捻军始末
捻军，是太平天国时期，北方农民抗清武装组成。它的前身是捻党，又称捻子。淮北方言，“捻”即一股一伙的意思。捻党产生于清康熙年间，本为民间穷苦群众的反清结社，成员有农民、手工业者、盐贩、饥民、游勇等，活动地域早期在皖北淝水和涡河流域，后逐渐扩展到山东、河南、江苏、湖北各地。嘉庆元年至九年（1796～1804）的川楚白莲教大起义失败后，捻党的活动日渐活跃起来。当时，在安徽、河南、山东交界地区，一些不堪封建压迫的贫苦农民和无业游民，临时结成一个个分散隐蔽的集团，“自号为捻”，从事抗粮、抗差、吃大户以及杀富济贫的斗争。不少盐贩也结伙成捻，保运私盐于各地，同清政府盐巡相对抗。初期，捻党实际是一种不定型的群众反抗组织，它聚则为捻，散则为民，无固定的组织和群众。各捻之间互不统属，人数也不一致，小捻子数人、数十人，大捻子一二百人不等。捻党的首领，起初称“响老”，后来称“捻首”，多是地方上行侠仗义、打抱不平的人物。在他们的倡导下，各地捻党的影响越来越大。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全国各地农民反抗斗争的普遍展开，安徽、河南等地的穷苦群众也纷纷结捻。到咸丰元年（1851年），淮北一带已是村村有捻，庄庄有捻。同年，河南南阳和南召等地捻党在乔建德和李大、李二领导下，分别聚千人起义；凤阳、颍州等地捻党也揭竿而起。次年，安徽亳州一带捻党首领张乐行（即张洛行）、龚得树等人，在雉河集（今涡阳）聚众万人，起义抗清，并攻占河南永城等地。接着，永城马金标、毫州朱洪占、宿州李殿元等十八个捻首各自率众起义，号称“十八铺”（即十八股），拥立张乐行为总领袖，在蒙城、毫州等地从事抗清斗争。咸丰三年（1853），太平天国北伐军路经安徽、河南，捻党闻风响应，遍地而起。从此，捻党脱离反清结社的状态，进入武装抗清的新阶段；其起义武装，即被称为“捻军”。
各路捻军在同清军和地主团练的斗争中，日益感到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共御公敌。咸丰五年（1855）秋，各路捻军首领齐集安徽毫州雉河集，举行“会盟”。会上，公推张乐行为“大汉盟主”，决定建立五旗军制。按会议规定，盟主是捻军的最高统帅，“各旗统将，皆听盟主调遣”，但无人事任免权。盟主之下的五色总旗各设总目，称“大趟主”确定以张乐行兼领黄旗，龚得树领白旗，韩奇峰兼领蓝旗，苏添福领黑旗，侯士伟兼领红旗；五旗之外，还有各种镶边旗、八卦旗、花旗、绿旗等。会议用大汉盟主张乐行的名义祭告天地，发布文告，颁发《行军条例》。文告痛斥清朝官吏“酷以济贪，视民如仇”和搜刮民脂民膏的暴行，阐明捻军“救我残黎，除奸诛暴，以减公忿”的起义宗旨，宣布“禁止抢掠，严缉奸淫”的军事纪律。通过这次会盟，捻军在组织上由分散趋于统一，在政治上有了比较明确的反清目标。
雉河集会盟后，捻军力量迅速扩大。他们以雉河集总部为基地，不断派兵四出，攻打清军。咸丰五年八月（1855年9月），张乐行、苏添福率众3万余人出击，首先在庙集击败颍州知府陆希浞部，接着又于泥秋集打败河南道员张维翰部。随后，捻军挥师北入河南，攻破夏邑，继而则东出江苏砀山，西扑商丘马牧集，南下包围毫州，占领蒙城，并分兵攻打鹿邑和颍上，捻军声势大振。当捻军以重兵围攻毫州之际，河南按察使余炳涛于十月二十八日（12月7日）乘虚袭占雉河集。张乐行等随即撤回毫州，率部沿涡河南下，旋又折向东北，围攻河南永城，迫使余炳涛撤出雉河集而驰援豫东。十一月九日（12月17日），捻军在永城附近麻种集，大败负责剿捻的湖南提督武隆额部，乘胜攻占夏邑，再围归德府城。后张乐行得悉清军援兵纷至，遂撤围返回雉河集。咸丰六年二月（1856年3月），张乐行等集中四、五万人，分兵五路再次进军河南。捻军在击败参将成龄、道员张维翰部后，进围归德城，但不久又撤回雉河集。
