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小团体之建立
一、孙中山与兴中会
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是孙中山建立起来的。
十九世纪末期，在清朝封建专制政权的腐朽统治下，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社会经济凋敝，人民生活愈益痛苦。在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产生的基础上，继太平天国之后，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和中下层为挽救中国的危亡，相继登上了历史舞台。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就是孙中山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代表。孙中山（1866～1925）名文，字德明，号日新，改号逸仙，光绪二十三年（1897）在日本化名中山樵从事革命，后遂以中山名世。广东香山（今中山市）翠亨村人。因家庭穷困六岁开始勃口农业劳动，十岁入塾读书，受太平天国革命影响，辄以洪秀全第二自许。光绪四年至十八年（1878～1892），先后在檀香山、广州、香港读书。由于深入接触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又痛感帝国主义的欺凌及中国社会的落后和腐败，遂萌发爱国救亡思想。光绪十八年（1892），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以在澳门和广州行医为业；在此期间，他广泛结交爱国志士，酝酿建立团体，并提出以“驱除鞑虏，恢复华夏”为宗旨。但这时孙中山尚未完全摆脱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二十年（1894），他上天津投书李鸿章，提出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教育的纲领，但未获得任何结果。从此他放弃了对清政府的幻想，坚定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上书失败后，孙中山再度到檀香山，在当地华侨中开展革命组织活动。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七日（1894年11月24日），二十余名侨胞，在火奴鲁鲁埠美商卑涉银行华人经理何宽住宅中集会，正式成立革命组织兴中会。会上孙中山宣读了他起草的章程九条，沉痛地揭示了民族危机的严重性，谴责了清朝的反动统治，规定了“振兴中华，维持国体”的宗旨。在入会的秘密誓词中更明确地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纲领。与会者推举永和泰杂货商行司理刘祥、何宽为檀香山兴中会正副主席。随后孙中山让会员填写盟书，各以左手置圣经上，高举右手，向天次第读之。会后兴中会继续向檀香山各埠发展，先后入会的计一百二十六人（一说一百三十余人），其中华侨资产阶级占八十人，其余为工人、会党和知识分子。为了举行反清起义，孙中山一方面组织华侨兵操队，使会员接受一些军事训练，一方面积极在会员中募捐筹饷。
光绪二十年底，孙中山与部分会员回国。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1895年2月21日），在香港，孙中山与杨衢云（1861～1901）领导的爱国组织辅仁文社联合成立兴中会总部，地址设于中环士丹顿路13号，为便于活动对外以“乾亨行”名义作掩护。与檀香山兴中会相比，在总部起主导作用的已是具有爱国思想，并有初步资产阶级政治观念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实力的则是那些有着“反清复汉”思想的会党分子。