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
光绪二十四年（1898），在资产阶级维新派推动下，一场自上而下的变法维新运动在中国蓬勃开展起来。这一年是中国农历戊戌年，故称其为戊戌变法或戊戌维新。这场运动是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民族资本主义得到初步发展、维新思潮逐渐高涨的基础上产生的。
资产阶级的维新思想，是伴随着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民族资本近代工业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而逐渐发生和发展起来的。70年代，一部分受资本主义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面对严重的内忧外患，开始酝酿并提出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现状的主张。但这时他们还没有同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划清界限。中法战争失败后，随着外国列强侵略日益加深和洋务运动的开始破产，具有维新思想的人显著增多。他们开始公开批评洋务运动，强烈要求抵御外国的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积极主张发展民族工商业，并且认为只有学习西方进行社会改革，改变腐败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度，才能使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抵抗外国的侵略，中国才能有出路。这样，资产阶级维新思潮就在社会中形成了。在七八十年代，代表这种思潮的主要人物有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汤震、陈虬、陈炽、何启、胡礼垣等人。而康有为则进一步发展了这种维新思想，创立了系统的变法维新理论。
康有为（1858～1927）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县人。他青少年时代，受过严格的儒家传统教育，博通经史。但是，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社会的动荡不安，他逐渐认识到那种脱离国计民生的封建文化已不能应付社会大变动的局面。光绪五年（1879），他游历香港，初步接触到资本主义文明。后来，他又从中国早期维新派和外国传教士的许多译著中接受了一些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逐渐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比中国的封建制度要优越。不能再用旧时代看待“蛮夷”的眼光去衡量它们了。他认为中国要想摆脱民族危机，走向独立富强，必须向西方国家学习，改变现状，变法维新。中法战争以后，康有为的变法思想日渐成熟。光绪十四年（1888），他利用在北京参加乡试的机会，第一次给光绪皇帝上书，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项主张，劝光绪帝及早变法图强，以挽救国家的危亡。这封上书由于封建守旧势力的阻挠未能送到皇帝手中，康有为也被主考官徐桐斥为“狂生”，被取消录取资格。但通过上书，维新思想得到进一步传播，康有为开始名扬海内。
康有为上书失败后，康有为回到广东。光绪十七年（1891），他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学馆，招生讲学，传播维新思想，培养维新骨干力量，著名弟子有梁启超、陈千秋、麦孟华等人。同时，他又着手研究理论并从事著述，为变法维新创立理论根据。从光绪十六年至十九年（1890～1893），康有为在梁启超等弟子的协助下，先后完成《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两部重要著作，为变法维新运动的产生提供了理论根据。
《新学伪经考》，共十四卷，初刊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在这部书中，康有为继承今文经学的传统，用历史考证的方法，论定自东汉以来被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奉为神圣经典的古文经，都是王莽的国师刘歆为王莽篡汉建立“新朝”制造理论根据而伪造出来的。因此，古文经典统统是伪经，是“新朝”之学。从学术上看，康有为把古文经一概说成是伪造，并没有真实的历史依据，但他的大胆议论在当时的政治思想领域却产生了犹如“飓风”一般的震动。首先，他公然宣布封建统治者奉为经典，社会上“无一人敢违者，亦无一人敢疑者”的古文经是伪造的，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清朝正统学派的根基，有助于知识分子摆脱儒家思想的束缚，探求与接受新思想。第二，在政治上，打击了封建顽固派“述而不作”、“恪守祖训”的守旧思想，为维新派的“因时变革”的政治主张提供了理论依据。
