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
19世纪60年代初，在外国入侵和国内人民起义的双重打击下，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分化。一部分当权官僚，在已经变化的形势面前，仍然采取闭目塞听的态度，主张继续维持传统的封建统治秩序，反对任何变革，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尤为深恶痛绝。因此，这部分人被称为顽固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大学士倭仁、徐桐、李鸿藻等。另一部分握有实权的官僚，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下，感到中国正面临着千古未曾有过的大变局。他们从清政府在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中，特别是在同外国侵略者勾结起来共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经历中，看到了西方船炮的巨大威力，认识到要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必须与外国合作，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仿造西方的船炮，采取西法练兵。他们认为，要解除“内忧外患”的危机，“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而“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由于他们主张取法于外洋，所以历史上称他们为洋务派，把他们所搞的活动称为洋务运动。这一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在中央政府内有领班军机大臣恭亲王奕沂、军机大臣桂良、文祥等，在地方上则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及后起之张之洞等有实力的督抚。由于李鸿章经办的洋务最多，影响最大，因而成为洋务派最主要的代表。
当时，主持全国洋务活动的最高机构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鸦片战争前，清政府没有专门的、统一的外交机构，对外事务主要由礼部和理藩院兼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设立先后由两广总督和两江总督兼领的五口通商大臣，负责对外交涉事务。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面对日益频繁的外交事务和公使驻京的新局面，为适应中外关系的转变，奕沂等于咸丰十年十二月三日（1861年1月13日），奏请在京师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专责成。十二月十日（1月20日），咸丰帝下诏批准。咸丰十一年二月一日（1861年3月11日），该机构正式成立，简称“总理衙门”、“总署”、“译署”；任命恭亲王奕沂、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为总理衙门大臣。总理衙门成立后，除逐步建立内部各种机构外，还下设同文馆、总税务司。同时，根据奕沂的建议，清政府又命崇厚为牛庄、登州、天津三口通商大臣（同治九年改称北洋通商大臣，由直隶总督兼领）；命署钦差大臣江苏巡抚薛焕兼办南方各口通商事务（同治五年改称南洋通商大臣，由两江总督兼领）。总理衙门成立后，除办理外交、通商外，凡举一切与“洋务”有关的事务，诸如关税、学堂、铁路、电报、海防、矿务、传教等，亦均归其管理。因此，总理衙门实际成为同治、光绪两朝开展洋务活动的领导机构。
福州船政局洋务派所搞的“洋务”，内容非常广泛，诸如对外交涉、订立条约、购买西方军火器械、以“洋法”练兵、兴办军用和民用工业、办学堂、派遣留学生等等，都属于洋务运动的范围。但是，他们的主要事业则是兴办近代的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以及用“洋法”训练军队。随着洋务运动重点的变化，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30年中，洋务运动大致可划分为两个阶段：从60年代至70年代初为第一阶段，重点在建立军事工业；从70年代至90年代为第二阶段，重点转为办民用企业。
