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
戊戌变法运动失败后两年，即光绪二十六年（1900），又爆发了震撼世界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这场运动是甲午战后帝国主义侵略加深、民族灾难空前严重的产物，是中国人民反侵略、反瓜分斗争发展的高峰，也是长期以来遍及全国的反教会侵略斗争的继续和发展。
义和团源自义和拳、梅花拳和大刀会等民间秘密结社，其组织成员主要活动在山东、直隶、豫东、苏、皖北部一带，以设坛练拳为形式，以“保卫身家，防御盗贼”为口号，吸引群众参加。甲午战后，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义和拳斗争的矛头开始指向帝国主义。光绪二十四年八月（1898年10月），梅花拳首领赵三多在山东冠县梨园屯（今属河北威县），首先率众起义。自光绪十二年（1886）德国传教士至冠县城北梨园屯传教以来，教民与村民争夺当地玉皇庙的斗争，始终未断。光绪二十四年（1898），新任山东巡抚张汝梅迫于外国教士压力，派员拆除玉皇庙，再次激起村民的反抗。村民阎书勤邀请直隶县梅花拳首领赵三多前来支援。赵三多将梅花拳改称义和拳，在梨园屯亮拳设场。八月十八日（10月3日），赵三多等拳众在冠县蒋家庄祭旗举义，举起“助清灭洋”旗帜，从而揭开了义和团运动的序幕。随后，拳众分兵两路，一路由阎书勤率领，活动在直鲁交界地区；一路由赵三多率领，沿运河北上，活动于直隶南部。与此同时，鲁西北的茌平、高唐、禹成、长清、平原等州县的义和拳，在朱红灯和心诚（本明）和尚的领导下，也积极展，开了反洋教斗争。光绪二十五年（1899）秋，平原县杠子李庄教民地主李金榜仗势欺压拳民李长水。发生冲突后，知县蒋楷袒教抑民。朱红灯应平原县义和拳的邀请，率众支援当地的反教会侵略的斗争，九月（10月），在平原县与恩县交界处的森罗殿大败前来镇压的清军。从此，朱红灯成为鲁西北义和拳的旗手，以致出现了“济南至德州三百余里皆其党羽”的局面。面对义和拳反抗斗争的迅猛发展，山东巡抚毓贤一方面感到义和拳声势浩大，防不胜防，剿不胜剿，不如抚而用之；另二方面又目睹义和拳起事皆因“教民肆虐太甚，乡民积怨不平”而引起的事实，于是对义和拳从一味镇压转而采取剿抚兼施而以抚为主的方针，以便达到既控制义和拳又利用义和拳排外的目的。为此，他派济南知府卢昌诒亲往平原境内抚绥义和拳，并通令山东各地义和拳、大刀会一律改为“民团”。从此，山东、直隶等地的义和拳普遍改称义和团，“扶清灭洋”、“兴清灭洋”、“保清灭洋”一类口号，也在山东义和团队伍中进一步流行起来，义和团在山东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伊藤博文义和团运动的蓬勃兴起，引起了帝国主义强烈的恐惧和仇视，他们要挟清政府迅速撤换毓贤，并指名要袁世凯继任山东巡抚。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四日（1899年12月6日），清政府令毓贤赴北京，由袁世凯代理山东巡抚。袁世凯到山东后，立即发布《查禁义和拳匪告示》，对义和团进行威胁恫吓；同时联合青岛德国军队和各地教堂武装，对义和团进行疯狂屠杀。广大人民对袁世凯的暴行恨之入骨，喊出了“杀了袁鼋蛋，我们好吃饭”的口号。有人还在巡抚衙门的照墙上，画了一个头戴红顶花翎的大乌龟，俯伏在洋人屁股后面，表示对袁世凯的愤恨。在袁世凯的血腥镇压下，山东义和团运动暂时转入低潮，一部分转移到直隶继续活动。
直隶南部地区的义和团运动，几乎与山东同时兴起。光绪二十六年（1990）春，山东一部分义和团成员流散到直隶后，进一步推动了直隶地区义和团运动的发展。三、四月（4、5月）间，义和团的组织已遍及全省各个地区，并控制了直隶的省府保定城。接着，义和团从保定向北发展到新城、定兴、涞水、涿州一带，逼近北京；向东发展到雄县、霸县、静海等地，逼近天津，从而在津、京、保三角地带形成了一个新的斗争中心。义和团运动在直隶的发展，引起了帝国主义的仇视，也遭到了清军的镇压。四月（5月）下旬，涞水县义和团全歼副将杨福同所率马队七十余人，杨本人也被击毙。义和团二三万人乘胜进占涿州城，继而直趋北上，捣毁高碑店、涿州、琉璃河、长辛店、丰台等地的火车站，连慈禧太后的“龙车”也被烧毁。
义和团进抵北京、天津附近，直接威胁到清政府的统治。在这样一种局势面前，清政府中一部分顽固派官员主张暂时承认义和团合法，加以控制利用，使自己躲避开群众运动的打击。经过多次密议后，慈禧太后决定接受这部分人的建议，对义和团的策略再次由以剿为主转为以抚为主，默许京外义和团入京。从此，义和团在清政府的默许下，大批涌入北京和天津。到五月（6月）下旬，北京城内的义和团已达到十余万人，许多宫内太监和清军士兵也纷纷加入。同时期进入天津的义和团也不下三万人，著名义和团首领曹福田、张德成等相继在天津设立坛口，红灯照首领林黑儿也在天津城北建立起红灯照坛口。北京、天津实际已为义和团所控制。
