄兴从武昌乘船离鄂赴上海。但这时全国总的形势对湖北军政府有利。海军已归向革命，江浙联军占领南京，各省纷纷脱离清政府独立，清廷已土崩瓦解。鉴于此，袁世凯进一步施展一打一拉而以拉为主的策略，命占领汉阳的冯国璋暂不渡江，而是从龟山用重炮轰击武昌，对黎元洪施加压力，逼其停战议和。这样，武汉保卫战在双方对峙中处于基本停顿状态。
武汉保卫战，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指挥不统一，部分旧军官不能用命、士兵新募、军事布置失误等原因，遭受重大挫折。但这场保卫战持续四十余天，是辛亥革命期间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它有效地维护了首义之区和第一个革命政权。广大革命军将士英勇无畏、自我牺牲和顽强奋战精神，予全国人民以巨大鼓舞；它将清军主力吸引至湖北长达一个半月，这对各省革命党人是最有力的支援，为革命最后胜利作出重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