从19世纪60年代初至90年代，30多年里，洋务派在“求强”的口号下，先后在各地设立约二十座制造枪炮、火药、水雷和兵船的军工厂，其中较重要的有：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和湖北枪炮厂。
安庆内军械所，是洋务派创办的最早的兵工厂。咸丰十一年十一月（1861年12月），曾国藩在安庆设立，主要生产子弹、火药、枪炮，产品供湘军使用；劳动力从水师中调配，未雇洋匠。它虽然仍以手工制造为主，但却集中了一批著名的科技人才，如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为引进科学技术和从手工业制造向机器工业过渡创造了条件，是洋务派仿造西式船炮的开端。
江南制造总局，简称沪局，是当时国内最大的兵工厂。同治元年（1862），李鸿章委派英人马格里在松江城外开办“上海洋炮局”，次年发展为马格里、苏松太道丁日昌、副将韩殿甲分别主持的三个洋炮局。同年十月（1863年12月），李鸿章率军占领苏州，马格里主持的洋炮局随即迁至此地，称苏州洋炮局。同治四年（1865），李鸿章以购置的上海虹口一家美商旗记铁厂为基础，将丁日昌、韩殿甲主持的两所炮局并入，且把曾国藩委托容闳从美国购来的一批机器合在一起，建成江南制造总局。初期聘美国人科尔为总监工，雇美国工匠若干人，后更多地聘用英国技师。同治六年（1867），厂址从虹口迁至上海城南高昌庙；以后基本建设、机器设备，逐年扩充，相继建成机器厂、铸钢铁厂、轮船厂、枪厂、炮厂、火药厂、炼钢厂等，拥有工人二千余名。其创办经费约543万两，以上海海关税收的二成作为常年经费，平均每年约60余万两。该局以生产枪、炮、弹药为主，辅之以修造船舰。所制军火及军用物资，多调拨供应湘、淮军使用。
金陵制造局，简称宁局。同治四年（1865），李鸿章就任两江总督，遂将马格里主持的炮局从苏州移至南京并加以扩充，改称金陵制造局。宁局经费最初由淮军军饷调拨，光绪五年（1879）起由江海关等官署拨银。其机器设备主要购自英国；产品主要是枪、炮、火药和水雷等，大都供应淮军，小部分调拨分发南洋和沿江备省。
福州船政局，简称闽局，是当时国内最大的船舶修造厂。同治五年（1866），闽浙总督左宗棠创设于福州马尾山；同年八月（9月）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举荐前江西巡抚沈葆桢为总理船政大臣接办该局。船政局机器设备购自法国；最初五年任用法国人日意格、德克碑为正副监督，后由中国技术人员接管。创办经费四十七万两，常年经费由闽海关每月拨银五万两，从同治十二年（1873）起每月由茶税项下增拨银2万两。该局从建厂投产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30年时间，共造船三十六艘，分发南、北洋水师使用。
天津机器局，简称津局。奕沂等见江南相继举办军火工厂，且大权均为汉族官僚所掌握，于是奏请命满洲贵族在天津设局制造军械，以“拱卫神京”。同治六年（1867），三口通商大臣崇厚遵命创设“军火机器总局”于津，开办经费二十余万两。同治九年（1870），直隶总督李鸿章接办，改名“天津机器制造局”，在原有基础上进行大规模扩建。该局分为东西两局，东局设在城东贾家沽，主要制造火药、枪炮、子弹和水雷；西局设在城南海光寺，主要制造军需器具和开花子弹；其产品主要供应直隶、东北及江南各地淮系水陆军。
湖北枪炮厂，是洋务运动后期创建的较大的军火工厂。中法战争后，两广总督张之洞即拟在广州筹建一座大型枪炮厂。光绪十五年七月（1889年8月），张之洞改任湖广总督，遂于次年二月（1890年3月）奏准把枪炮厂改移鄂省汉阳大别山麓。二十年（1894），枪炮厂正式开工生产，不久遭火灾，修复后于次年继续生产。该厂创办经费七十余万两，常年经费四十余万两。枪炮厂下设炮厂、枪厂、炮架、炮弹、枪弹五所，规模宏大，机器先进，所造枪炮弹药质量在沪、津两局之上，是洋务运动后期创办的较有成效的军工企业。