这时，捻军已有相当实力，其人数达十余万人，其控制区域“南至颍霍，北抵萧、砀，东接怀远，西连归德”。在军事上，它“进退绰如，纵横跌宕，所向无前”③。但它的弱点也是明显的。首先，雉河集会盟后，捻军在组织上并未达到完全的统一。各旗基本上是按宗族、亲戚、乡里关系结合起来的，彼此互不统属，各种集团林立，每旗内部也无固定编制，大旗之下的小旗，人数自几十人至数百人不等，成员在各旗之间可随意流动，组织极为松散。其次，各旗捻军并非全部脱产的专门武装。一般地说，在捻军控制区，农民即捻军，捻军即农民。部队既无固定的军饷供给制度，也缺乏军事训练，武器装备更为简陋，因此其战斗力就不可能得到充分发挥。第三，在政治上缺乏远大目标。它不仅未能乘胜建立政权，巩固和发展胜利成果，相反地，十几万大军只是在为解决眼前衣食问题而奔波，即所谓“于春秋二时，援旗麾众，焚掠自近及远，负载而归。饱食欢呼，粮尽再出，有如贸易者”。这样，捻军即不可能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而一旦遇到主力清军则又必然遭到惨败。咸丰六年三月（1856年4月），清廷严令河南巡抚英桂督师剿办捻军。英桂采取分进合击，稳步前进的作战方针，命给事中袁甲三、南阳总兵邱联恩等部为主力，从毫州以北向南进攻；以傅振邦、侍卫伊兴额部从永城、宿州向西南进攻，夹击雉河集。战斗开始后，捻军接连失利。清军乘胜推进，于五月十七日（6月19日）攻占雉河集。为调动敌人，张乐行等率部南下，渡过颍河，击败乡勇王庭兰部，占领豫皖边界商业重镇三河尖，然后，乘敌向豫东南集中，蒙毫一带守备空虚之际，捻军又沿淮河东行，于七月二十四日（8月24日）重返雉河集。清军大队随即扑来，张乐行不得已，率主力再次南下淮河流域，于咸丰七年一月（1857年2月）重占三河尖。
此时，太平天国经天京事变后，力量大为削弱，淮南防务相当脆弱，迫切需要团结友军共同对敌。张乐行、龚得树等首领在淮北屡战失利，受到清军的巨大压力，也亟望得到太平军的支持和帮助。基于这种共同需要，二月九日（3月4日），太平军与捻军会师于霍邱城外。经过协商，决定两军联合行动，捻军全体成员蓄发、受印信，使用太平军旗帜，接受太平天国的封号和领导，张乐行被封为“征北”主将，苏添福被封为“立天侯”，张宗禹被封为“石天燕”。但捻军“听封而不听调”，不改变原有的领导系统和制度，不出境远征，联合并非合并。此后，捻军分别与陈玉成、李秀成部配合，在河南固始、安徽霍丘、颍上、正阳关、寿州等地作战。五月（6月），捻军被清军围困于正阳关，经几个月的鏖战，关内捻军粮食用尽，加之瘟疫流行，处境异常困难。后李秀成派援军赶到，于八月二十五日（10月12日），接应关内捻军冲出重围，撤至六安。不久，六安捻军内部发生分裂，以蓝旗旗主刘永敬（刘饿狼）及其侄刘天台（小白龙）为首，反对与太平天国联合，主张重返皖北，张乐行、龚得树反对他们的意见，并以阴谋叛变罪名将他们杀害。蓝旗部众大愤，擅自由六安返回淮北。从此，捻军分裂为淮北与淮南两部分，淮兆捻军向山东和河南远征打粮，淮南捻军继续和太平天国联合作战。