《孔子改制考》，共二十一卷，写于光绪十八年（1892），初刊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这部书详尽论述了“托古改制”思想和历史进化论观点。康有为认为，包括孔子在内的先秦诸子，都是“托古改制”的。他说，“六经”就是孔子为改变当时社会状况，按照自己的政治观点，假托古圣先王尧、舜的言论而制订的。在这里，康有为是在充分利用孔圣人的权威来论证自己的“布衣改制”权利，从而排除顽固派用“非圣无法”的旗号反对变法的阻力。在《孔子改制考》这部书中，康有为还依据今文学派的理论，充分发挥“通三统”、“张三世”的学说。所谓“三统”，是说夏、商、周三代不同，当随时变通因革；所谓“三世”，是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必经“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个阶段，愈变愈进步，绝非人力所能阻止。他利用自己接触到的西方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附会“三世”说，提出“据乱世”就是君主专制时代；“升平世”就是君主立宪时代；“太平世”就是民主共和时代。康有为的这种历史进化论的观点，有力地冲击了封建统治者宣扬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历史不变论和“治乱相循”的历史循环论，论证了变法和变封建专制为君主立宪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总之，康有为在这两部著作中，以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和自由平等学说为武器，系统论述了变法的必然性与必要性，为行将到来的维新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
甲午战争及中国在战争中的惨败，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为“救亡图存”，全国人民都积极行动起来了。光绪二十一年二月（1895年3月），康有为与梁启超到北京参加会试。这时，甲午战争即将结束，李鸿章正在马关与日本议定投降条约。三月二十一日（4月15日），《马关条约》的内容和即将签字的消息传到京师，引起各阶层人士的无比义愤。在京应试的各省举人纷纷上书都察院，要求清政府拒绝签订可耻的卖国条约。全国人民以及士子们的爱国热情，使康有为受到极大鼓舞。他决定联合在京的所有举人，进行一次更大规模的上书，为变法造成声势。经过广泛联络，一千三百多举人在康有为起草的上皇帝书（第二次向皇帝上书）上签了名，并于四月八日（5月2日）递交都察院。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在这次上书中，康有为在痛陈民族危亡的严重局势后，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请求光绪皇帝当机立断，实行“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四项大计。他认为，前三项都是“权宜应敌之谋”，只有第四项即变法，才是“立国自强之策”。这次上书，虽然因都察院拒绝接受，未能送到皇帝手里，但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通过上书，坚决要求抵抗帝国主义侵略，保持中国的独立和完整，希望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并让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分享一部分政治权力，这无疑是有利于中国社会向前发展，具有爱国主义性质和进步意义的。这次事件，实际上是康有为领导下的知识分子的大请愿运动，它冲破了清政府规定的士人不许干政的禁令，标志着长期酝酿的维新思潮发展成为具有一定群众性的变法维新的政治运动，它成了变法维新运动的起点。康有为的万言书虽未上达，但它的全文已辗转传诵，风行一时。上海、广州等地还特地为此刊印《公车上书记》，广为宣传。这就有力的推动了变法维新运动的发展，而康有为也因此成了全国瞩目的维新派领袖人物。
“公车上书”次日，会试榜发，康有为中进士，授工部主事。同年五月六日（5月29日）和闰五月八日（6月30日），康有为又连续向皇帝上了第三书和第四书，进一步强调必须尽快变法维新的道理。并在第四书中正式提出“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光绪帝读到第三书，阅后“极嘉许”。立即命令抄迭慈禧太后、军机处和各省督抚。接着光绪帝的师傅翁同稣亲自接见康有为，进行了长达五小时谈话，商讨变法事宜。其他帝党官僚如孙家鼐、文廷式、杨深秀等也开始与康、梁密切往还，时相过从。这样，维新派就取得了皇帝的支持，并与帝党结合起来，因而加速了维新运动的发展。
“公车上书”以后，维新派为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一方面继续向皇帝上书，力促光绪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同时加紧对官僚和知识分子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广造舆论，厚集力量。这些宣传组织工作主要是成立学会、出版报刊和兴办学堂。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1895年8月17日），康有为、梁启超首先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十一月一日改名《中外纪闻》），由梁启超等编辑文稿，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鼓吹维新。经康有为的奔走联络，十月初（11月中旬），维新派联合帝党官僚文廷式等组织强学会，定期集会讲演，介绍西学。不久，康有为在上海成立强学分会，十一月二十八日（1896年1月12日），出版《强学报》。虽然由于顽固派的反对，十二月六日（1896年1月20日）北京强学会被劾，遭封禁，上海强学会随之解散，《强学报》也于第三号终刊，但维新派却由此为议论时政的风气，打开了局面，已经兴起的维新运动在全国各地更加蓬勃地开展起来。
梁启超在上海，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一日（1896年8月9日），黄遵宪、汪康年等创办《时务报》，由梁启超任主笔，负责撰稿与编辑。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县人。少年时代即熟读经史，十四岁中秀才，十七岁中举。后来，他在康有为的影响下，广泛阅读中外各种书籍，接受了康有为的变法主张，成为康有为最得力的助手。梁启超在主持《时务报》期间，以充沛的爱国热情，犀利的文笔，写了大量论文，宣传西学，鼓吹变法，对维新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他所撰的《变法通议》一文，在《时务报》连续刊载，影响尤为巨大。几个月内，《时务报》销数增到一万七千份，创国内报纸发行数字的最高纪录，成为影响全国的维新派的喉舌。