从上述军事工厂可以看出，洋务派举办的军事工业，部是官办的，经费由官府拨充，总办由官府委派，管理机构是封建衙门式的官僚机构，产品由清政府直接调拨给军队，不参加市场交换。同时，这些军工企业从设计到施工、机器装备、生产技术，直到原料供应，又处处依赖外国；企业内任用的外国主持人和技术人员垄断专横。所有这些，表明洋务派举办的近代军事工业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和买办性。但是，这些军事工厂已引进西方的机器和技艺，比较普遍地采用雇佣劳动力，19世纪80年代以后，部分产品已由各省以协饷等名目调换或计价购买，因此，这类企业已带有资本主义性质，对中国社会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洋务派在举办军事工业过程中，遇到一系列困难，如资金缺乏，原料、燃料的供应不能保证，交通运输落后等等。他们在实践中认识到：“必先求富而后能强。”李鸿章说：“夫欲自强，必先裕饷，欲浚饷源，莫如振兴商务。”于是，从70年代到90年代，洋务派在发展军事工业的同时，又在“求富”的口号下，兴办一系列民用工业，总数约有20多个，其中规模较大的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
轮船招商局，是洋务派由军事工业转向民用企业、由官办转向官督商办的第一个企业。为开辟财源、抵制外国轮船公司对中国沿海和长江中下游航运的垄断，解决清政府漕粮运输危机，同治十一年（1872），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委派浙江海运委员、候补知府朱其昂筹备轮船招商事宜，十一月二十七日（12月27日）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该局采取“官督商办”的方式，即由官方给予扶植并派员监督，商务则由商董承办并自负盈亏；先后担任总办、会办的除朱其昂外，还有唐廷枢、徐润、盛宣怀、马建忠等。初创时集股困难，其资金大部分来自清政府垫拨的官款，四五年后业务有所发展，官款以承包漕运的方式逐步抵还。该局成立伊始，便遭到外国资本的仇视，美国旗昌、英国太古、怡和轮船公司，采取大幅度降低运费等手段，企图将其搞垮。在外国轮船公司的竞争和排挤下，招商局开辟国外航线受到挫折，被迫停驶。在国内航运方面，招商局得到清政府的扶助，通过包揽漕运和承运官物以及获取免税、贷款、缓息等特权，在激烈竞争中仍能维持航运业务。光绪三年（1877），招商局以高价购进美商旗昌轮船公司轮船和设备，加上自有的12艘轮船，成为一个拥有30多艘商船的大型近代航运企业。在此隋况下，太古、怡和轮船公司与招商局相互采取妥协立场，三次订立“齐价合同”，以避免在角逐中两败俱伤。
开平矿务局，是中国最早用机器采掘的大型煤矿。为解决军工企业和轮船运输所需大量原料和燃料问题，李鸿章自同治十三年（1874）即派人在各地勘探矿产。光绪二年九月（1876年11月），李鸿章派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皆英国矿师勘查开平煤铁矿。次年，李鸿章批准唐廷枢所拟开平矿务局招商章程，规定该企业为官督商办。光绪四年（1878），开平矿务局在直隶唐山开平镇正式成立。光绪七年（1881）该局开始产煤，年产3600余吨，以后逐年上升，至光绪十五年（1889）年产达247，000余吨，除供应轮船招商局、天津机器局和北洋海军外，还大量在市场上出售，使洋煤在天津市场的销售量锐减。为运煤方便，该局于光绪六年（1880）修建了我国第一条铁路一唐山至胥各庄铁路，并于光绪八年（1882）正式通车。
天津电报总局，是我国最早举办近代通讯事业的总机关。直隶总督李鸿章鉴于“各国以至上海莫不设立电报，瞬息之间，可以互相问答”的优点，深感“电报实为防务必需之物”，于是在光绪五年（1879）饬令架设天津至大沽间电报线路，试验发报，效果良好。次年，李鸿章奏请敷设天津至上海的电线，遂后于八月十四日（9月18日）在天津成立电报总局，由盛宣怀任总办，并于紫竹林、大沽、济宁、清江浦、镇江、苏州、上海等地设七个分局。津沪线用费计库平银十七万八平余两，先于北洋军饷内筹垫。光绪七年十月（1881年12月）全线竣工。光绪八年（1882），电报局仿照轮船招商局办法，招商承办，逐步归还官款，成为官督商办企业。这时，英、法、美、德要求在上海设立万国电报公司，添设上海至香港各口海底电线。李鸿章与总理衙门往返函商，决定立即筹集商股先行接办由沪至粤沿海各口陆线，“以杜外人觊觎之渐，而保中国自主之权”。光绪十年（1884），沪粤线竣工，电报局亦由天津迁往上海。此后，电报逐步扩展至全国各重要城市。
上海机器织布局，是洋务派创办的第一个绵纺织工厂。光绪四年（1878），前四川候补道彭汝琮分别向南、北洋大臣呈递禀帖，请求在上海设立机器织布局。李鸿章鉴于“洋货行销中国，日增月盛，尤以洋布为大宗，是以特令购买机器，设局仿造布匹，所以敌洋产而杜漏卮”，即委派彭汝琮和浙江候补道戴景冯筹建上海机器织布局。然而因商股难招，他们在两年的筹建中毫无成效。光绪六年（1880），李鸿章委派江苏候补道龚寿图、候选道郑观应等会同招商集股试办。光绪八年（1882），李鸿章为该局奏准减免税厘，织布局取得“十年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得另行设局”的专利权和“只在上海新关完工正税，概免内地沿途税厘”的优待。因此，光绪十六年（1890）织布局正式投产后，利润丰厚，发展较快，至十九年（1893）已有纱锭35万枚，布机530台。是年九月十日（10月19日），工厂失火，厂房设备几乎全被焚毁。李鸿章委派盛宣怀负责在原地重建，更名华盛机器纺织总厂，于二十年八月二十日（1894年9月19日）重新开工投产。