咸丰八年四月十二日（1858年5月24日）夜，六安捻军正同清军激战时。被胜保收买的捻军头目偷开城门，清军蜂拥而入。六安失守后，捻军在张乐行、龚得树、孙葵心、姜台凌等率领下，沿淠河北上，渡过淮河，四月二十一日（6月2日）攻占淮河北岸怀远城。在此因政治主张不同，孙葵心、姜台凌率部北归颍州，从而不再与张乐行部合作。为配合太平军解除江北大营对天京围困的军事行动，捻军在龚得树的指挥下，沿淮河东进，先后攻克临淮关及凤阳府县两城。这样，捻军就控制了淮河中段，切断了清军的水上交通，把淮河北岸捻军的抗清和南岸太平天国的革命斗争联接了起来。与此同时，淮北捻军孙葵心等曾一度深入到鲁西南地区，攻占城武、单县、曹县三城，随后经河南退回皖北，给清朝山东、河南地方统治以重大打击。就在这一年，太平军打破了江北大营对天京的围攻，接着又取得三河战役的胜利。从而使太平天国江北占领区得到进一步巩固。
然而当捻军和太平军接连取得重大胜利之际，东战场发生了李昭寿和薛之元的叛变，北战场也发生了一系列捻军首领叛变的事件，因此，太平天国和捻军又陷于被动。咸丰九年（1859年3月），陈玉成在庐州西面的官亭击溃李孟群部清军后，乘胜东进，于同年夏，先后攻占安徽天台、盱眙，进攻滁州、耒安，迫使钦差大臣胜保所部退守盱眙东北的蒋坝。切断了驻定远的安徽巡抚翁同书与胜保部的联系。捻军龚得树部万余人遂由怀远南下，配合太平军吴如孝部再次围攻定远。翁同书在东西粮道均被切断的情况下，于六月十八日（7月17日），弃城逃往寿州。捻军占领定远后，进一步扩大了淮南的控制地区，与庐州太平军辖区联成一片，同时打击了捻军内部在李昭寿、薛之元叛变后出现的投降暗流，暂时稳定了内部。
捻军控制淮河中游，切断了安徽清军的粮饷通道，加上淮北捻军四出活动，引起清廷震惊。十月五日（10月30日），胜保丁忧，命署漕运总督袁甲三署钦差大臣，督办皖省军务。同时胜保趁淮军主力集中于淮南，淮河北岸的怀远守军力量减弱之机，督令副都统穆腾阿和总兵滕家胜等率清兵3千多人乘机进攻怀远。从定远、庐州派出的捻军和太平军援军被阻于淮河以南。张洛行在外援无望的情况下，于十月十四日（11月8日）退出怀远，退守临淮关和定远。十一月十一日（12月4日），袁甲三在离临淮关30里的张家沟接署钦差大臣职务后，迅速集结兵力，总兵力由3千余人猛增至一万余人。接着袁乘捻军配合陈玉成部在潜山、太湖一带与清军作战之机，于十二月十八日（1860年1月10日）攻占临淮关。咸丰十年一月四日（1860年1月26日），清廷以胜保剿捻无功，撤去其钦差大臣职务，命往河南督办攻剿事宜，以副都统关保为其帮办；命云南提督傅振邦督办徐（州）、宿（州）一带攻剿事宜，以总兵田在田为帮办；袁甲三仍署理钦差大臣，督办皖省军务，除巡抚翁同书仍为帮办外，加派副都统穆滕阿帮办军务。袁甲三在占领苏临淮关后，督军围攻凤阳，于咸丰十年一月二十二日（1860年2月13日），诱擒守卫风阳的捻军首领张隆；次日捻首邓政明献城投降。
青花云龙纹瓶清军攻占怀远、临淮、凤阳三城后，打通了淮河的航道，隔断了淮北捻军和淮南捻军及太平军的联系，张乐行、龚得树等在淮南只据有定远一个孤立据点。一月三十日（2月21日），捻军东出苏北敌后，一举占领苏北重镇清江浦（今淮阴）。战后，太平天国将张乐行由征北主将晋封为沃王。从闰三月下旬（5月中旬）至六月中旬（8月上旬），经近3个月的激战，捻军击退清军对定远的围攻。然后，捻军和太平军转攻凤阳、寿州，未果。随后，捻首龚得树、孙葵心率数万人随陈玉成部南下，谋解安庆之围。十月二十八日（12月10日），孙葵心在桐城西南桂车河战斗中牺牲。咸丰十一年二月四日（1861年3月14日），龚得树在湖北罗田松子关中炮身亡。安庆于八月一日（9月5日）失守后，陈玉成鉴于淮北捻军力量还相当强大，直隶、山东等省农民起义此伏彼起，为“广招兵马，早复皖城”，再援天京，先派太平军马融和部北上，继派捻军首领张乐行等率部北渡淮河，后又派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启王梁成富、祜王兰成春等率部向西北远征。张乐行和苏添福等将定远移交给太平军后，于十一月二卜四日（11月25日）率全部人马返回淮北颍上地区。至此，捻军和太平军在淮河沿岸的联合作战宣告结束。