义和团在直隶及京、津地区的迅猛发展，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光绪二十六年（1900）夏，从黑龙江到两广，从江浙到陕甘、新疆的广大地区内，都出现了人民群众的反教会斗争，有的直接打出义和团的旗号，有的与义和团的反帝斗争遥相呼应，形成了席卷全国的农民反帝风暴。
义和团运动是一个广泛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的主要成分是农民。此外，城乡手工业者和水陆交通运输工人，也是义和团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运动高潮时期，一些守旧官绅、清军士兵也加入到义和团行列，从而使义和团的成分趋于复杂。
义和团起源于民间的秘密结社，因此，它从始至终在全国未建立起统一的组织和统一的领导机构。义和团的基层组织为“坛”，或称“坛厂”、“拳厂”。团民分别属于各个坛口，并围绕坛口进行各种活动，平时主要是操练武术气功，求神、喝符、念咒。一村一镇或一街一巷设一坛或数坛不等。有的地区，在几个或十几个坛口之上，还设有总坛口。总坛口的负责人称老师，坛的首领称大师兄、二师兄，男团员称“大众”，彼此互称“师兄”；女团员称“二众”，彼此互称“姊妹”，在团内地位一律平等。各总坛口之间没有统属关系，每当斗争需要联合行动时，则散发帖子邀请，由有声望的大坛口负责人统一指挥战斗。由于有着共同的斗争目标，所以能够做到“传单一出，千人立聚”，虽远在千里之外，也能迅速前来参加战斗。
由于组织的分散，义和团在各地提出的口号不尽相同。但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山东冠县义和团打出“助清灭洋”或“扶清灭洋”的旗帜后，类似的口号就在各地义和团中迅速地流传开来。在义和团运动高潮中，“扶清灭洋”同样是各地义和团的主要口号和旗帜。这个口号，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上升为最主要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降到次要的服从的地位这一客观现实，在农民群众中的朴素的反映。“灭洋”作为农民群众朴素的反帝口号，触及到了“救亡”这一时代的主题，具有无可争辩的正义性；但它又是笼统排外的口号，反映了义和团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还处于“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扶清”可以减少来自清朝官府的压力，集中力量反帝，但也模糊了人们对清政府反动本质的认识，给清政府对反帝运动的破坏，造成了可乘之机。总之，这个口号的提出，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说，它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义和团反帝斗争的阻力，有利于争取更广泛的群众参加到义和团运动当中来，促进了义和团运动高潮的到来。但是，这个口号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农民阶级对客观形势进行科学分析的结果，因此它也就不可能把群众反帝斗争引向胜利。
义和团运动的蓬勃发展，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的侵略势力。帝国主义各国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运动，保持和扩大它们在华的侵略权益，进而实现瓜分中国的野心，决定联合出兵，发动一场空前残暴的对华战争。
