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土归流
自元明以来，在西南的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南等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土司的官职虽受封于皇帝，但其职务系世袭，实际是割据一方的土皇帝。
土司制度的弊端。
蓝地白花鱼莲纹香碗在经济不发达、交通梗阻的西南地区，实行土司制度仅仅是一时的“羁縻”之策。土司制度严重影响了西南地区经济的发展。土司对于百姓“任意取其牛马、夺其子女，生杀任情，土民受其鱼肉，敢怒而不敢言”。土司向清王朝交纳的钱粮“不过三百余两，取于下者百倍，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小派计钱，大派计两。土司娶子妇，土民三载不敢婚，土民被杀，亲族尚出垫刀钱数十两”，在土司的残酷剥削与压迫下，土民“终身不见天日”。土司凭借其权势霸占土地，“膏腴四百里无人敢垦”，阻碍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故自明代起，就在濒临内地的一些地区实行改土归流，以流官代替土官。
改土归流的实施。
雍正四年（1726年）三月，云贵总督鄂尔泰疏请“改土归流”。他在疏奏中指出：“前明流土之分，原因烟瘴新疆，未习风土，故因地制宜，使之响导弹压。今历数百载，以夷制夷，即以盗治盗”，“若不铲蔓塞源，纵兵刑财赋事事整理，皆非治本”，“欲安民”，“必改土归流”，“改流之法，计擒为止，兵剿次之”。据鄂尔泰建议，首先在东川、乌蒙、镇雄实行改土归流，以朝廷任命的官吏代替土司，废除土司在政治，经济方面所享有的特权。从雍正四年起至雍正十三年止，在云南、四川、贵州、广西、湖南等省革除的土司就有六十多个，在上述地区设立府、厅、州、县，由清朝廷任命有一定任期的官员进行统治。由于改土归流的实施取缔了土司世袭的政治特权与经济特权，因而在其实施过程中充满了激烈的斗争。至雍正九年，云南、贵州、四川、湖南、广西等省均完成“改土归流”。
平定云南土司的叛乱。
云南土司的势力根深蒂固，乌蒙土司禄万钟、镇雄土司陇庆侯发动叛乱，反对改土归流的实施。雍正五年（1727年）初，镇沅土官刁西明聚众为叛，焚烧知府衙门，将知府刘洪度生擒，剖心祭旗。雍正帝在得悉此事后，传谕鄂尔泰办理平叛，须“酌中料理，疏而不漏”，该年二月，鄂尔泰统兵进剿。据报：擒获二百五十余人，斩首三百八十四人，招回百姓三千余户。雍正六年初（1728年），米贴土司禄永孝之妻陆氏举兵为叛，驻乌蒙副将率兵三百往捕，中伏身亡；未几，总兵张耀祖率大军进剿，陆氏不支逃往井底屯，调兵数千，扼守沿途险要，且与四川土司德昌联络，彼此配合，直至该年五月二十一日才将陆氏生擒。
雍正八年（1730年）八月，已经归降清朝廷的禄鼎坤（禄万钟之叔）“觊袭土职”，举兵为叛。时值场期，数千人携弓箭围困府城乌蒙，一天后增至三万人，相继攻克府治及总兵衙门，文武官员被杀、衙门所存文书档案被毁，仓库积储被抢。总兵刘起元逃至荔枝河边被杀。“江外凉山、下方、阿驴，江内巧家营、者家海诸营及东川禄民诸土司皆起而应之”，“杀塘兵，劫粮运，堵要隘，毁桥梁，所在屯聚为乱”。九月间，东川土司禄万福起兵响应乌蒙，围攻东川。威宁、镇雄等地纷纷揭竿，杀塘兵、劫粮食、放炮弩，“贼势汹涌，民心惶惑”。
