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京事变
太平天国于咸丰三年（1853年，癸好三年）建都天京以后，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同清王朝展开了全面的斗争，并取得重大胜利。与此同时，起义队伍内部的各种矛盾和弱点也随之潜滋暗长，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到咸丰六年（1856年，丙辰六年），终于爆发了关系到太平天国命运的天京事变。
太平天国仍然是旧式农民战争，它引导千百万农民对封建统治展开猛烈反击，但没有，也不可能彻底变革封建制度，这就使革命队伍内部的种种矛盾无法得到正确处理。事变正是起由于领导集团矛盾的激化。首先是洪秀全和杨秀清的矛盾。在宗教方面，洪秀全是拜上帝教的创建者，是天父上帝次子，耶稣之弟，上帝派到凡间的“太平真主”；在政治方面，洪秀全是太平天国的最高统治者，是天王。而杨秀清早在金田起义前已取得代天父传言的权力，永安封王建制时又获军队统帅权，建都天京后，进一步控制了政权。这种二元体制就埋下了洪、杨矛盾的祸根。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全面继承了封建的君主制、等级制和世袭制，原本“寝食必具，情同骨肉”的兄弟关系，为名分各异的君臣关系所取代。从天王到普通士兵之间等级繁复，体制严格，不许逾越。例如乘轿一项，照规定：天王轿夫六十四人，东王轿夫四十八人，依次递减，至两司马还有轿夫四人。高级官员出行，下级官员或兵士必须回避或跪在道旁，否则格杀勿论。在此体制下，领导集团成员追求权力、名位和贪图享乐的思想日益滋长起来。太平天国在天京定都伊始，太平军尚在城外与清军鏖战，洪秀全即动用大批劳力，将清朝两江总督衙门扩建为“雕琢精巧、金碧辉煌”的天王府。他深居宫中，安享帝王之乐，同时又利用宗教神学来巩固自己的最高统治地位。他数日出一诏书，或作一诗发出贴于照壁，利用宗教神学，宣扬自己是“真命天子”，是天下“万民之主”，理应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可是，掌握军政大权的杨秀清，却“自恃功高，一切专擅”，“威风张扬，不知自忌”，天朝所有军政大事都是先在东府商妥，然后会奏天王批准；东王府实际成了天朝的最高主宰。他擅立威福，对韦昌辉、石达开等起义有功将领，设法予以压制苛责，甚至“每谎称天父下凡附体，令秀全跪其前”，“数其罪而杖责之”，他如此飞扬跋扈，目的在于迫使天王和高级将领无条件地屈服，为夺取最高统治权铺平道路。这样做，不仅加剧了洪、杨之间的矛盾，而且也激化了杨秀清与韦昌辉、石达开之间尤其是杨、韦之间的矛盾。
韦昌辉是金田村富户，读书识字，小有才气。金田起义，他捐出全部家产，阖族从军，后统兵作战，对太平天国有重大贡献，成为仅次于洪、杨的第三号人物。杨秀清要扩大个人权势，不能不顾忌和打击韦昌辉。在东王压抑下，性情奸诈的韦昌辉则采取晦之计，明里百般诌媚，据载：杨秀清“舆至则扶以迎，论事不三四语，必跪谢曰：‘非四兄教导，小弟肚肠嫩，几不知此’，浔州乡语，犹言学问浅也。”其兄与东王妾兄争房产，东王大怒，欲杀其兄，特交韦昌辉议罪，韦为讨好杨，竟“请以五马分尸，谓非如此，不足以警众”。但实际上则“心怒不息”，等待时机，窃夺其权。
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终于导致了天京事变的爆发。
咸丰六年七月十五日（1856年8月15日，丙辰六年七月九日），即清江南大营主帅钦差大臣向荣死后第六天，杨秀清假借天父下凡附体，召洪秀全到东王府，谓曰：“尔与东王均为我子，东王有咐大功劳，何止称九千岁?”秀全答曰：“东王打江山，亦当是万岁。”杨又曰：“东世子岂止是千岁?”秀全答臼：“东王即万岁，世子即便是万岁，且世代皆万岁。”面对杨秀清的威逼，洪秀全一面以拖延来应付，佯允以八月二十五日（9月23日，八月十七日），杨秀清生日时举行正式封典，一面密召在江西督师的北王韦昌辉、湖北督师的翼王石达开、金坛督师的燕王秦日纲，速回天京诛杀杨秀清。秦日纲首先抵京，接着韦昌辉于八月三日（9月1日，七月二十六日）夜率兵三千秘密赶回天京，并会同秦日纲指挥队伍迅速而严密地占据城内要津，然后对东王府发动突然袭击。杨秀清及其家属、扈从猝不及防，于四日（2日，二十七日）凌晨均被韦昌辉杀害。当日，洪秀全下诏，贬杨秀清为“东孽”“宣布他窃据神器，妄称万岁，已遭天殛”的罪状。为彻底肃清“东党余孽”，韦昌辉等人在洪秀全默许下，又“定下一条阴谋”：六日（4日，二十九日）上午，洪秀全下诏，“谴责”韦、秦杀人太多，令受鞭刑四百；同时宣称东王逆谋是白天泄露，余党一概赦宥不问。东王部下五千余人不知是诈，遵命前往观刑时，全部被韦、秦预先部署的伏兵杀害。
