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大兴文字狱
文字狱案的大量出现，使乾隆的专制统治强化到了有史以来无以复加的地步。
案中之案
乾隆在不断掀起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加强自身统治的同时，还采取大量措施增强对全国臣民的控制。因为做皇帝的最怕地方实力强大而不受中央政府控制。为此乾隆千方百计寻找借口，来消灭那些或明或暗的地方势力。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文字狱案的大量出现。这些活动，使他的专制统治强化到了有史以来无以复加的地步。
乾隆帝制造文字狱，始于乾隆十六年发生的“伪孙嘉淦奏稿案”。此事十分复杂，还是从头说起。雍正年间，汉军镶红旗人张广泗受鄂尔泰赏识，被提升为贵州巡抚。后来他获罪被杀，于是朝廷里熟知宫廷政治斗争、同为鄂尔泰党派的官僚便决心上奏。后来在南疆一带发现了伪奏稿，抨击乾隆处理此案不当，并很快在四川、云南、贵州、湖南、江西等省传播，这与鄂尔泰和张广泗相继担任云贵总督、贵州总督、湖广总督和川陕总督不谋而合。于是，乾隆反复思考，怀疑伪奏稿是在上述地区任职的鄂尔泰同党所炮制的。这些人以担任江西巡抚的鄂尔泰侄子鄂昌和连任广西、湖南学政的鄂尔泰门生胡中藻二人为主。
于是，乾隆不露声色花了两年时间，对他俩及其著作进行秘密调查。首先在胡中藻所著的《坚磨生诗抄》中，找出大量“大逆不道”的重要罪证：如针对胡中藻将其诗集取名《坚磨生诗抄》，指出“磨”字出自《论语》，是春秋末年鲁国作乱家臣的称呼，胡中藻以此自居，是别有用心；此外，胡中藻在诗中称“一世无日月”，“又降一世夏秋冬”，日月二字相合，不就是“明”字吗?只有夏秋冬，而无春，不正是怀念明朝、攻击清朝吗?又比如“一把心肠论浊清”，在乾隆看来，也是故意在国号“清”前面加上污辱性的“浊”字。还有如“虽然北风好，难用可如何”、“斯文欲被蛮”等，都被认为是恶意攻击来自北方边塞的满族统治者。
另外乾隆还十分会联想，他常常在胡中藻的诗句中，将自己加入进去。这样，本来只是描写历史上帝王将相言语，便被不知不觉地篡改，并附加到乾隆自己身上，这怎么能不说是千古奇冤呀!比如，胡中藻有一首名为《照景石诗》的诗歌，其中写到周穆王车马走不停，乾隆便认为是在攻击自己接连不断地巡幸各地。而讲到武皇为失倾城色之句，乾隆又以为是在讲自己贪恋女色。这样一字一句地推敲，完全跟作者的本来意图背道而驰了。
乾隆二十年三月，胡中藻被押解到京师，并向朝中大臣们公开其罪状。既然罪行如此之大，又怎能从宽处理？不久，胡中藻便被处斩，籍没家产。
至于另一个同犯鄂昌，在他所作的《塞上吟》中，称蒙古为“胡儿”，乾隆帝大怒，赐令自尽。正因为鄂昌自己是旗人，乾隆更恨他“忘本”。与此同时，他还将鄂尔泰的一个儿子鄂乐舜处死，籍没家产，其幼女也没入宫禁。其他鄂尔泰党派分子也纷纷被拿解问罪，不是革职，就是降级，甚至已经死了十年之久的鄂尔泰也被乾隆下令撤出贤良祠，以此作为惩戒。
奏稿传播案
乾隆二十二年正月，他第二次南巡，驻跸徐州行宫。这时，他在前来报告地方财务的官员名单上，发现了在籍养病的原江苏布政史彭家屏的名字。此人在雍正年间曾与李卫一起在云南供职，二人感情十分深厚，但与鄂尔泰之间有嫌隙，常互相攻讦，同张广泗、鄂尔泰形成三足鼎立。为了防止他们自成派系，曾将其四处遣调，但他俩仍然暗中往来，不曾中断。乾隆刚即位时，就发生过直隶总督李卫托名孙家淦所作的奏稿传播案，只因乾隆政务繁多，追查一段时间，便不了了之。
之后，彭家屏也因其弟彭家植在家打死佃户、依仗权势抗粮抗捐而受到乾隆的严厉斥责。对此彭家屏心怀不满，长期告病在家。于是乾隆猜测，伪奏稿会不会是出自此人之手?这样一来，既可以陷害鄂尔泰党派，又可以借机攻击乾隆，以发泄自己的怨恨。乾隆对此深信不疑，索性将涉及的人都一一除去，斩草除根，以绝后患。
于是，乾隆开始搜集彭家屏的罪证，他故意布局，挑起彭家屏与河南巡抚图勒炳阿的矛盾。当时，彭家屏的家乡河南夏邑县附近不少地区遭受水灾，河南巡抚图勒炳阿却不上报，还催征钱粮。彭家屏在徐州迎驾乾隆时，详述此事。乾隆听后，命令图勒炳阿和彭家屏一起返回河南，调查民情，办理赈灾事宜。为此，图勒炳阿十分不满，他怀恨在心，在赈灾过程中，故意卡住夏邑县的救灾钱粮。彭家屏于是利用百姓的不满情绪，唆使夏邑县百姓向乾隆联名上奏。乾隆派人调查实情，确实如此，只得将图勒炳阿撤职。乾隆心里十分清楚，百姓背后一定是彭家屏在撑腰。于是严刑逼供百姓代表，并从其家中抄出吴三桂叛乱时发布的反清檄文。同时，在吴三桂老巢担任前云南巡抚的彭家屏家中也查出不少明末野史。乾隆大为高兴，下令赐彭家屏自尽，籍没财产，而图勒炳阿仍留任原职。
至此，乾隆先后打击了鄂尔泰、张广泗、彭家屏及其党羽，李卫一党也扫荡一空，政治上的异己势力被清洗殆尽。可以说，从乾隆朝文字狱的发端，我们就可以看见其强烈的政治目的。就是通过这样的残酷方式，乾隆将自己的专制统治强化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