早在光绪二十六年三月（1900年4月），列强就向清政府发出联合照会，限令“两月以内，悉将义和团“匪”一律剿除，否则将派水陆各军驰入山东、直隶两省，代为剿平”。五月一日至三日（5月28日至30日），各国公使经反复磋商，决定联合出兵镇压义和团。他们一面调集在华武装组成特遣队前来北京“保护使馆”；一面电请各国政府增兵来华，并警告清政府说：“不论中国政府的态度如何，各外国公使已决定调兵来北京，我们劝告中国政府让步，以免引起意外的结果。”清政府屈服于各国的压力，竟同意侵略军进京。这样，于五月四日和六日（5月31日和6月2日），俄、英、美、日、德、法、意、奥八国侵略军四百余名，分两批乘火车进入北京。与此同时，各国舰队和侵略军迅速向渤海湾集结，到五月六日（6月2日），停泊在大沽口外的外国军舰达到二十四艘，侵略军达八千人。五月十四日（6月10日），八国侵略军二千三百名，在英国海军中将西摩率领下从天津向北京进犯。五月二十一日（6月17日），侵略军悍然向大沽炮台发起猛烈攻击，经六小时激战，大沽炮台失守。至此，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正式爆发。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1900年6月）中旬，在清政府面前出现了极其复杂而又严重的局势：一方面，帝国主义联合发动了对华的侵略战争；另一方面，义和团的反帝斗争，因帝国主义的武装进攻而更加高涨。究竟如何办，清政府必须作出迅速的抉择。为此，从五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6月16日至19日），慈禧太后连续召开四次御前会议进行研究。会上，对帝国主义是和还是战?对义和团是剿还是抚?发生了严重分歧。吏部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等人主张剿杀义和团，使洋人不再派兵入京。光绪帝支持这一派人的主张。端王载漪、协办大学士刚毅等则主张利用义和团与列强对抗。双方互不相让，会议无法作出决定。二十三日（19日），大沽炮台失守、联军大举入侵的消息传到北京，慈禧太后紧急召开第四次御前会议，决定对各国宣战。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清政府发布宣战上谕，表示对侵略者要“大张挞伐，一决雌雄”。同时，清政府发出正式招抚义和团的上谕，奖给义和团粳米十万石、白银十万两，并任命庄亲王载勋、协办大学士刚毅等统辖义和团，要义和团绝对听从他们的管理和指挥，违者处死。表面上看来，清政府似乎要与帝国主义决战了，其实不过是故作姿态罢了。二十九日（25日），即宣战后四天，慈禧太后在答李鸿章的谕旨中说：“此次之变，事机杂出，均非意料所及。朝廷慎重邦交，从不肯轻于开衅。”三十日（26日），在答复各省督抚时又说：“此次义和团民之起，数日之间，京城蔓延几遍，其众不下十数万，自兵民以至王公府第，所在皆有。剿之则即刻祸起肘腋，生灵涂炭，只可因而用之，徐图挽救。”六月三日（6月29日），清政府电令驻外使节，向各国解释对外宣战非出自朝廷本心，乞求各国谅解，并无耻表示对义和团这股“乱民”，一定“设法相机自行惩办”。这一切，充分说明清政府对外宣战的根本原因，是借宣战躲过义和团的打击锋芒，并有效地控制义和团，最后借助帝国主义的力量消灭义和团。
清政府宣战后，东南各省督抚公开抗拒，宣称凡五月二十五日以后的“宣战”与“招抚”上谕都是“矫诏”，概不奉行。同时，他们又直接与帝国主义订立约章，实行所谓“东南互保”。五月三十日（6月26日），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委托督办铁路事务的买办官僚盛宣怀指使上海道余联沅与各国驻上海领事制订《东南互保约款》、《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中外商民人命产业为主”。不久，两广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袁世凯、浙江巡抚刘树棠、闽浙总督许应骚等都参加了“东南互保”。这一举措，使帝国主义解除了后顾之忧，可以集中力量在北方发动侵略战争，并且阻碍了义和团运动向南方的发展，破坏了东南各省人民的反帝斗争。
八国联军的侵略战争，激起了义和团和部分爱国官兵的英勇抵抗。他们不顾清政府的阻挠破坏，顽强地战斗在反侵略战争的最前线，表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的英雄气概。
当五月十四日（6月10日）西摩率领的侵略军向北京进犯时，京津铁路沿线的义和团首先拆毁部分铁路，并在沿途伏击敌人。在义和团的狙击下，侵略军进展极为缓慢，四天时间才前进60公里，到达廊房车站。五月十八日（6月14日）清晨，义和团约三百余人将廊房车站包围，他们“奋不顾身，直逼火车，持矛猛触”，狠狠地打击了侵略者。二十二日（18日），义和团二千人与董福祥部清军三千人向廊房车站发起猛烈攻击，经过两小时激战，杀死敌军五十多名。西摩看到“进京之路，水陆俱穷”，只好退回杨村，沿北运河向天津逃命，直到三十日（26日）才狼狈地窜回天津租界。这次廊房大捷，打死打伤侵略军三百人，粉碎了八国联军进犯北京的计划，大大鼓舞了京、津人民抗敌的勇气。