修订的总部章程删去了檀香山兴中会章程中一些温和词句，对清政府的残暴腐败，从正面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兴中会成立后曾先后发动广州起义、惠州起义。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在香港创办《中国日报》，作为革命宣传机关；相继在横滨、长崎、台湾、河内、旧金山以及南非洲等地建立分会。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有力地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
二、黄兴与华兴会
《辛丑条约》订立后，由于民族危机的加深和阶级矛盾的尖锐化，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的涌现，民主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资产阶级革命派队伍的扩大等等因素，有力地促进了各地革命组织的建立，以黄兴为首的湖南志士筹建的华兴会就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个组织。
黄兴（1874～1916，）原名轸，字廑午、竞武，号杞园，从事革命后改名兴，字克强，湖南善化（今长沙）龙喜乡凉塘人。少时受儒家传统教育，光绪二十四年（1898）入武昌两湖书院，受到变法维新思想影响。二十八年（1902）春由张之洞选派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班学习。在这里黄兴受到民主革命思想影响，坚定地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先后参与创办了《湖南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以及“湖南编译社”等宣传民主革命的刊物。为了团结同志，他在学院内选择一些坚贞可靠的湘籍同学秘密组织“土曜会”，每逢周日，会员即召开秘密会议，黄兴经常“登台演说，痛诋满人之罪状，声泪俱下，成为之动容”；稞余他又请日本军官讲授军略，参加射击比赛，作好开展武装斗争的准备。二十九年（1903），沙俄违约，拒不从东北撤兵，消息传来，黄兴“焦急万状，咯血斗余”，积极投入拒俄运动，后被军国民教育会委派为“运动员”，于五月五日（5月31日）离日归国开展革命活动。在上海停留期间，他广泛接触各省旅沪人士；并入圣彼得教堂受洗；该堂牧师吴国光把他介绍给长沙圣公会牧师黄吉亭，以使他利用教堂掩护革命活动。《苏报》案发生后，他与《苏报》主笔章士钊一起离上海回湖南，路经湖北时，结识武昌文普通学堂湘籍进步学生宋教仁，相约一同归湘进行革命。至长沙后，黄兴任教于胡元恢创立的明德学堂，主持师范班，并任中学的历史、体操和小学的地理、博物等稞程。在此期间，他不仅在稞内外向学生灌输革命学说，物色了进步学生胡瑛等人，并与在长沙的革命者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光绪二十九年九月十六日（1903年11月4日）是黄兴三十岁生日，这天黄兴与章士钊、宋教仁、刘揆一、长沙高等学堂教务周震霖、民立第一中学监督柳聘农、教员鼓渊恂、柳刚，实业学堂监督福建人翁巩、长沙学堂教员徐佛苏、明德学堂教员江苏人秦毓鎏及胡瑛等十二人，齐集长沙（西区）保甲局巷彭渊恂家，以祝寿为名举行秘密会议，决定成立革命组织“华兴会”，推黄兴为会长，宋教仁、刘揆一为副会长。为避免清政府的注意，华兴会对外采用“华兴公司”的名义，打着集股“兴办矿业”的旗号，实际以“矿业”二字代“革命”，股票即是会员证。华兴会以“同心扑满，当面算清”为口号，隐寓“扑灭满清”的意思。十二月三十日（1904年2月15日），华兴会在长沙召开正式成立大会。参加者百余人。黄兴讲话建议各方面应联合起来，共同发难；提出了“驱除鞑虏，复兴中华”的革命口号，确定了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响应以推翻清政府的战略方针。鉴于华兴会是一个以归国留学生和在国内新式学堂毕业或肄业的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革命组织，在学界有较好的基础，而当时湖南新军力量较弱，会党的力量却相当雄厚的客观形势，黄兴等人确定除了在省城积极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外，另设“同仇会”大力发动会党。