在湖南，变法维新运动在谭嗣同、唐才常的积极活动下迅速开展起来。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少年时随浏阳著名学者欧阳中鹄学习，钻研王夫之、黄宗羲的著作。后游历南北各省，既饱览大好河山，又目睹人民的灾难和国家的危机，逐渐产生了爱国思想。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使他走上爱国救亡的道路。光绪二十二年二月（1896年3月），他在北京结识梁启超等著名维新派，开始投身于变法维新活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春，谭嗣同写成《仁学》一书，以资产阶级的民权思想，阐述国家和阶级的起源，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以及纲常名教进行了比较深刻的批判，号召“冲决”一切封建“网罗”。就在这一年，他与唐才常、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督学江标相结合，先后创办《湘学新报》（后改名《湘学报》）、长沙时务学堂，宣传变法，培养维新人才。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一日（1898年2月21日），谭嗣同与唐才常又在湖南建立南学会，创办《湘报》。在变法维新运动中，湖南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
在天津，光绪二十一年（1895，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就开始了变法维新的宣传鼓动工作。严复（1853～1921），字几道，号又陵，福建侯官人。同治五年（1866）考入福建船政学堂，光绪二年（1876赴英国学习海军，光绪五年（1879回国后，长期担任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教务长）和总办（校长）。甲午战争后，鉴于形势危迫，严复在天津《直报》上接连发表《论世变之亟》、《救亡决论》、《原强》、《辟韩》等重要论文，宣传维新，鼓吹改制。严复对翻译西书极为重视，决心“致力于译述以警世”，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系统介绍西方思想与文化名著，用以救亡图存的翻译家。当时，影响最大的是他翻译的《天演论》一书。《天演论》是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论文集《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中的前两篇。在译文中，严复特别强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观点，认为国与国、种族与种族之间同样是个生存大竞争的场面，弱国如不奋发图强，就不可避免地要遭到“弱肉强食”、“弱者先绝”的厄运。这种观点用生物进化论代替阶级斗争学说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是错误的。但严复是在中国面临被瓜分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站在被压迫民族的立场上，呼吁人们不甘作“劣等民族”，而应学习西方，“与天争胜”、“自强保种”，挽救祖国的危亡。这就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唤起人们变法图强的觉醒。所以，《天演论》出版后，立即风行全国，不仅成为维新派提倡变法的理论基础，而且对中国的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扩大变法思想的传播，光绪二十三年（1897），严复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和《国闻汇编》，并立即连续刊载《天演论》。《国闻报》与上海《时务报》相呼应，成为维新派南北两大喉舌，居于舆论界的领导地位。
除北京、上海、湖南、天津以外，在其他地区也出现了许多报刊、学会和学堂。据不完全的统计，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1895～1897），全国建立的学会33个，新式学堂十七所，报刊十九种。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学会、学堂、报馆合计达三百所以上。所有这些，都有力地冲击了传统的封建思想文化和顽固守旧的社会风气，扩大了变法维新思想的阵地，预示着维新运动高潮的到来。
维新运动的迅猛发展，引起封建顽固势力的仇恨和攻击。洋务派虽然也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但在维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纲常名教这一根本问题上和顽固派是一致的，他们结合起来，共同反对维新派。这样，就形成了维新思想同封建顽固思想、洋务思想的尖锐对立，并展开了激烈的思想论战。论战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问题上：