在天津，义和团和侵略军的战斗，是从五月下旬（6月中旬）开始的。五月二十一日（6月17日）晚上，攻陷大沽炮台的侵略军由大沽分乘火车开往天津，盘踞老龙头火车站。二十二日（18日），义和团向老龙头火车站发起攻击，杀伤大量敌人，其中二千名俄军竟死伤五百名之多。此后，义和团在天津火车站和紫竹林租界，与侵略军展开顽强的争夺战。在战斗中，义和团表现了义无反顾、置生死于度外的勇敢精神。据记载，他们“遇有战事，竞冲头阵，联军御以枪炮，死者如风驱草，乃后队存区区之数，尚不畏死”。从六月十日（7月6日）起，战斗愈益激烈，义和团和聂士成所部武卫前军，连续和敌人苦战三昼夜。六月十三日（7月9日），侵略军分两路向驻守在八里台的聂士成军发动攻击，聂士成率部英勇抵抗，最后身中七弹，壮烈牺牲。这时，清政府已决计投降，急调两广总督李鸿章回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调四川提督宋庆为帮办北洋军务大臣。遵照清廷的旨意，宋庆于六月十四日（7月10日）到达天津后，不是率军抵抗侵略军，却大肆屠杀义和团。由此部分团民被迫撤离天津。六月十八日（7月14日），侵略军炸开城墙拥进天津城内。义和团和部分清军临危不惧，与联军展开巷战和肉搏，许多人壮烈牺牲，后被迫撤离，天津失陷。
在北京，义和团也与侵略者展开了英勇的战斗。因为在北京的帝国主义分子分别集中在东交民巷公使馆和西什库天主教北堂内，因此，义和团攻击的目标也就在这两个地区。五月十九日（6月15日），义和团和部分清军开始围攻西什库教堂；二十四日（20日），包围了东交民巷公使馆。在这两处的战斗中，义和团同样表现了英勇无畏的精神。尽管在机枪扫射下，遭到重大牺牲，但他们仍然前仆后继，奋勇向前，毫不退缩。然而，清政府在把义和团攻击的矛头引向公使馆后，又很快地出卖了义和团。自五月二十七日（6月25日）起，荣禄即遵照慈禧太后的旨意，对使馆明攻暗保，不断派人去使馆慰问，并送去粮食、蔬菜、水果等物。因此，义和团围攻使馆56天、围攻西什库教堂63天，都未能攻下。
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兵力增至二万人。七月十日（8月4日），联军分两路，从天津沿运河两岸向北进犯。这时津、京地区尚有清军十万人，但清政府已一意主降，组织不起有效的抵抗；清军则毫无斗志，遇敌退溃。只有义和团和部分清军在北仓进行了英勇抵抗，打死打伤侵略军数百人。十二日（6日），直隶总督裕禄在杨村兵败自杀。十三日（7日），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为议和全权大臣，决心向侵略者乞和。十五日（9日），原任巡阅长江水师大臣李秉衡奉命统率各地赴京援军万余人在河西务迎战侵略军，结果也是一触即溃，李秉衡自尽。十九日（13日），八国联军攻占通州。当晚，日、俄军队进抵北京城下。在京的义和团和部分爱国官兵奋起抵抗，激战一夜，有效地阻止了敌人的进攻。二十日（14日），侵略军攻入北京城内，清军大都溃逃，只有部分爱国官兵与义和团同联军展开激烈的巷战。当晚北京沦陷。二十一日（15日）凌晨，慈禧太后带领光绪帝及王公大臣仓惶出逃，先至太原，后转赴西安。
沙俄在参与八国联军侵华的同时，又以保护中东铁路为借口，出兵侵占我国东北地区。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三日（1900年7月9日），沙俄分兵六路向我国东北进犯。至九月九日（10月31日），仅两个多月的时间，俄国侵略军就占据了东北的主要城市和铁路交通线。在侵犯我东北过程中，俄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制造了血洗海兰泡、江东六十四屯和火烧瑷珲城等一系列惨案。面对俄军的暴行，东北义和团、各族人民和爱国清军一起，奋起抗击，予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八国联军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对中国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
联军统帅瓦德西是闰八月二日（9月25日）到天津，闰八月二十四日（10月17日）到北京的。这时距八国联军从大沽陆磕已过4个月。他在日记中所记沿路的景况是：从大沽到灭津之间，所有沿途村舍，皆成颓垣废址。原有五万居民的塘沽，“已无华人足迹”。从天津到北京，沿途房屋未被毁坏者极为罕见，“大都早已变成瓦砾之场”。据他估计，从大沽经天津直到北京沿线，至少五十万人变成无家可归的流民。
