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改制
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日（1650年12月31日），摄政王多尔衮病逝喀喇城猎所，顺治帝福临在粉碎英亲王阿济格继为摄政的阴谋活动后，于顺治八年正月十二（1651年2月1日）举行亲政大典。顺治帝在其执政期间，曾对关外旧制及摄政时期的弊政予以改革，缓和了满洲贵族同汉族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扩大了清王朝的统治基础。
倡兴文治。
青花龙纹直颈瓶满族以骑射崛起于辽左，尚武轻文由来已久。顺治亲政之后特令增开八旗乡试、会试，且于顺治十年（1653年）设八旗宗学，“选满洲生员为师，凡未封宗室子弟十岁以下，俱入学，习清书（即满文）”。该年一月二十八日，顺治针对满、蒙、汉八旗子弟“皆蹋石球为戏”，降谕礼部，令彼等于“骑射之暇，旁涉书史”，并责成各牛录予以督察。
在顺治帝的倡导下编纂《资政要览》、《劝善要言》、《顺治大训》、《易经通注》、《孝经注》、《孝经衍义》、《内则衍义》、《人臣敬心录》、《道德经注》等书籍；且组织编辑《太祖圣训》、《太宗圣训》；令满汉学士把《五经》、《三国》译成满文，赐予满洲官员。
顺治在《资政要览》一书的序中写道：“朕孜孜图治，学于古训，览四书、五经、通鉴等编，得其梗概，推之十三经、二十一史及诸子”。“乃采集诸书中之关于政事者，为三十篇”。“于每篇贯以大义，联其文词，于忠臣孝子、贤人廉吏，略举事迹；其奸贪不肖悖乱者亦载其内，使法戒迥然。”
改革官制。
依照明官制建立内阁、翰林院。顺治十五年（1658年）七月，谕令在内三院的基础上建立内阁，“除去内三院秘书、宏文、国史名色，大学士改加殿阁大学士”，“设立翰林院，设掌院学士一员”，“至各衙门满、汉启心郎原因诸王贝勒管理部院事务而设，今宗人府启心郎仍照旧，其余部院满汉启心郎俱著裁去”。
将满、汉官员品级划一，亦是改革官制的重要一环。长期以来，担任同一官职的满官比汉官品级高，同为大学士，满官为一品，汉官为二品；同为学士满官为二品，汉官为三品；同为尚书，满官为一品，汉官为二品；侍郎、郎中等皆如是。顺治十五年七月将官职品级划一，大学士、各部尚书，不论满汉俱为正二品；侍郎俱为正三品；学士及郎中俱为正五品；员外郎俱为从五品；主事俱为正六品。
顺治十七年（1660年）定八旗汉字官名，固山额真称都统；梅勒章京称副都统；甲喇章京称参领；牛录章京称佐领；昂邦章京称总管。
严禁杀掠。
顺治十七年（1660年）七月，贝勒尚善因出征云南时纵兵掠民降为贝子，罚俸两年；都统巴思汉、胡沙均被降革，罚俸一年；副都统傅喀解任，罚银百两；负责调查此事的学士麻勒吉、审理此案的刑部尚书能图均，因徇庇尚善等人而受到革职、削世职的惩处。
满洲高级官员因纵兵掠民而受到较为严厉的惩处，在清初还是第一次。受尚武习俗熏陶的满洲贵族，在攻城略地时从不受军纪约束，杀掠成性，对尚善的处理，表明清朝统治者对关外陋习的抛弃。
满汉联姻。
联姻是统治阶级为实现其政治目的所采取的一种手段。努尔哈赤起兵后先是把女真各部首领作为联姻目标，一俟其内部统一后即将联姻的目标转向蒙古各部。
顺治一改满蒙联姻的传统，于顺治十年（1653年）八月将幼妹和硕纯恪公主（皇太极十四女）下嫁平西王吴三桂之子吴应熊；顺治十二年（1655年）六月将侄女（肃亲王豪格之女）下嫁靖南王耿继茂之子耿精忠；顺治十七年（1660年）六月将侄女（承泽亲王硕塞之女）下嫁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之隆；顺治本人亦屡纳汉女为妃。
限制圈地。
自顺治四年三月二十九日，下达“民间田屋不得复行圈拨”的命令后，零星圈占土地房屋时有发生。顺治八年二月二十七日，面谕户部官员：“田野小民，全赖地土养生，朕闻各处圈占民地，以备畋猎放鹰往来下营之用”，“夺其耕耨之区，断其衣食之路”，“尔部速行文地方官，将前圈土地尽数退还原主，令其乘时耕种。”几天后顺治批准兵科都给事中李运长免圈良乡、涿州十三州县“未圈田舍”的题本，制止了一场数万百姓流离失所的灾难。
顺治帝在亲政后即对已故摄政王多尔衮追夺封爵、“籍没所属家产人口入官”，但对于顺治四年圈地中多尔衮偏袒所统辖的正白旗，把本应分给镶黄旗的京东一带拨给正白旗，并未予以纠正，一旦更换两旗圈地，就会酿成殃及周围民地的新的圈地之举。顺治九年在处理清苑县民路斯行等三百余人“控告房地被王仪夺带投充”一案时，念及该三百人房地，虽非“王仪等带投”，但户部在圈占后“未曾补还”，路斯行等屡次上告、屡受刑责，遂令将“王仪等所领八庄房地退还受责之三百余民，仍全免九年地租”，并令将“户部尚书车克等及原任知县周玮分别处讫”。
顺治十年，将八旗退圈地九万九百五十四垧，“交付地方官，均摊给民耕种”，“照开垦荒田，三年起科之例”。
以农为本，奖励垦荒。
满族在入关之前，以狩猎为主要生产方式，入关之后即处于农业文明的包围之中。
中原地区在明清之际迭经战乱，土地荒芜，人口流亡，农业凋敝，经济萧条。顺治帝在亲政后以屯田方式组织垦荒，通过兴屯道向难民提供耕牛、种子、农具；对于“自首投诚者，悉隶兴屯道，授以无主荒田，听其挈家耕种为业”；亦令军队中的老弱兵丁在驻地附近开辟屯田，此为军屯，鉴于民屯“屯租数倍于民粮”，屯民气相率畏惧”，从顺治十三年（1656年）起取消民屯，把各省屯田荒地“归并有司，即照三年起科事例，广行招垦”。顺治十四年（1657年），把垦荒作为考核官员政绩的一项内容，“督、抚、按，一年内垦至二千顷以上者纪录，六千顷以上者加升一级；道、府，垦至一千顷以上者纪录，二千顷以上者加升一级；州、县，垦至一百顷以上者纪录，三百顷以上者加升一级”，“若开垦不实，及开过复荒，新、旧官员分别治罪”。
顺治改制是在不触犯满洲贵族的既得利益的前提下进行的，圈地、投充、逃人法等弊政所酿成的社会问题，并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