第一，要不要变法。顽固派、洋务派为维护反动的封建生产关系和腐朽的封建统治，坚持“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坚决反对变法。荣禄气焰嚣张地说：“祖宗之法不能变。”大学士徐桐甚至喊出：“宁可亡国，不可变法。”洋务派只主张改变一些枝节问题，而根本反对改变封建制度。针对顽固派、洋务派的不变论，维新派依据进化论的观点进行了驳斥。他们一致认为，不断变化和发展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用梁启超的话来说就是：“变者，古今之公理”，如果停止变化，“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因此，他们得出结论：守旧不可，必须变法，“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针对洋务派的观点，康有为指出：清朝的统治已经是粪墙、朽木，于疮百孔，必须以开创的精神进行全面改革，洋务派徒事弥补，不改变封建专制制度，是“根本不净，百事皆非”。
第二，要不要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的问题。顽固派和洋务派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他们说：“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议，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维新派提倡民权，设立议院，使民有权而君无权，不合君为臣纲的纲常伦理，是离经叛道，“用夷变夏”，其结果将使犯上作乱者日多，陷国家于大乱。维新派用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的思想，批驳了顽固派、洋务派的谬论。他们指出：“人人皆为天所生，人人皆为天之子”，“人人独立平等”。因此，国家亦不是“君相之私产”，而是“国民之公器”，只有人民才是国家的真正主人。维新派认为，日本和欧、美各国走向富强的根本原因，在于“兴民权”、“开议院”；中国衰弱的根源则在于实行君主专制，“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据此，他们得出结论：“能兴民权者，断无可亡之理。”中国只有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合举国四万万人之身为一体，合四万万人之心为一心”，才能无敌于天下。
荣禄第三，要不要废除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和提倡西学的问题。顽固派从维护地主阶级经济利益和政治统治出发，坚持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拼命反对新学、西学。洋务派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同样把封建的纲常名教作为根本。他们都反对宣传和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针对顽固派、洋务派的谬论，维新派给予了有力地批驳。他们批评八股取士是“谬种流传”，有锢闭智慧、败坏心术、助长游手好闲等三大害，而其中任何一害都足以亡国。维新派对旧学、中学也做了一些批判，认为宋学、汉学、词章之学，无用无实，无补于国家的危亡，都应束之高阁。他们批评洋务派仅袭西方资本主义的皮毛而排斥西学，是“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维新派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富强，“不在炮械军器，而在穷理劝学”。因此，他们主张在中国建立新式学堂，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政治学说，希望通过这种办法，造就人才，使国家富强。
维新派与顽固派、洋务派的这次论战，是中国历史上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主义思想的第一次正面交锋。尽管在论战中，维新派本身存在着不少弱点，如他们所主张的变革只是“渐变”，不是“突变”；他们所说的“民权”，也只限于让资产阶级和部分士绅参政；他们批判封建主义文化，却不敢批判封建文化的总代表孔子。但是，通过这场论战，维新派反复说明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的道理。他们以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为武器，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提出了君主立宪的要求，初步介绍了西方的进化论和民主思想，使若干知识分子开始摆脱一些封建思想的束缚，从而有力地推动了维新运动的高涨。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接着，帝国主义各国纷纷在中国强租海港，划分势力范围。在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刺激下，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把变法维新运动推向了高潮。
为促使光绪皇帝决心变法，从光绪二十三年底到二十四年初（1897年底到1898年初），康有为又连续三次上书光绪帝（即上皇帝第五、六、七书），同时把自己编写的《日本明治变政考》和《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两部书，一并递呈。在上皇帝第五书中，康有为痛切地陈述了当时国内外的严重形势。他指出，从国外来说，“日本议院日日会议，万国报馆议论沸腾，咸以瓜分中国为言”。“譬犹地雷四伏，药线交通，一处火燃，四面皆应。”从国内来说，也已“乱机遍伏，即无强敌之逼，揭竿斩木，已可忧危”。他誓告光绪帝，面对这种局势，如果还不发愤变法，革旧图新，“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八日（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呈递上清帝第六书，即《应诏统筹全局折》，提出三项变法措施：“一日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二日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三日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这便是维新派新变法的施政纲领。这次上书，未提开国会、立宪法，而强调君权变法”，表明维新派在顽固派的强大阻力面前，妥协、退让的软弱性。