张乐行进驻颍上后，于十二月中旬（1862年1月中旬）开始，与太平军马融和部、原在颍州的捻军姜台凌部以及苗沛霖的团练共同围颍州城。不久，胜保奉命由豫入皖。捻军、太平军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于同治元年三月中旬（4月中旬）撤离颍州，退入太和境内。时苗沛霖叛变，四月十七日（5月15日），陈玉成率三千人北走寿州，被苗沛霖诱捕，解送颍州胜保军营。张乐行、马融和得讯，率部往救未能成功。五月八日（6月4日），陈玉成牺牲后，马融和率部西走河南，投奔西北太平军；张乐行则率部返回雉河集，同其他捻军一起，与淮北的清军展开顽强战斗。
陈玉成牺牲后，太平军在皖南的根据地丧失殆尽，淮北捻军的处境更加困难。不久，僧格林沁率马步兵数千人南下，并于五月三十日（6月26日）攻占河南商丘马牧集以南的金楼寨。此时，原来对付太平军的李续宜、袁甲三等部也转旗北上，协同僧军及豫、苏、鲁清军共同对付淮北的捻军。七月二十五日（8月20日），清廷进一步命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统辖山东、河南剿捻军务，在清军重兵围攻的形势下，张乐行等未能及时转移，而是集众20万于雉河集一带，进行防御战。经数月战斗，清军相继占领毫北和毫东地区。同治二年（1863年）初，清军在苗沛霖团练配合下向雉河集挺进。这时，为分散敌人的兵力，张乐行命张宗禹率部突围，自己则率部东走宿州。但清军步步进逼，捻军接连失利，捻首韩四万；刘玉渊、苏添福、苏添才等被俘遇害。二月五日（3月23日）夜，张乐行率20余人逃至蒙城、宿州交界的西洋集，为叛徒出卖。次日，张乐行及其子张喜、义子王琬儿等被清军杀害；姜台凌、孙葵心等向清军乞降，亦被处死。
张乐行牺牲后，捻军余部在张宗禹、任化邦率领下，离开淮北，转战于湖北、河南、山东，后进抵豫陕边界，拟与进入西北的太平军会合，太平天国封张宗禹为梁王，任化邦为鲁王，张禹爵（张乐行侄）为幼沃王。这时由扶王陈得才统率的西北太平军为解天京之围，正在东返途中。同治三年三月下旬（1864年4月下旬），西北太平军在河南西部的淅川、内乡等地先后与捻军会师，众达数十万，随即分四路向东南进发。在鄂东地区，联军遭到清军的阻击，未能抵天京外围。天京陷落后，太平军士气低落。战斗力大减，在与清军战斗中，屡受挫折。十月十七日（11月5日），在安徽霍山黑石渡，扶王陈得才部与僧格林沁部激战，损失惨重，祜王兰成春被叛徒出卖牺牲，马融和等投降，陈得才见大势已去服毒自杀。
霍山战后，遵王赖文光和淮王邱远才等部太平军，与捻军张宗禹、任化邦部，在鄂北地区会合。接着，他们在鄂豫边境进行合并和改编，推赖文光为首领；确定沿用太平天国的年号和封号；军队以太平军军制重新整编，但沿用捻军的编制，仍以五色旗区分，下设大旗小旗；根据捻军骑兵较多和北方地势平坦等特点，决定易步为骑，增加骑兵，减少步兵，在战术上采取流动作战方针。两军合并后，史称新捻军，逐渐形成一支约有十余万人的骑兵军团，奔驰于豫、鲁、苏之间，予清军以沉重打击。同治四年四月二十四日，（1865年5月18日），联军在山东菏泽高楼寨一举歼灭清王朝在北方的主力军蒙古马队，击毙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
