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机处的创建及演变
军机处是清代特有的政治机构，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发展到最高阶段的产物。军机处实际是皇帝的机要秘书班子及办事机构，是奉旨经办一切重大事务的中枢，“内而六部、各卿寺及九门提督，内务府太监之敬事房；外而十五省，东北至奉天、吉林、黑龙江所属，西北至伊犁、叶尔羌将军、办事大臣所属，迄于四裔诸属国，有事无不综汇”。
因军需而设。
雍正年间，因对厄鲁特用兵在乾清门外设军机房，亦名军需房，“办理军机”。时值军报频传、军情紧急，既须迅速办理，又须慎密勿泄，故特设机关专办，指派亲王大臣主持。内阁在太和门外，地远人杂，易泄机要。故在靠近内殿的地方，另设军机处，既易于保密，又便于皇帝指挥。
军机处从临时机构变为常设机构。
军机处原本为办军需而设置的临时机构，由于它直接听命于皇帝，便被固定下来，从办军务到奉旨办一切重大政务。
军机处并不是一个正式的政府衙门。军机处的军机大臣、军机章京既非专职，亦无定员，均由皇帝在亲王、大学士、尚书、侍郎等人员中简派，称之为“在军机处行走”、“学习行走”（指初入军机处者）；如因故解任则称之为“开去军机处差使”，或称之为“免职”。军机大臣中虽有“首席”军机大臣（亦称“揆席”），但并非真正的长官，除奉旨办事之外，不能作出任何决定，也无权对各衙门下达指令。
军机处不是正式衙门，军机大臣、章京均有本职，如本职补放，即不再入直军机处。章京并非高官充任，但因接近机要，被称为“小军机”。
军机处的职能。
军机处的全部工作就是“承旨”办事，根据皇帝的谕旨，“奉命起草”。在雍正时期，“承旨”是“独见”，即军机大臣单独朝见皇帝。迨至乾隆以后，从“独见”变为“同见”，《军机处述》对此有详细介绍：
“军机大臣同进见，自傅文忠公（傅恒）始。上（乾隆）初年，惟讷亲一人承旨。讷公能强记而不甚通文义，每传一旨，令汪文端（由敦）撰拟，讷公惟恐不得当，辄令再撰，有屡易而仍用初稿者。一稿甫定，又传一旨，改易亦如之，文端颇苦之，然不敢较也。时傅文忠在旁窃不平。迨平金川归，首揆席，则自陈不能多识（音记，记住），恐有遗忘，乞命诸军机大臣同进见，于是遂为例。”从“独见”至“同见”，避免了首席军机大臣专擅萌芽的出现。
起草谕旨原由军机大臣亲自动笔，为避专擅之嫌，自傅恒时起改用员司代拟。《军机处题目记》中对此记述道：“每被旨，各归舍缮拟，明日授所属进之。后大臣避专擅名，乃令所属具草，视定进呈。”
军机处设有《存记簿》，凡“奉旨存记”事务，一律登录，以便随时请示皇帝。“密存事件”，则记后密封存档，届时拆阅办理。乾隆十二年（1747年）二月初六，特为此颁布上谕：“军机处系机密之地，所交密议间奏，本无宣泄。其应交该部密议者，嗣后俱交军机处存记档案，交发部议。其奏事处所奉密议事件，著亦交军机处记档转发。”
军机处所领上谕，不经内阁（防止泄密）直接廷寄（经内阁而发称“明发上谕”），“签发马上飞递，定限日行三百里，遇有最紧要事件，始以日行六百里字样加签”。
君权的附庸。
明代的中枢机构是内阁。清入关后，虽然仿照明制改内三院为内阁，但在实际上清代内阁形同虚设，内阁所办只是一般例行公文，如“内阁、翰林院撰拟有弗当，又下军机处审定”。军机处有权复核内阁所办文件。
皇帝特简派的学差、试差均由军机大臣呈上名单，由皇帝钦定，一般官员的晋升亦由军机大臣“记名”。凡经“军机处记名”，遇缺出，即由军机大臣提名奏请，内阁对此绝不得染指。军机处虽无用人权，却有推荐权，又因其接近君王，得预机密，总揽机要，成为真正的权力中枢，这一中枢始终操之于君权，军机处则始终是秉承皇帝的旨意办事。军机处成立以后，内阁的权力进一步萎缩，正如《军机大臣年表》所言：“军机处名不师古，而丝纶出纳，职居密勿。”凡“军国大计，罔不总揽。自雍乾后百八十年，威命所寄，不于内阁而于军机处。”
与军机处关系密切的机构。
“方略馆”、“内缙书房”均与军机处有密切的关系。清代每当重大征战结束，便开馆修方略，把有关此次战争的谕旨，奏本等依次排列，汇编成书，或曰方略，或曰纪略。方略馆的总裁，由军机大臣担任，其纂修人员均由军机处人员承担。“内缙书房”负责把军机所收贮的文字材料进行满汉互译，此类事例由军机大臣主管。
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消亡。
体现了军事民主制残余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在清王朝入关后一度加强，直到军机处建立后，议政王大臣会议日渐失去其作用，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上谕明确指出：“国初以来，设立议政王大臣，彼时因有议政处，是以特派王大臣承充办理。自雍正年间，设立军机处之后，皆系军机大臣每日召对，承旨遵办。而满洲大学士、尚书向例俱兼虚衔，并无应办之事，殊属有名无实。朕向来办事只崇实政，所有议政空衔，著不必兼充，嗣会该部亦毋庸奏请。”至此，议政王大臣会议，这一清王朝所特有的议政形式寿终正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