洋务派所办近代民用工业，采取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而以官督商办为主的方式，实权操在洋务派官僚手中。企业中等级森严，经营管理腐败，生产效率低下。洋务派官僚又依仗政治和经济特权，实行封建垄断，压制民族工业的发展。但是，这些企业的资金主要是由官僚、买办、商人以私人入股的形式筹集的；在企业内部，雇佣大量工人，存在着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企业产品不再实行调拨，而是作为商品在市场出售，目的在于获取利润。因此，洋务派所办的民用企业，基本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
加速清军的近代化，增强清王朝的统治力量，是洋务运动的出发点和重要内容。因此，在创办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的同时，洋务派还开始训练新式陆海军，筹设海防。
在新训练的陆军中，以湘、淮军的力量最强。同治元年四月（1862年5月），李鸿章抵上海，立即令淮军向洋兵学习新式枪炮、阵法。他利用上海的丰富饷源和便利条件，大量购买洋枪洋炮，聘请洋人担任各营教习；到同治三年（1864）秋冬间，淮军从6千余人扩充至五六万人，洋枪三四万支，炮队六七营。在同一时期，湘军曾国藩、曾国荃所部也开始使用洋枪洋炮。左宗棠所部湘军，从同治三年（1863）秋开始同法国人合作，建立洋枪队，同治六年（1867）进兵西北后，军中所用洋枪的比例增加到6成。太平军和捻军起义失败后，清廷不得不进一步依靠湘、淮军维持其腐朽统治，派他去到较大城市和战略要地，代替八旗兵和绿营兵屯驻防守，故称为“防军”。与“防军”同时存在的新式武装是“练军”。同治元年（1862），奕沂等奏准在天津成立洋枪队，聘用外国教官，选派京中绿营兵赴津训练。同治四年（1865），清廷着手从直隶额设经制兵内挑选部分绿营兵，以“简器械，勤训练”为标榜，以洋枪武装，按洋法训练，故定名为“练军”；次年，直隶练就6军，共一万五千人。之后，各省效法直隶，在额设兵内抽选兵丁，“留强汰弱”，“化散为整”，以洋操洋枪洋炮、阵式变换为主要内容，轮流训练。其后绿营兵屡加裁汰，各省卫戍之责遂专属防练军。
编练新式海军，也开始于60年代初期。同治元年（1862），清政府委托回国休假的李泰国在英国订购兵船。他未经清廷允许，即擅自在英国组织“中英舰队”。次年，一支由英国海军军官任司令、包括八艘大小船只的舰队抵达上海，准备加入清军同太平军作战。这种践踏中国主权的行径，理所当然的遭到清政府的拒绝，清廷决定把舰队解散、舰只由自任司令的英国军官带回英国变卖。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侵犯我国台湾，清朝统治者大为震惊，筹办海防之议于是兴起。光绪元年四月二十六日（1875年5月30日），清廷任命李鸿章和沈葆桢分别督办北洋和南洋海防事宜，总理衙门调拨粤、闽等海关收入及江浙等六省厘金，每年约四百万两白银作为海军经费，拟在十年内建成南洋、北洋和粤洋三支海军。海军舰船主要向英、德两国购买，部分船只由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总局提供。光绪十年（1884），南洋、福建两支海军初步建成。次年，在马尾海战中，福建水师遭法舰袭击，几乎全军覆灭；战后虽经修整，但已难以成军。中法战争以后，清政府提出“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的方针，于光绪十一年九月五日（1885年10月12日）成立海军衙门，任醇亲王奕为总理海军事务大臣，庆郡王奕勖和李鸿章为会办，实权则操在李鸿章手里。在李鸿章主持下，光绪十四年（1888）北洋舰队正式建成，拥有军舰22艘!以旅顺和威海卫两个军港为基地，以丁汝昌为提督。但自此年以后，北洋舰队不再添购船舰，每年约四百万两的海防经费，先后约挪用一千万两修建颐和园去了。