高楼寨战役后，清廷改派曾国藩为钦差大臣，命其率湘、淮军北上攻打捻军。曾国藩上任后，改变以往清军狂奔穷追的战略，提出“重点设防”、“布置河防”和“查圩”等战略方案。“重点设防”就是在安徽临淮、山东济宁、河南周家口和江苏徐州四个城市设置重兵防守；又在四省的十三个府州（江苏的淮安、徐州、海州；安徽的庐州、凤阳、颍州、泗州、河南的归德、陈州；山东的兖州、沂州、曹州、济宁）驻扎少量军队，作为第二道防线，图谋“变尾追之局，为拦头之师，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⑤。“布置河防”，就是东面以山东的运河，西面以河南沙河、贾鲁河，北面以黄河，南面以淮河，构成一个包围圈，在此四河的河岸上，驻扎军队，构筑长墙工事，以阻击捻军。“查圩”就是以地方团练在农村实行坚壁清野，进行登记和清查，实行连坐法，以切断捻军和群众的联系，肃清后方。他本人则坐镇徐州，以逸待劳地来对付捻军。
但是，捻军不顾曾国藩的围追堵截，继续采用流动作战的方针，到处打击敌人。捻军在高楼寨战役后，乘胜进军皖北，返回蒙毫地区。此后，捻军驰骋于皖北、河南、湖北之间，不断打击曾国藩的防堵军。同治五年八月十六日（1866年9月24日）夜，捻军在汴南突破沙河、贾鲁河防线，胜利进入山东河套区。曾国藩因“剿捻无功”，退回两江总督原任；清廷改派李鸿章继任攻捻主将。
捻军虽屡败清军，但在政治上提不出新的号召，又没有比较巩固的根据地，因而斗争形势日益艰险。赖文光深感“独立难持，孤军难战”⑥，为扩大势力，并拟在四川建立革命政权，遂于九月十二日（10月20日）在河南许州将捻军分为东西两支：一支由遵王赖文光、鲁王任化邦率领，在中原地区继续坚持斗争，然后由湖北入川，是为东捻军；一支由梁王张宗禹、幼沃王张禹爵率领，挺进西北，往联回众，再由陕甘入川，是为西捻军。
东捻军三万余人在赖文光率领下，由许州出发，向东北越黄河故道入鲁西南，拟挺进山东腹地，以扩充兵员和筹集粮饷，但因清军阻截，未能突破运河防线，遂折而向西，经河南达鄂东北。不久，东捻军连克麻城、云梦、应城，在德安（今安陆）、安陆（今钟祥）等地区转战，准备西入川陕。李鸿章急调清军围剿：命湘军鲍超部进襄阳、樊城地区；淮军刘铭传部与豫军张曜部扼鄂豫交界；安徽巡抚英翰率皖军驻皖西；湖北巡抚曾国荃驻武胜关，以六千新湘勇为游击之师；妄图将东捻军消灭于尹隆河一带。东捻军采取流动战术，伺机打击疲惫之敌。十二月六日（1867年1月11日），东捻军在安陆府臼口镇附近罗家集，全歼新湘勇四营二千余人，重伤清提督郭松林。十二月二十一日（1月26日），东捻军在德安府杨家河，再击败清军，阵斩淮军总兵张树珊及副将刘登朝、郭有容等数百人。同治六年正月十五日（1867年2月19日），东捻军在安陆府尹隆河附近，将淮军刘铭传部包围，杀其部将总兵唐殿魁、田履安及副将李锡曾、胡衡煦等；刘铭传失魂落魄，与其部将、幕僚“俱脱冠服坐地待死”。但正在此时，湘军鲍超部从东捻军侧背发动猛攻，捻军损失二万余人。于是，东捻军放弃进兵川陕计划。由湖北枣阳进入河南，于五月（6月）攻入山东登、莱地区。从此，东捻军被李鸿章淮军围困于黄河南岸、运河东岸、胶莱河两岸和六塘河北岸的地区内。在此严峻形势下，东捻军虽进行顽强战斗，但始终未能突破清军防线。十月二十四日（11月19日），在江苏赣榆战斗中，东捻军受挫，鲁王任化邦被叛徒杀害。十一月二十九日（12月24日），赖文光率军在山东寿光海滨洋河、弥河之间，与清军主力决战，死伤3万余人，太平天国首王范汝增、列王徐昌先殉难。赖文光率千余人南下苏北，抵扬州东北湾头瓦窑铺。十二月十一日（1968年1月5日），淮军吴运兰部往攻，赖文光伤重被俘，于十六日（10日），在扬州英勇就义。
