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关锁国
十七世纪中叶以后，英、法、美等国相继发生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专政的建立以及产业革命的发生，既使得国际间的经济交往日益频繁，也使得处于封建末世的清政府感受到殖民主义扩张的威胁。闭关锁国就成为清朝统治者对付外来挑战的一种本能性的对策。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自然经济，则是实行闭关锁国的经济基础，用清朝统治者的话说就是“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天朝富有四海，岂需尔小国些微货物哉”。
宁波慈城太平天国公馆从四口通商到一口通商。
清初，为了对在海上坚持抗清的郑成功实行经济封锁，清政府实行严厉的海禁，并于顺治十三年（1656年）首次颁布海禁令。严禁渔船出海作业，“各该督抚镇俱严饬防守各官，相度形势，设法拦阻，或筑土坝，或树木栅，处处严防，不许片帆入口，一贼登岸”。康熙二十二年（1684年），即清朝廷收复台湾后的第二年，宣布取消海禁，允许商民出海贸易，制定税收则例，指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为通商口岸，设置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江海关。
乾隆即位以后，虑及“洋商错处，必致滋事”，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谕令外国商船只能到广州通商。一口通商的做法引起中外商人的不满，外商所需要的生丝、茶叶主要产于江苏、浙江、福建等地，全部运往广州，使运输费用剧增，长途运输又使得不耐贮存的茶叶易于变质。为此，英商洪任辉由海道去天津，请求清朝廷开放宁波等口岸，并控告粤海关敲诈勒索。粤海关监督李永标虽因此被革职；一口通商仍未改变，洪任辉本人还因“勾串内地奸民，代为列款，希冀违例别通口岸”的指控，而被清朝廷在澳门监禁三年。嘉庆年间，中国商人也屡屡要求在厦门就近出口茶叶，清政府“传旨申饬”，要求商民“虔受约束”，“必应永远遵行”一口通商的规定。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英国先后派遣马戛尔尼、阿美士德两个外交使团到北京，要求改变一口通商的现状，均遭清政府拒绝。
视通商为进贡。
清朝统治者视通商为进贡，把通商作为施恩外夷、羁縻外夷的手段，关税定得很低。清代关税的正额是固定的，每年征银四万三千两。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关锐的实际征收量超过正额，多余的部分称为“盈余”，乾隆末年“盈余”为八十五万五千两。到鸦片战争前夕，每年关税（正额加盈余）达一百五十万两，占进口货物的百分之八到百分之九。一位外国人曾把中国与英国的关税作过比较，清政府规定茶的关税“是每担l，279两银子，而实际征收是六两银子”，相当于广州茶价格的20％~25％，“而在联合王国中，政府对茶征收一笔售价96％的进口税，约为广州发票价格的200％”。
清朝统治者在实行低关税的同时，顽固要求外国使团在拜见清帝时“遵天朝法度”。马戛尔尼使团来华时，乾隆就谕令接待官员，劝说使团在朝见皇帝时行叩拜礼，“向闻西洋人用布扎腿，跪拜不便”，“但叩见时何妨暂时松解，俟行礼后再行扎缚”。当使团拒绝行叩拜礼后，乾隆即令接待官员“全减其供给，所有格外赏赐，此间不复颁给”，一再强调“外夷人觐，如果诚心恭顺，必加以恩待，以示怀柔；若稍示骄矜，则是伊无福承受恩典，亦即减其接待之礼，以示体制，此驾驭外藩之道”。因而在鸦片战争之前，觐见皇帝的礼节成为中外交往中争执的焦点。