鄂尔泰调兵九千进攻乌蒙，雍正立令四川、湖广方面派兵会剿。该年十月，安笼总兵哈元生率兵三千，几经鏖兵收复乌蒙。从十一月起，清军分路进剿，所获百姓格杀勿论，甚至刳肠截头，挂在岩石、树枝上，惨不忍睹。雍正九年（1731年），禄万福等土司皆被擒获，生擒要犯四百七十余，各路斩杀者一万一千余；滚岩、落水而死者万余人，俘获赏军男妇八千余、从逆眷属千余。在此次平叛中受到清朝廷嘉奖的有“陇庆侯之庶民二禄氏”、“四川沙马土司沙氏”。据《清世宗实录》所载。二禄氏“矢死效忠，解散逆谋”，沙氏“立志不移，亲自赴边”。雍正特下谕令对二禄氏、沙氏予以嘉奖，“沙氏照其应得封典，加一等给与诰命；二禄氏给以六品安人诰命，并各赏银一千两，彩缎二十端”。至于“在军前效力及保境安分者”，令鄂尔泰“查明酌量赏给”。
在平定乌蒙之变后，清军沿澜沧江而下，“官兵各持斧锹开路，焚栅湮沟，连破险隘，直抵孟养”，“深入数千里”，“江内地全改流，升普洱为府，移沅江协副将驻之，于思茅、橄榄坝各设官戍兵”。
在贵州推行改土归流。
贵州是苗族聚集地，特别是黔东的“生苗”地区“无君长不相统属”。鄂尔泰在奏报中言道：“贵州土司向无钳束群苗之责，苗患甚于土司。苗疆四周几三千余里，千三百余寨，古州踞其中，群寨环其外。左有清江可北达楚，右有都江可南通粤，盘踞梗隔，遂成化外。如欲开江路通黔、粤，非勒兵深入遍加剿抚不可。”
从雍正四年起，鄂尔泰派兵攻下仲家苗及广顺府的长寨，乘胜招抚广顺、定番、镇宁、永宁、永丰、安顺等地苗寨千余处。雍正六年（1628年），鄂尔泰任用熟悉贵州地形的张广泗率军赴“都匀、黎平、镇远、清平诸地化导群苗，相机剿抚”。张广泗，在黔东“扼吭控制”，设镇驻兵，平定不肯降服的苗寨，在黔东实现改土归流，开辟通向粤、湘的水陆交通。
平定贵州苗变。
雍正十二年（1734年），清朝廷遣吏部侍郎吕耀曾、大理寺卿德福前往贵州化导“生苗”，并予颁赏。雍正在谕令中再次告诫苗民改变“罔知法度”、“视劫夺为固然”等恶习，“仰体朕心，只遵朕训，父教其子，兄勉其弟，族党亲朋，互相劝励，共敦善俗，永息刁风，以副朕育正群生之至意”。雍正十三年（1735年）正月，吕耀曾等抵古州，会同巡抚元展成、提督哈元生“颁赏”苗民。由于吕耀曾等一行所经之处，骚扰甚大；颁赏时又凭书吏、通事（翻译）从中作弊，致使有人领赏二、三次，有人却空手而归，兼之书吏与头人勾结，把应开销的钱粮侵吞私分。于是颁赏尚未结束，苗民纷纷为变，“焚掠州县”。
雍正十三年二月，古州苗民聚众八寨妹，揭竿而起。台拱、清江、丹江等地同时为变，且迅速蔓及镇远、黎平、思州、石阡、铜仁、都匀等府。该年三月，连破黄平、清平、清溪、余庆、凯里、重安等州县驿汛。起义苗民威胁贵阳，各处告急。
四月，贵州提督哈元生率兵进剿，屡与苗民交战，无法向前推进。清朝廷得讯，谕令云南、两广、湖广出兵增援。未几，清朝廷派刑部尚书张照前往贵州，张照反对“改土归流”，密奏“改流非策”，“致书诸将，首倡弃地之议”，以致师久无功。乾隆即位（雍正十三年九月初三），罢免张照、任用张广泗，战事才现转机。张广泗“暂抚熟苗，责令交凶献械，以分生苗之势”，兵分三路进剿苗寨，在消灭退至牛皮大箐的生苗后，“复乘兵威，搜剿附逆熟苗，分首恶、次恶、胁从三等”，“先后扫荡，赦免三百八十有八寨，阵斩万有七千六百有奇，俘二万五千有奇”。直至乾隆元年（1736年）十月，张广泗才以苗疆军务全竣上奏。
雍正青花束莲纹盘为了防止流官对“生苗”的勒索，乾隆在平定贵州苗变后，将贵州新辟苗疆的钱粮全部豁免，永不征收，使苗民无输粮纳税之繁、无官吏需索之忧。
云、贵地区在“改土归流”的过程中及“改土归流”之后，之所以屡屡出现大规模的冲突，既同清朝廷所任用的官吏、将弁的贪婪有直接关系，也同云贵两省土司势力雄厚，不甘心失去世袭特权，利用民族情绪从中煽动密不可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