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禁之争
清王朝在建立之初，鉴于明万历年间矿监四出扰民的历史教训，除开采滇铜制钱以及在京西采煤供应京师使用外，严禁采矿。对于臣下建言开矿者，严旨切责，交部察议；对于私自开矿的旗人、民人，或解部枷责；或发边外充军。这样一种矿禁政策，持续了近百年。直到乾隆初年才有所改变。
吁请开矿。
纹玉觚乾隆二年（1737年）三月，两江总督庆复（治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奏请在内地开矿，以剔除进口洋铜之弊。在此两年之前（雍正十二年），两广总督（治广东、广西）鄂弥达即提出在广东惠州、潮州、韶州、肇庆等地开矿，因阻挠者甚众，未得实行。此次庆复奏请在两广开矿，以开采之铜用于铸钱。
乾隆三年（1738年）二月，两广总督鄂弥达，请朝廷批准庆复之议，力陈开矿之事，只要经理得人，不难杜绝弊端；且再次强调广东山多田少，小民生计艰难，开矿便于穷民谋生。此时乾隆帝尚未摆脱传统矿禁政策的禁锢，在广东巡抚王暮所奏矿徒滋事的奏折上批道：“粤东现今又有开矿之议，此风断不可长。”否决了庆复、鄂弥达在两广开矿之议。
乾隆对传统矿禁的否定。
乾隆即位以后，比他的父亲雍正、祖父康熙受到更为严重的人口压力，清政府要为那些无地可耕的人开辟新的谋生之路，开矿就是解决生计的一条重要途径。
乾隆所受到的另一个压力便是矿禁所造成的钱价上涨。自秦汉以来铜钱（亦称制钱）与白银就是通行的货币。朝廷发放的俸禄是白银，民间贸易通行的是铜钱，白银持有者必须将白银兑换成铜钱，才能购买到所需的物品。清初，白银一两兑换铜钱一千文，到乾隆初年，只能兑换八百文。尽管乾隆谕令钱铺不得囤积铜钱，仍不能改变钱价上涨的问题。
乾隆三年七月十一日，在两广总督鄂弥达参劾提督张天骏以安靖海疆、阻挠开矿的疏奏上，乾隆批道：“所奏甚是。地方大吏原以地方整理、人民乐业为安靖，岂可以图便偷安，置朝廷重务于膜外而谓之安靖耶!”
乾隆四年（1739年）初，乾隆批准云南总督庆复所提出的，自东川经昭通抵四川永宁，开辟滇铜运道的建议。
如皋水绘园同年二月，批准湖南巡抚张渠拟开铜矿的奏请（楚省钱价昂贵）。乾隆在批示中，嘱张渠“将此事悉告之后任（张渠任满，即将离任），令其极力料理，以期有资鼓铸”。又批准直隶提督永常所提出的，在古北口外三道沟及热河八沟等处，开挖煤窑的建议。乾隆在给工部的批示中，令彼等无须考虑对热河行宫（承德避暑山庄）有无妨碍。在乾隆的支持下，三道沟、八沟煤矿得到挖掘。
同年六月，新任两广总督马尔泰以河源县铜矿接近银山，英德县银矿出银过多，恐谋利滋事，请朝廷下令封闭。乾隆在马尔泰的疏奏中批道：“银亦系天地间自然之利，可以便民，何必封禁?”
乾隆五年（1740年）四月，清朝廷批准开采贵州绥阳县所属月亮岩铅矿。
矿禁之争。
乾隆八年（1743年）七月，某御史疏请：“各省矿厂除金、银之外，允许民间开采，官给执照，所采铜由国家照市价收购。”此议遭到大学士张廷玉等人的反对，张廷玉等人认为各省可采之山厂，如开采无效，即应封闭。不得听民滥行开采，以致滋事。
乾隆九年（1744年）五月，藁城知县高封请自备工本，开采山东峄县、滕县、费县、临沂、泰安、平阴等地的银、铜、铅矿，因直隶总督高斌极力反对，乾隆收回批准执行的谕令。
同年六月，御史卫廷璞对广东民间开矿提出非议，未几，御史欧堪善力主停止广东的民间开矿，其理由如下：“广东土著殷实之家甚少，流寓广东从事洋行、盐行的数十家中，财力雄厚的不过几家，本省不具备开采的经济实力；广东环山临海，黎瑶杂居，一经开矿，如若亏本，矿厂倒闭，矿丁难以遣返。若勾引瑶黎，恐难以防范；广东现有山场二百余处，聚集矿丁十万余，必导致米价腾贵。”
乾隆命军机处将卫廷璞、欧堪善之折，廷寄广东总督马尔泰、巡抚策楞，令彼等对奏折中所提出的问题“悉心定议，务期妥协无弊”。新任两广总督那苏图坚持在广东进行招商开采，并对卫廷璞、欧堪善之折予以驳斥，指出：“开矿不仅可以解决钱价上涨；亦可为贫民提供谋生之路；矿工口粮可从进口洋米中得到补充；至于治安，只要弹压得方，不会有滋事之忧。”根据那苏图的建议，民间开采先自广州、肇庆二府做起。
那苏图之议终获批准。
户部对招商开采规定如下：每县招一总商承允开采；若一县有矿山数十处，每山许招一商，抽课照二八例，全部产量的百分之二十交给官府作为税收；余百分之八十，再抽出一半卖给官府，矿主所支配的只有百分之四十（如开采的系铜则须把百分之八十都卖给官府）。
采矿的发展。
在摆脱传统的矿禁政策的禁锢后，清代矿业得到迅速发展。从乾隆十年至乾隆三十九年，经皇帝批准开采的大矿就有四十多个。四川、云南、广东、广西、湖北、湖南、江西、安徽、陕西、山东、山西、直隶、蒙古、新疆、东北等地均有矿厂。
为了鼓励滇铜的开采及冶炼，乾隆采纳云南巡抚诺穆奏的建议，凡新开矿厂，“每年产铜二十万斤以上者纪录；三十万斤以上者纪录两次；四十万斤以上者纪录三次；五十万斤以上者加升一级；八十万斤以上者奏请升用”。雍正时期，滇铜年产四百万斤；至乾隆中叶，增至一千三百万斤以上。
矿厂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仅在云南从事采矿、炼铜的工人达十万之多。其中汤丹、大禄矿厂各自拥有矿工就有二三万。
为了加强对矿工的控制，从乾隆十年起，“照保甲法，各设窑头，并遴员稽查弹压”，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采纳云贵总督杨应踞的建议，将各矿厂的采掘范围，限定在矿厂周围四十里之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