限制出海贸易。
康熙年间开放海禁之初，火药、硝磺、枪、炮均属禁止出口的物品；迨至乾隆年间，大豆、米、麦、铁器（包括废铁）、马匹、绸缎等都被列入禁止出口之列。由于禁止粮食及铁器出口，对出海船只均规定往返时间。船上的人根据出海时间携带粮食（每人每日一升），如果遇上风暴不能按时返回，就会断粮，又由于规定每条船只能带一口锅、一把铁斧，使用不便，而一旦遇上海盗则毫无防御能力。
对于积极发展造船事业的商人，清政府不仅不支持，反而进行压制乃至陷害。康熙时期，上海商人张元隆“广置洋船”，“声名显著”，拟制造一百艘远洋帆船，发展海上贸易。张元隆竟因此而被江苏巡抚张伯行以交结海盗的罪名逮捕入狱，严刑逼供，夹毙船户十二人。案子一拖就是五年，张家资产几乎被耗尽，造船一事终成泡影。
清朝统治者亦极力限制闽广一带的人出海贸易，指责出海的人“多系不安本分之人”，不能“听其去来任意”，“嗣后应定限期，若逾限不回，是其人甘心流移外方”，“如此则贸易欲归之人，不敢稽迟在外矣”。正如一位有识之士所言：“南洋未禁之先，闽、广家给人足。游手无赖，亦为欲富所驱，尽入番岛，鲜有在家饥寒、窃劫为非之患。既禁以后，百货不通，民生日蹙。居者苦艺能之罔用，行者叹至远之无方，故有以四、五千金所造之洋艘，系维朽蠹于断港荒岸之间”，“沿海居民，萧索岑寂，穷困不聊之状，皆因洋禁”。
限制生丝出口。
清王朝在对外贸易中始终处于出超的有利地位。乾隆年间由于生丝出口日增，丝价上涨，清朝廷下令禁止生丝出口，致使“内地贩洋商船，亦多有停驾不开者。在外番因不能置买生丝，运来之货日少，而内地所需洋货，价值亦甚见增昂”。有鉴于此，清朝廷放宽禁令，但仍对生丝出口量进行限制，规定外国船只不得超过一万斤，中国船只不得超过两千斤。
限制外商。
为了防止洪任辉北上投诉一类事件的发生，两广总督李侍尧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制定《防夷五事》，规定外商不得在广州过冬；外商必须在清朝廷指定的商馆中经营；商、民不得向外商借贷，受雇于外商；商、民不得为外商探听行情；外国商船停泊处，派清兵“弹压稽察”。嘉庆十四年（1809年）两广总督百龄制定《交易章程》六条，道光十一年（1831年）两广总督李鸿宾制定章程八条，四年后继任两广总督的卢坤又增定八条，归纳起来有如下限制：外商不得长期居住澳门；不得乘轿；每月只有逢八（初八、十八、二十八）可出商馆、每次不得超过十人；外国妇女不得到广州；外商不得直接向清官府投递文书等等。
行商垄断对外贸易。
办理对外贸易的商人称为洋商，其组织称为洋行，俗称十三行。凡充任洋商，均需由洋行商人保举，清朝廷批准，行商如要退出亦须经官府批准。
青花缠枝莲纹盘口尊清朝廷官员不同外商交往，外商来华贸易所纳关税不是直接向粤海关交纳，而是经由行商代纳，外商如果需向清朝廷交涉事务、递交呈文，均由行商代为转达。此外，凡进口货物的定价、承销及出口货物的代购、定价均由行商包办。“行商对户部（实为奥海关）负责出入口关锐，只有他们能与海关官员办事”。“行商是中国政府承认的惟一机构，从中国散商贩买的货物，只有经过行商才能运出中国，由行商抽一笔手续费，并以行商名义报关”。
行商垄断着鸦片战争以前的对外贸易。凡行商均父子相承，攫取巨额财富，并把其中的一部分用以行贿各级官员。
清朝统治者把对外贸易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严禁中外商民接触和交往，以“与外界完全隔绝”作为巩固统治、抵御外来威胁的“首要条件”。但在实际上，清王朝的统治能否巩固？古老的封建帝国能否抵御资本主义国家咄咄逼人的攻势？并不取决于天朝大门的开与关，而是取决其自身的实力。闭关锁国所造成的闭塞和停滞，恰恰使得中国失去一次迎头赶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