康有为在不断向光绪帝上书的同时，仍继续在士大夫中进行宣传组织工作。光绪二十四年（1898）初，他联络广东旅京人士成立粤学会。不久，关学会、闽学会、蜀学会等相继成立。三月二十七日（4月17日），在康有为的倡导下，由帝党官僚、御史李盛铎出面，联合各省学会及正在北京应试的举人，成立“保国会”，提出“保国、保种、保教”三项宗旨。在成立大会上，康有为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呼吁人们起来挽救民族危亡，在听者当中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保国会之后，保浙、保滇、保川等会相继在北京建立。维新派的力量和影响进一步扩大了。
民族危机的严重，全国沸腾的救亡热潮和日益发展的变法维新运动，对清廷产生了重大影响。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及顽固派，坚决反对变法，但在群情激愤的形势下，采取了表面暂时容忍，暗中加紧部署，俟机扼杀变法的策略。以光绪为首的帝党，主张接受维新派的建议，实行变法。胶州湾事变后，光绪帝极为忧虑，表示“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他看到康有为的上书，大为感动，说是除非不顾生死的人，“不敢为此也”。有人攻击“保国会”是“保中国不保大清”，光绪驳斥说：“会能保国，岂不大善。”至此，光绪帝决心利用不断高涨的维新运动来推行新政。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光绪颁布“明定国是”上谕，宣布开始变法。新政从这一天开始，到八月六日（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止，共进行了一百零三天，所以历史上称这次变法运动为“百日维新”。在这期间，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按照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愿望和要求，不断向光绪提出改革的建议，然后光绪有选择地采纳其中一些主要意见，通过颁布诏书的办法，命令各地施行。在一百零三天中，光绪帝共颁布一百多道变法诏令。主要内容有：经济方面：中央设立铁路矿务局、农工商总局，各省设立商务局；提倡商办各种实业，保护和奖励农工商业的发展；兴办商会、农会等民间团体；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决算。政治方面：允许官民上书言事；改革律例，裁撤冗员，澄清吏治。军事方面：裁汰绿营、练勇，令八旗及各省军队一律改练洋操，采用西洋兵制；筹办兵工厂，添练海军。文化方面：普遍设立中小学堂，在北京设立京师大学堂；设立翻译局，翻译外国书籍；准许创立报馆、学会；改革科举制度，废八股，改试策论；派人出国游历、游学，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等。
这些新政措施，既未触及封建专制政体，也未触及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封建土地所有制，改革是很不彻底的。但是，通过改革，在政治上给予人民一定程度的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经济上制订了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文化教育上也采取了一些打击封建旧学，提倡新学的措施。因此，这次改革，实质上是一次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变法法令的颁布，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事实上，在这一百零三天中，北京、上海和一些省会中，也确实出现了一些新气象，士大夫上书言事的多起来了，各地出现了许多新书、新报，各省陆续建立了一些中小学堂，工商业也得到了一些发展。正因为如此，这次改革也就遭到了封建顽固派的疯狂反对。
变法维新运动的过程，始终是维新派联合帝党与顽固派和后党斗争的过程，这种斗争在百日维新期间尤为激烈。顽固势力清醒地意识到，任何微小的社会变革，都会使他们的统治地位发生动摇，所以他们竭力破坏新政。掌握军政实权的中央部院大臣和各省督抚，除湖南巡抚陈宝箴外，对新政诏令，一律采取敷衍塞责的态度，拒不执行。他们集结在慈禧太后的周围，暗中部署力量，伺机对维新派进行血腥镇压。光绪帝下诏变法的第五天，即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1898年6月15日），慈禧太后即强迫光绪连下三道谕旨：一是免去翁同稣的一切职务，将其驱逐回江苏原籍，用以孤立光绪帝；二是凡新授二品以上的官员，要到太后面前谢恩，以此控制用人大权，使光绪无法破格提拔维新人士；三是任命大学士荣禄署理直隶总督，几天后又实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统率由聂士成、董福祥、袁世凯分领的北洋三军，从而控制了京津地区的兵权。同时，慈禧太后又派亲信控制了京师及颐和园的警卫权；派爪牙进入皇宫，严密监视光绪帝的言行。这些行动表明，新政刚开始，顽固派就已做好了政变的准备。