另据记载，联军攻陷天津，“城门刚一打开，联军就出现在城里的各个角落，于是，中国人的有一点价值的便于携带的财物就换了主人”。
联军攻占北京后，这种烧杀抢掠更达到了疯狂的程度。他们见人就杀，“以致尸横满地，弃物塞途，人皆踏尸而行”。联军从各级军官、教士到普通士兵，一无例外地参加了抢劫活动。皇宫和颐和园所藏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物、金银珠宝，包括《永乐大典》等数万册珍本图书，均被抢劫一空。
帝国主义者口口声声攻击谩骂义和团“野蛮”、“残暴”、“杀人放火”，但铁的历史事证明：真正野蛮、残暴和杀人放火的恰恰是帝国主义自己。
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为继续扩大侵略战争，陆续增兵至十万七千人。他们以北京、天津为中心，分兵数路向东、西、南、北四个方面，进行野蛮的攻掠。此时，清政府已完全撕去“宣战”的假面具，彻底暴露了卖国投降的真面目。慈禧太后一逃出北京，就催令李鸿章迅速北上，并加派庆亲王奕勖会同商办“议和”事项。八月二十四日（9月17日），在山西崞县的慈禧太后又发布上谕，说“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剿除不可”，通令清朝官兵对义和团要“实力剿办，以清乱源”。从此以后，中外反动势力就公开联合起来，对义和团进行了血腥的镇压。
闰八月初（9月底），俄、德两国合兵攻占芦台。接着俄兵东下进犯山海关；英军从大沽乘舰径取山海关炮台和火车站；德军先占秦皇岛，然后又夺得北塘，津榆铁路沿线全被敌人占领。闰八月下旬（10月中旬），英、法、德、意四国侵略军一万多人沿芦保铁路向南推进，直至保定。面对帝国主义的攻掠，清军不仅不进行抵抗，反而用大肆杀戮义和团的行动来表示对侵略者的欢迎。联军统帅瓦德西写道：“当联军（向保定）前进之际，常常发现中国军队与拳队相战之遗迹。各个城镇入口之处，多悬已斩拳队领袖之头，以欢迎联军。”因此，他得意忘形地说：“现在余已居然自认为攻打拳党之中国官军统帅矣。”在清军的配合下，这年冬天，德、法军向西攻娘子关、固关，山西移动；德、意军向北攻居庸关，侵入宣化，占领张家口；另一支侵略军则向东，逼近山东边境。在中外反动派的联合剿杀下，各地义和团遭到残酷的镇压。
从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日（1900年8月14日），联军侵占北京起，到《辛丑条约》签订，有关和约的谈判，整整拖了一年多的时间。在这期间，谈判主要不是在帝国主义与清政府之间，而是在帝国主义之间进行的。
帝国主义各国在共同侵略中国的目标下暂时联合起来，但各个帝国主义在如何从中国攫取最大利益的问题上，各有各的打算，彼此矛盾重重，一时难于调和。经过激烈争论，各国于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1900年10月）接受了美国在六月（?月）提出的《第二次门户开放宣言》。这个宣言除重申第一次“门户开放”政策原则外，又虚伪地提出“保持中国的领土和行政完整”的主张。依据这个原则，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基本政策达到了共同的结论：继续维持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的统治，形式上保持中国的“领土和行政完整”，实际上对中国建立帝国主义列强的共管。十一月三日（12月24日），它们提出《议和大纲》十二条，强迫清政府接受。慈禧太后见《议和大纲》上没有把自己作为祸首加以惩办的条款而感激涕零，立即命令奕勖、李鸿章“所有十二条大纲，应即照允”。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1901年9月7日），由奕勖、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俄、英、美、日、法、德、意、奥、西、比、荷十一国代表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