以梁王张宗禹为首的西捻军约六万余人，于同治五年九月十五日（1866年10月23日）从河南许州出发长驱入陕。十二月十八日（1867年1月23日），在西安近郊灞桥一卜里坡，西捻军大败清军，阵斩汉中镇总兵肖德扬、记名提督杨德胜、道员肖德纳等，击溃陕西巡抚刘蓉所部主力，进逼西安。清廷急派陕甘总督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在左宗棠未入陕前，先派提督刘松山率部分湘军入陕。刘部于年底到达西安。同治六年二月（1867年3月），西捻军与刘松山军在西安附近交战失利，遂沿渭水南岸西进，于二月十五日（3月20日），在陕西鄙县渡过渭水进抵渭北。五月十三日（6月14日），左宗棠统军自湖北樊城起程，分三路人陕。左宗棠采取“先捻后回”、“先秦后陇”的作战计划，派军先割断回民起义军和西捻军的联系，力图把西捻军围困在渭河北岸的泾、洛两水之间，予以歼灭，然后再向回民起义军进攻。西捻军见各路敌军日逼，便于九月二卜七日（10月24日）由蒲城东南北上白水，突破包围罔后，经中部（今黄陵）、洛川，驰入陕北。十月十九日（11月14日），西捻军与回民起义军相配合，在中部大败湘军悍将刘松山部，随后乘胜连占绥德、安塞、延川等县城。就在这时，张宗禹接到东捻军救援书信。
为解除东捻军的危局。张宗禹率西捻军二万余人，于十一月中旬（12月上旬）由绥德急速南下。十一月二十二日（12月17日），大军在陕西宜川东面壶口一带履冰抢渡黄河成功，然后以破竹之势经山西吉州、乡宁、临汾、垣曲，越太行、王屋山入豫北济沅，再由怀庆、新乡等地入冀南，复沿直隶中部北上，经顺德、保定、易州，于同治七年一月（1868年2月）进抵北京近郊卢沟桥。西捻军突人京畿，清廷大震，急令各地勤王。时东捻军业已失败，西捻军已成深入敌后的孤军，在各路清军包围的困境中，西捻军突围南下，二月二十四日（3月16日）在冀中饶阳东北地区遭清军袭击，幼沃王张禹爵、淮王邱远才殉难。张宗禹率军继续南进，重返豫北。三月二十日（4月12日），西捻军在滑县击败清军。接着从东昌城南李海务渡口渡过运河，进入黄河以北、运河以东、天津减河以南的直隶、山东地区。在这里，西捻军曾几次沿运河东岸北上进攻天津，均为清三口通商大臣崇原的洋枪队击退，遂滞留渤海之滨地区休整。这时，清军各部十余万人，先后达直鲁地区，完成对西捻军的包围。西捻军在方圆六七百里地区内，继续流动作战，忽而北上，忽而南下，虽把清军拖得疲累不堪，但几次抢渡运河以突破重围却均未成功。五月二十七日（7月16日），西捻军在直隶吴桥遭清军伏击，伤亡千余人；六月七日（7月26日），与清军战于山东商河东北的沙河镇，又损员三四千人；六月十二日（7月31日）在洛阳玉林镇与清军激战，将士阵亡六七千人，梁王张宗禹负伤，率余部突围。六月十六日（8月4日）、二十七日（15日），西捻军两次抢渡运河失败后，退往茌平西南广平镇。二十八日（16日），西捻军在茌平南镇，与清军阻击部队激战，张宗禹之兄张宗道、弟张宗先、子张葵儿等数千将士壮烈牺牲；张宗禹突围而出，至徒骇河边，“穿秫凫水，不知所终”。至此，捻军起义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