面对顽固势力的阴谋活动，维新派和帝党当然不能束手待毙。但他们一无兵，二无权，又脱离群众，所以只能采取极端软弱的对抗措施。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在上不开罪于太后，在下不激怒守旧大臣的前提下，进行改革。但是，即使这样，顽固派也仍然不能容忍。七月中旬（9月初），双方斗争达到白热化的程度。七月十九日（9月4日），光绪下令将公然破坏维新法令、阻挠上书言事的礼部六堂官全部革职。二十日（5日），光绪又命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以四品卿衔任军机处章京，负责起草新政诏书，批阅变法奏章。这些措施引起顽固派的更大仇恨，内务府官员数十人环跪太后面前失声痛哭，攻击光绪，恳求皇太后临朝“训政”；荣禄则加紧调兵，控制京津间的交通要道。在这万分紧急的形势下，光绪于七月二十九日、八月二日（9月14日、17日）连续给康有为等发出两道密诏，要他们想办法挽救危局。八月三日（9月18日），康有为召集谭嗣同、梁启超等共商对策，决定由康有为求见英国公使，希望帝国主义出面干涉；由谭嗣同于当夜密访袁世凯，劝袁勤王，杀荣禄，除旧党。袁世凯（1859～1916），河南项城人。中日战争前曾随军驻朝鲜，光绪十一年（1885）升任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全权代表。光绪二十一年（1895）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后曾参加强学会，进行投机。变法开始后，光绪帝接受维新派的建议，于八月一日、二日（9月16日、17日）两次接见袁世凯，赏他侍郎头衔，委以专办练兵事务。三日（18日）夜，谭嗣同把杀荣禄的计划告知袁世凯后，袁世凯一面假装答应，一面即向荣禄告密。此时，康有为等分头到英、美、日等驻华公使馆联系，幻想争取他们出面帮助，但均无结果，幻想终成泡影。
谭嗣同在帝后两派激烈斗争的关键时刻，八月四日（9月19日），慈禧太后从颐和园赶回皇宫，密作政变准备。六日（31日），慈禧太后正式发动政变，将光绪囚禁于南海瀛台，宣布重新“训政”，并下令大肆搜捕维新派人士和支持变法的官吏。这时康有为已于前一日离京，在英国人帮助下逃往香港；梁启超在日本使馆帮助下逃往日本。谭嗣同在政变发生后，积极设法营救光绪。很多人劝他逃往日本，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八月十三日（9月28日），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一同被杀于北京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其他维新派人士和支持变法的官吏数十人或被革职，或被流放。新政措施，除京师大学堂以外，先后被全部废止，戊戌变法宣告失败。
戊戌变法维新运动，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发动的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运动。这场运动，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第一，在运动中，维新派通过上书、著作和演说，反复向人们陈述民族危机的空前严重，号召人们起来救亡图存。在维新派看来，救亡图存是变法维新的出发点，而变法维新的目的则在于争取中国的独立。因此，这场运动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性质，从而就大大提高了人们争取独立的民族主义觉悟。第二，在整个运动过程中，维新派有力地揭露和批判了阻碍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弊政，促进清政府第一次明令承认民族资本企业的合法性，并通过皇帝多次发布上谕，要求各级政府对这些企业加以鼓励和保护。应该说，光绪二十一年（1895）以后，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得到某种程度的发展，是与变法维新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分不开的，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于国计民生有利，而且还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提供了更雄厚的物质基础。第三，在运动中，维新派冲破清政府的禁令，初步争得言论、出版、结社等民主权利，为民主思想的传播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他们在批判封建思想的同时，比较广泛地介绍了西方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进化论、天赋人权论以及自由、平等的思想，开始在知识分子中传播开来。过去，人们不敢议论时政、公开批评清政府，而在运动中，不少人大力鼓吹变法，在报纸上和学会、学堂里公开讨论和宣传民权、进化等学说，这就大大推动了人们从封建主义思想下解放出来的步伐，从而为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软弱性和妥协性。首先，维新派要改革封建制度，发展资本主义，但却依靠没有实权的皇帝和少数封建官僚、军阀，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在改革过程中，不仅未根本触动封建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而且还处处向守旧势力妥协、退让。第二，维新派大力宣传救亡图存，争取中国的独立，但又幻想帝国主义帮助、支持中国的变法维新。第三，维新派本身力量弱小，又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甚至对群众斗争抱敌视态度。因此，当强大的封建守旧势力反扑时，他们一触即溃，很快败下阵来。
戊戌变法的失败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本确立的历史条件下，依靠清朝统治者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是行不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