当时湖南会党中力量最为强大的是以马福益为龙头（即老大，亦即山堂之最高首领）的醴陵、湘潭、浏阳一带的哥老会，会众达二万多人。刘揆一同马福益具有深交，黄兴通过刘的关系与马福益达成共同发动反清起义的协议。他们商定：预埋炸弹于省城玉皇殿下，趁光绪三十年十月十一日（1904年11月17日）西太后七十寿辰，全省文武官吏在玉皇殿行礼时，进行爆炸，宣布起义，省城以武备学堂学生为主，联络新军和巡防营以为策应，会党群众予以协助；在军、学界党人指挥下，以马福益能调动的会党群众为主力，于岳州、常德、浏阳、宝庆、衡州五路响应，然后进攻北京。起义以黄兴为主帅，刘揆一、马福益为正副总指挥。为了促成“各省纷起”，华兴会又派宋教仁、胡瑛联络湖北科学补习所，并且派人同浙江党人、四川会党、江西防营等取得联系，俟长沙枪声一响，各省立即配合起义。但是这个宏大的起义计划却因走漏了风声而夭折。光绪三十年九月十六日（1904年10月24日），长沙清军出动捕人，搜查华兴会机关。黄兴在圣公会黄吉亭牧师的掩护下化装出走，经汉口转赴上海，不久再次东渡日本。马福益先是逃往广西，后返湘准备再次发动起义，不幸被清军截捕，于三十一年三月十六日（1905年4月20日）遇害。就在这一年，华兴会主要成员均集于日本，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联合建立了中国同盟会。
三、科学补习所
科学补习所是湖北爱国志士发起创建的革命组织。湖北地处长江中游，武汉向称九省通衢，是帝国主义侵略较早、较深的地区之一，也是清王朝统治的重心之一，而各种进步思潮与革命力量又常常在这里汇集，因此又成为革命与反革命斗争最激烈的地区。19世纪末期，相继前往日本留学的湖北学生戢元丞、傅慈祥、吴禄贞等人，“看到日本的维新，同时目睹清室政治的腐败，满人当道的昏聩，深深感觉国势的阽危，非改革政治，倾覆清室，不能反危为安，转弱为强”，从而产生了朦胧的革命意识。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孙中山从欧美来到日本。吴禄贞等人主动求见，得到孙中山的启迪和指导，反清革命思想进一步加强。光绪二十六年（1900）自立军起义的失败，促使湖北的爱国志士与康、梁决裂，不少人走上了革命道路。这些革命志士，一方面在海外从事革命活动，另一方面又把革命思想传入湖北地区，推动湖北革命运动向前发展。光绪二十八年三月（1902年4月），湖北留日学生在原来“励志会的基础上，组织湖北同乡会”，并于年底（1903年1月）发刊《湖北学生界》月刊，“以世界知识及民族主义唤起内地学生觉悟”为宗旨，通过各种渠道寄往本省，在湖北军、学界中散发。在此前后，吴禄贞等留日学生先后回国，与一直在湖北省城活动的革命党人张难先、胡瑛、吕大森、刘静庵等人会合。
光绪三十年（1904）春，齐集武昌的革命者讨论革命进行方略，“众意以为会党发难易?成功难；即成而嚣悍难制，不成则徒滋骚扰。若暗杀又为个人举动，不足以摇撼全局。几经研究，皆主张从运动军队入手，不轻率发难”。他们认为：“革命非运动军队不可；运动军队，非亲身加入行伍不可。”于是一些具有革命思想的知识分子，相继投入新军。在军中，每当饭后或操练余暇，他们就对士兵讲述清朝统治的残酷暴虐和反清的历史故事，并暗中散发《猛回头》、《警世钟》、《孙逸仙》、《黄帝魂》、《湖北学生界》等书刊，用以提高士兵的觉悟，串联组织。与此同时，他们又与武汉各学堂的进步知识分子建立密切联系，形成了军、学两界声气相通的有利形势。
