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丁合一
自秦汉以来，历代封建王朝都是把田赋、丁役（或丁两），作为税收的两种主要方式。清初亦沿用了这种赋、役双重征税的做法。康熙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晚期，人身依附关系的大为削弱，使得人口税的征收愈发困难。自康熙末年，即出现将丁银摊入地亩的做法，地丁合一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清初的赋役征收制度。
清王朝在入关之初，即沿用了明王朝的赋役制度，于顺治三年（1646年）制定《赋役全书》。《赋役全书》在顺治十四年（1657年）编成，每州县发两本，“一存有司，一存学宫”，“详载上中下田则”，配有土地坐落方位、形状、大小的鱼鳞册（又称清丈册）及黄册（户口册）。
为防止地方官吏加派私征，由国家颁发“易知由单”（即通知单），“开列上、中、下则，正、杂、本、折钱粮”。
“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进入最后一个盛世——康乾盛世。鉴于“海宇承平已久，户口日繁”，“人丁虽增，地亩并未加广”，康熙帝“令各直省督抚，将现今钱粮册内有名丁数，勿增勿减，永为定额。其自后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钱粮。编审时，只将增加实数察明，另造清册奏报”。一再重申，“自平定以来，人民渐增，开垦无遗”，“山谷崎岖之地，已无弃土，尽皆耕种矣，由此观之，民之生齿实繁”。
“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自康熙五十一年开始实行，人丁户口数以康熙五十年，所统计的数字为准。“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实施，虽然并未取消人头税，但把其总额固定下来，减轻广大无地、少地农民的丁银负担，避免了因丁银过重而逃亡，酿成社会动荡的问题。
把丁银摊入地亩征收。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御史董之燧在“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基础上，提出“统计丁粮，按亩均派”的建议，因户部阻挠而未得实施。董之燧的建议得到康熙帝的赞许，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谕令“广东、四川两省先行之”。“广东所属丁银，就各州县地亩摊征。每地银一两，摊丁银一钱六厘四毫不等”，“丁随地起，见于明文者，自广东始。康熙末年，在四川推行摊丁入地，“田载丁而输纳，丁随田而买卖”。
雍正元年（1723年），根据直隶巡抚李维钧之议，雍正帝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摊丁入地，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推广、实施，至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全国各行省除奉天省“户籍无定”没有实施，其他各省基本完成这一赋役制度的改革，个别省份（如山西）直至道光二年，才在全省范围内实现“摊丁入地”。
摊丁入地的具体情况。
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摊丁入地的时间不一，摊入地亩中的丁银亦不一样：
广东省实行摊丁入地的时间是康熙五十五年，摊入地亩的丁银一钱六厘四毫；
四川省实行摊丁入地的时间是康熙末年，摊入地亩的丁银不详；
直隶省实行摊丁入地的时间是雍正二年，摊入地亩中的丁银二钱六厘；
福建省实行摊丁入地的时间是雍正二年，摊入地亩中的丁银五钱二厘七毫至三钱一分二厘；
山东省在雍正三年，摊丁入地，摊入地亩中的丁银一钱一分五厘；
云南省在雍正四年，摊丁入地，摊入地亩中的丁银不详；
河南省在雍正四年，摊丁入地，摊入地亩中的丁银一钱一厘七毫至二钱七厘；
陕西省在雍正四年，推行摊丁入地，摊入地亩中的丁银一钱五分三厘（遇闰年加四厘）；
浙江省在雍正四年，推行摊丁入地，摊入地亩丁银一钱四厘至二钱四厘；
甘肃省于雍正四年，实行摊丁入地，摊入地亩一钱五分九厘不等；
江苏省于雍正五年，实行摊丁入地，摊入地亩丁银六分二厘不等；
安徽省于雍正五年，实行摊丁入地，摊入地亩的丁银六分二厘不等；
江西省在雍正五年，实行摊丁入地，摊入地亩的丁银一钱五厘六毫；
湖南省在雍正六年，实行摊丁入地，摊入地亩的丁银八钱六分一厘不等；
广西省在雍正六年，实行摊丁入地，摊入地亩的丁银一钱三分六厘不等；
湖北省在雍正七年，实行摊丁入地，摊入地亩的丁银一钱二分九厘；
山西省从乾隆元年（1736年）开始，在少数州县实施摊丁入地，摊入地亩的丁银二钱八分一厘；
贵州省在乾隆四十二年，实行摊丁入地，摊入地亩的丁银不详。
摊丁入地的实施遭到官僚地主的抵制。
地丁合一的实施改变了税收上的双重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少地、无地农民的负担，因之遭到相当一部分官僚地主的抵制。在地主看来，摊丁入地“实与贫民有益，但有力之家，皆非所乐”，“一邑之中，有田者什二，无田者什八，乃欲专责富户之粮，包赔贫户之丁”。
雍正元年，浙江“田多丁少之土棍”，“蛊惑百余人，齐集巡抚衙门，喊叫阻拦摊丁”，以至该省巡抚法海有“暂缓均摊之议”。两年后钱塘、仁和两县在实行摊丁入地之后，地主强迫农民在交租时“每亩米加二升，银加二分，以助产主完丁之费”，直隶省亦有不少县“业主借摊丁事端，每亩加租三分”。
尽管地丁合一的实行遭到地主阶级的抵制，但清政府出于长治久安的政治需要，克服了种种障碍，完成了赋役制度的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