杨深秀《辛丑条约》共十二款，其主要内容有：（1）赔款白银四亿五千万两，以关税、盐税和常关税作担保，分三十九年还清，年息四厘，本息共九亿八千多万两，另有各省地方赔款二千多万两。（2）拆毁大沽炮台及北京至大沽沿途的各炮台，允许各国在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的十二个战略要地驻军；在北京东交民巷设立使馆界，界内不准中国人居住，外国可在界内驻军。（3）永远禁止中国人民成立或加入任何反帝组织，违者处死；地方官对辖区内发生的“排外事件”，如不及时弹压惩办，“立即革职，永不叙用”。（4）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位在六部之上。
《辛丑条约》是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又一副沉重的枷锁，它的订立标志着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首先，通过条约，帝国主义大大加强了在华的侵略势力，从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完全控制了清政府，为它们对中国进行军事控制、政治奴役和经济掠夺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第二，清政府以条约的形式承担了保护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利益的义务。从此，清政府不仅是中国封建势力的总代表，而且彻底成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第三，巨额赔款极大地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中国的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全部被帝国主义所控制，中国的社会经济陷于崩溃。
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虽然在中外反动派联合剿杀下悲壮地失败了，但是，农民英雄们抛头颅、洒热血创造的历史功绩却是永垂不朽的。第一，它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迷梦。瓦德西在给德国皇帝威廉的报告中说：中国群众“含有无限蓬勃生气”，“中国所有好战精神，尚未完全丧失，可于此项拳民运动中见之”，因此，“无论欧美、日本各国，均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第二，义和团运动也沉重地打击了中国的封建买办势力，进一步暴露了清王朝反动卖国的真面目，加速了这个反动王朝的崩溃。第三，义和团运动大大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觉悟程度，直接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孙中山对义和团运动前后的形势曾经作过一次鲜明的对比，他说：义和团运动以前，“举国舆论莫不目余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惟庚子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碗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造成这种差别的，无疑应归功于义和团。
义和团运动失败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它仍然是一场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自发的群众运动。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造成义和团运动没有科学的革命理论作指导，不能对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势作出深刻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正确的纲领和斗争策略。
义和团反帝斗争的历史再次证明：一方面农民阶级不但是反封建的主力军，而且是反帝的主力军；另一方面，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单纯农民战争不可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