光绪三十年四月（1904年5月），张难先、胡瑛与工程营的朱元成、陈从新、雷天壮、陈教懋、毛复旦、李胜美以及学界的吕大森、欧阳瑞骅、曹亚伯、康建唐等发起组织机关，在武昌同庆酒楼召开筹备会，共推吕大森起草章程。五月二十日（7月3日），武汉军、学两界的革命者集会，正式建立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所址设于武昌阅马厂附近的多宝寺街。举吕大森为所长，胡瑛为总干事，曹亚伯任宣传，时功璧任财政，宋教仁任文书，康建唐任庶务，军营及各学堂均置干事。补习所对外以补习科学为名，招收在校学生进行稞余补习，每逢星期日由教员轮流讲授史地、数学、外语、理化、卫生；但内部却是“以心记之宗旨‘革命排满’四字为主”。科学补习所的一项重要活动，是介绍知识分子和会党成员加入新军，一般在未入伍之前，必须接受补习所密约，“谓吾汉人四万万，亡于满清之手，已二百数十年，受尽苦痛。诸君此次入伍，务学成健儿，待时机至，即起而革命，光复汉族，为一定之宗旨”。在革命党人的积极活动下，补习所的成员迅速扩大。
这时，正值华兴会在湖南准备起义，并与湖北革命党人接洽，以求协同大举。补习所同人一致表示赞同，约定湖南一经发难，湖北马上响应，然后两省起义军会师武胜关，挥军北伐。接着，科学补习所立即开始做响应起义的准备，积极筹备饷械，并印就军用票三十万张，以备起义时两省之用，推曹亚伯为湘鄂两省联络员，派吕大森、康建唐赴施南，何季达赴荆、宜，联络会党；由张难先、刘静庵、欧阳瑞骅负责动员组织工程营、马队营和武昌文普通学堂、武高等学堂中的革命分子；由胡瑛、王汉赴湖口起运军械来鄂。正当湖北革命党人紧张地进行准备时，华兴会起义计划泄露，清湖北地方官吏得悉两湖革命组织间的联系，湖广总督张之洞于九月二十日（10月28日）派兵搜查科学补习所。幸好革命党人预先得到黄兴的密电，已提前疏散，并销毁文件册据，清军警未获任何证据。事后，湖北地方当局仅将欧阳瑞骅和已离校的宋教仁开除普通学堂的学籍了事。但由于主要领导成员被通缉逃亡和多数同志的离散，科学补习所自此无形中停止了活动。
科学补习所虽然仅仅存在数月，但它对湖北革命运动的影响却是巨大的。亲历辛亥革命的李春萱指出：科学补习所对湖北革命，“撒播了许多种子，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第一，提倡知识分子投军，为以后运动新军革命打下了基础。第二，联合湘、鄂两省，易使革命运动迅速展开，武昌、长沙交通便利，武昌又为两省文化中心；‘科学补习所’与湘省联合，为两省以后开辟了联合的道路。第三，会党不受约束，容易坏事，湖南‘华兴会’失败，给予革命党人以极大的警惕，以后湖北革命得到教训”。总之，从科学补习所开始，直接投身新军下层做艰苦细致的发动工作，成了湖北革命党人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和优点。
四、光复会
义和团运动失败前后，随着清政府卖国面目的彻底暴露，国内新式学堂的建立以及出国留学人员的迅速增加，浙江革命振的队伍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并开始着手筹建组织的活动。光绪二十六年（1900），杭州求是书院的进步师生组织了一个研究时势的小团体，名为“浙会”。后来浙会改为“浙学会”，其大部分成员或留学日本，或前往上海，相继投入东京留学生和上海中国教育会等组织的爱国革命运动。二十九年（1903）发生的“拒俄运动”与《苏报》案事件之后，在东京的原浙学会的会员十余人齐集《浙江潮》编辑王嘉神的寓所，举行秘密会议，决定另行组织秘密的革命团体，目的不仅为了加强革命的宣传工作，更重要的是“要用暴力发动武装起义”。在其后不久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决定派陶成章等人归国，开展发动会党和联络知识分子的工作。
陶成章（1878～1912）字焕卿，浙江绍兴人。他自幼读书，尤喜史学。青年时期即已萌种族革命之念。为此，他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东渡日本，初拟进成城军校，但遭清留日学生监督阻挠未果，遂愤然投入留学界的反清革命运动。二十九年（1903）底他和同省留日学生魏兰一起回国，先到上海与蔡元培熟商进取之法；十二月二十八日（1904年2月13日）抵杭州。然后他同魏兰每天步行七八十里，历游浙东各地，遍访山堂林立的各会党头目，并在会党群众中广为散发《革命军》、《猛回头》、《浙江湖》等书刊，“由是浙东之革命书籍，遂以遍地，而革命之思想亦遂普及于中、下二社会”。这样，陶成章就为光复会的建立打下了较好的群众基础。