青花瓶八月中旬（9月中旬，八月上旬），石达开从武昌赶回天京，目睹城中惨相，深感问题严重，即婉言劝谏韦昌辉息兵止杀，指出：“东孽罪当诛，其下何罪，何得尽戳?无乃自戕手足，倘官军万一知之，乘我之危，将何以御?”昌辉闻此大怒，反石达开：“汝将亦党东孽，共图报仇杀我乎?”且顿起杀害石达开之意。达开见状，连夜缒城逃往安庆。韦昌辉捕石不得，竟将其家人全行杀害。石达开飞檄皖、赣、鄂三省太平军，向芜湖、宁国一带集中，以回师靖难。十月十一日（11月8日、十月二日），石达开率军四万余人自安庆渡江至泾县，进向宁国，起兵讨韦，“上奏于天王，要求韦昌辉之头”，否则“即班师回朝，攻灭天京”。时韦昌辉独霸军政全权，一面派秦日纲率军抵御石达开的进攻，一面在天京继续扩大事态，“不分青白，乱杀文武大小男女”。据说前后两个月，遭韦昌辉杀害的太平军将士达两万余人，老弱妇孺亦未能幸免。对此，天京军民极为愤慨。由于石达开大兵压境和朝内群起反韦，洪秀全下令诛除韦昌辉、秦日纲及其同伙二百余人。长达两月之久的天京变乱至此平息。
韦昌辉伏诛后，石达开于十一月一日（11月28日，十月二十二日）前后回到天京。石达开文武兼资，仁义素孚，深受太平天国军民的拥戴。这次起兵靖难归来，“众人欢悦”，合朝文武同举他“提理政务”，推其为“义王”；洪秀全加封他为“电师通军主将义王”。石达开在面临武昌失守，在敌水师直逼九江的严峻形势下，军事上采取攻守兼施的战略：东线坚守句容、溧水；西线坚守九江以下各据点，确保长江水道；西南坚守江西、皖鄂边境大别山区，则以豫天侯陈玉成、地官副丞相李秀成为统帅，实行进攻。自咸丰六年十一月十六日至七年二月二十三日（1856年1月11日至1857年3月18日，丙辰六年十二月五日至丁巳七年二月十日），太平军在陈玉成、李秀成指挥下，先后攻克安徽的无为、庐江、桐城、舒城、六安、正阳关、霍邱。四月四日（4月27日，三月二十日），陈玉成率军攻占英山，进屯太湖。十九日（5月12日，四月四日），陈玉成部分道进入湖北，相继攻占鄂东黄梅、广济、蕲水、蕲州、罗田，威胁武昌。在坚守方面，除少数据点被清军攻占外，军事重镇如九江、瑞州、临江、抚州、吉安、句容、溧水等地，均为太平军所占有。
然而，正当太平天国在军事上出现新气象之际，在政治上却又爆发了新危机。洪秀全经杨韦事件之后，对非洪姓重臣深怀戒心，尤惧石达开权力过大，于己不利。因此，他虽任命石达开为“通军主将”，“提理政务”，却不予军师名号，且“不授以兵事，留城中不使出”。为牵制石达开，洪秀全又封自己的长兄洪仁发为安王，次兄洪仁达为福王；此二人既无才干，又贪鄙固执，毫无威信。面对重重疑忌和挟制排斥，石达开从天京负气出走，于咸丰七年五月十一日（1857年6月2日，丁巳七年四月二十五日）自皖南铜陵渡江，十八日（9日，五月二日）经安徽无为州往安庆，沿途布告军民，将他与洪秀全的矛盾公诸于世。八月十八日（10月5日，八月二十八日），他率十余万太平军精锐，离开安庆，进入江西，走上同太平天国分裂的道路。此后，他统军转战浙江、福建、两湖、云、贵、四川等省，虽多次击败清军，对所经地区的群众起义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终因孤军作战，力量日益削弱。同治二年三月二十七日（1863年3月14日，癸开十三年四月一日），石军进抵大渡河畔之紫打地（今安顺场），遭清军包围。在走投无路、粮草断绝的情况下，石达开致信清四川总督骆秉章，表示愿舍命以安三军。四月二十七日（6月13日，五月一日），石达开与五岁的儿子石定忠自投清营。清军于起解石达开之夜，将其部下两千余人全部屠杀；石本人亦于五月十日（6月25日，五月十三日）在成都殉难。
天京事变和石达开的分裂出走，给太平天国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首先搞垮了领导核心。“东王升天，北王亦丧”，“翼王远征，”，前期领导核心只剩下天王洪秀全一人。其次，革命力量受到极大摧残。事变中被杀害的两万多太平军将士，石达开带走的十余万部众，多是久经锻炼的革命骨干力量。这种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从根本上改变了敌我双方的原有态势。事变前，东线太平军正在向丹阳、金坛进军，准备攻取苏、常；西线太平军正在南昌外围和武昌与湘军激战；湘军处于被分割、包围在赣、鄂两地，往来隔绝，互相不能救援的困境中，事变发生后，在东线，扬州、镇江相继失守，清军重建江南、江北大营，天京又被敌军包围；在西线，湘军摆脱困境，卷土重来，接连攻占武昌、九江，进窥安庆，太平军在江西所占有的城邑此时也都为湘军所夺取。这种急转直下的军事形势，使太平天国陷于左支右绌、难以应付的境地。第三，造成思想上的混乱和革命精神的锐减。太平天国前期，拜上帝会的教义曾经是发动和团结群众的精神支柱，广大太平军将士在人人都是兄弟，并力斩邪除妖，建立地上天国的号召下，进行英勇的战斗。这次事变竟是天父之子互相残杀，这就必然使广大群众对上帝的信仰发生动摇，对能否建立人人平等的天国表示怀疑，对革命前途感到忧虑，从而使革命精神大为衰退。在变乱前，太平天国内部由于有共同的信仰，总体上是团结的，士气旺盛，战斗力强；变乱以后，原来的信仰在人们的心目中黯然失色，因而出现了“政涣人散，外合内离”的局面。
总之，天京事变成了太平天国由盛变衰的转折点，太平军被迫从战略进攻转向战略防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