为了办理洋务的需要，洋务派还通过多种方式，培养了一批通晓洋务的人才。首先是办学堂。洋务派在19世纪60至90年代前期，相继创办“西文”、“西艺”两类学堂约三十七所。最早建立的学习“西文”的新式学堂是京师同文馆。恭亲王奕沂于咸丰十年十二月（1861年1月）正式奏请培养翻译人才。同治元年七月（1862年8月），在总理衙门属下正式建立京师同文馆，初仅设英文馆，次年增设法文馆和俄文馆，同治十一年（1872年）添设德文馆，光绪二十二年（1896）添设东文馆；同治六年（1867）增设天文算学馆，讲习天文、算学。早期生员仅挑选十三四岁以下八旗子弟，后兼收年岁较长满汉科举出身人员。同文馆先后聘请洋教习四十余人，包括英、法、俄、德语言教师和算学、天文、化学、医学、物理等科教师。其中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任总教习达三十年之久。继京师同文馆之后，李鸿章于同治二年（1863）在上海开设广方言馆，同治八年（1869）在江南制造总局内设立翻译局，并将广方言馆迁入作为附属机构。两广总督瑞麟也于同治三年（1864）设立广州同文馆。学习“西艺”的学堂，主要有：左宗棠于同治五年（1866）在福州船政局附设前、后两学堂，分别学习法文和造船、英文和驾驶；李鸿章于光绪六年（1880）设立的天津水师学堂和天津电报学堂，光绪十一年（1885）设立的天津武备学堂；张之洞于光绪十二、十三年（1886、1887）先后设立的广东陆师学堂和水师学堂；光绪十六年（1890）设立的南京水师学堂；光绪十九年（1893）设立的天津军医学堂；光绪二十一年（1895）设立的湖北武备学堂等。这些学堂的建立，不仅培养了不少近代军事、技术和外语人才，而且促进了新式文化和教育事业的发展。
培养通晓西学的人才，除聘用西方教习兴办专业学堂外，派遣留学生出国也是重要途径。同治十年（1871），江督曾国藩与直督李鸿章联衔会奏准选派幼童赴美留学，拟定肄业章程十二条，并在上海开办“出洋肄业局”作为留学生预备学校。章程规定：挑选年十二至二十岁幼童，在沪局六个月肄业后，资送出洋；每年选送以三十名为准，四年计一百二十名；驻洋肄业十五年后，每年回国三十名，由委员胪列所长听候派用。同治十一年（1872），曾国藩奏调刑部主事陈兰彬、江苏候补同知容闳为正副委员，常川驻美经理一切。七月九日（8月12日），陈兰彬带领中国第一批留学生三十名启程赴美；后三批九十名幼童分别于同治十二年五月十八日（1873年6月12日）、十三年八月九日（1874年9月19日）、光绪元年九月十六日（1875年10月14日）前往美国。后因清政府不满意留学生的言行，这批赴美留学的幼童，于光绪七年（1881）按总理衙门指令提前回国，故后来虽出现了詹天佑那样的著名铁路工程师、唐绍仪和梁敦彦那样的著名政治家和外交家，但总的来说并未达到预期效果。然而此时赴欧的军事留学却在继续。光绪二年（1876），直督李鸿章乘洋员李勘协回国之便，派7名中下级军官赴德学习海军技术。光绪三年（1877），沈葆桢从福州船政学堂先后选取“艺童”和“艺徒”35人分赴英、法学习轮船驾驶和制造，取得显著成效；清末著名海军将领刘步蟾、林泰曾、林永升、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都是福州船政局派出去的留英学生。后来，北洋水师学堂和福建船政局还陆续派遣两批留学生前往欧洲学习。总计从同治十一年至光绪十二年（1872～1886），洋务派共向外派遣7批留学生，总计200余人，为促进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学说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贡献。
以“求强”、“求富”相标榜的洋务运动，持续30多年。但因未触动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这场运动既没有使中国强，也未使中国富，反而在列强侵略面前一败再败，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愈益加深了。但是，这场运动引进了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技术，培养了一批技术人员。企业的利润，也吸引着官僚、地主、商人投资于近代工业，因而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洋务派训练新式海陆军、举办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对资本主义列强在中国的扩张，也起过一定的抵制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