与此同时，受军国民教育会委派归国的龚宝铨，在上海正积极筹建新的组织。龚从日本回到上海即建立了“暗杀团”，准备先杀二三个满族大臣，以为武装起义的先声。不久，因“暗杀团”人数太少，力量薄弱，龚宝铨急想扩大组织。正在此时陶成章从浙江来到上海，经与龚宝铨议商，决定根据东京“浙学会”的原议，建立革命团体；推举蔡元培为首领，以资号召。密议后，由龚宝铨先与蔡元培商讨，决定扩大暗杀团组织，并由蔡元培提出邀陶成章参加。在狱中的章炳麟也参与了革命团体的创立工作。经过认真筹备，光绪三十年十月十三日（1904年11月19日），在上海新闸路余庆里启华译书局内正式召开革命团体的成立会，确定团体名称为光复会，又名复古会，以蔡元培为会长。成立时拟定的章程没有流传下来，据其成员后来回忆，光复会的誓词是：“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其核心是“光复”二字。为了把会党引导到民主革命的旗帜下来，陶成章拟联络东南各地会党，组织革命协会，山名为一统龙华山。他为革命协会起草的《檄文》和《会规》更为具体地反映了光复会的政治倾向。其中宣布革命的宗旨是要“赶去满洲鞑子皇家，收回了大明江山”，但又说“今日就是同种人来立宪（指君主立宪），还要再再起革命”，“无论如何，皇位是永远不能霸占的”；在经济上“要把田地改作大家公有财产，也不准富豪们霸占，使得我们四万万同胞，并四万万同胞的子孙，不生出贫富的阶级，大家安安稳稳享福有饭吃”。由此可以看出，因为参加光复会的有各阶层的成员，尤其有较多的会党头目，所以光复会的政治思想比较复杂，但它的革命总目标却是以反满民族主义为核心，争取建立一个平等、自由、富裕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光复会在组织上最初选择会友极严格，会内制度亦极严。会员彼此都不相识，只有在共同参加多次会议和秘密工作之后，才互相知道是会友。新会员入会时，必须选一极秘密的地方举行仪式，并要刺血和对天发誓，表示革命的决心。
光复会成立后，首先致力于扩大组织，为武装革命作准备。在国外，陶成章在日本建立了光复会东京分部。在国内仍以会党为发展的重点。先是陶成章、龚宝铨协助原中国教育会成员敖嘉熊在嘉兴成立温（州）、台（州）、处（州）会馆，作为光复会在浙江的联络点。但不久敖因遭家难，经费发生困难，光复会中心转移到徐锡麟主持的绍兴大通学堂。徐锡麟（1873～1907）字伯荪，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光绪二十七年（1901）任绍兴府中学堂算术讲师，次年升任副监督。二十九年（1903）春赴日本大阪参观博览会，受到留学生的影响，坚定了革命信念。三十年底（1905年初）在上海由蔡元培邀请加入光复会，随即回乡发动会党。在寻访过程中，他深受鼓舞，说是“涉历四县，得俊民数十，知中国可为也”。但又感到“侩党知识浅暗，莫若稍事教训，以兵法相勒”，于是决心创办武备学堂，以训练会党骨干。在徐锡麟、陶成章的共同努力下，大通师范学堂于三十一年八月二十五日（1905年9月23日）在绍兴正式开学，金（州）处（州）绍（兴）三府会党头目均入校受兵操训练，且校规确定“凡本学堂卒业者，即受本学校办事人之节制；本学校学生，成为光复会会友”。从此光复会本部之事权，亦已由上海移于绍兴，而浙江的民主革命运动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次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光复会多数成员加入同盟会，部分会员则继续独立活动。光绪三十三年、三十四年（1907、1908），徐锡麟、秋瑾、熊成基以光复会名义在安徽、浙江先后发动两次起义。宣统二年（1910），章炳麟、陶成章因不满孙中山等人倾全力在华南发动起义，以后因经费问题发生误解，与同盟会分裂，在东京成立光复会总部，李燮和在南洋组织光复会南洋总部，代行东京总部职权，并在浙江、上海等地组织光复军。武昌起义后，光复军在汕头、浙江、上海、镇江等处响应。民国元年（1912）3月陶成章在上海被陈其美刺杀，光复会解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