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名夏之死
对于陈名夏的死因，史家有种种解释，但大体不出“党争致祸”或者“满汉矛盾牺牲品”诸说。实际上，围绕着陈名夏的死丛集了很多矛盾，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则是皇权与议政王大臣会议间的冲突。
顺治十一年（1654）三月，清廷内翰林秘书院大学士兼署吏部尚书事陈名夏，因议政大臣宁完我所劾“结党怀奸，情事叵测”十二大罪，被绞刑处死。对于陈名夏的死因，史家有种种解释，但大体不出“党争致祸”或者“满汉矛盾牺牲品”诸说。实际上陈名夏之死的一个重要原因则是皇权与议政王大臣会议间的冲突。
顺治七年（1650）十二月，多尔衮病逝。次年正月，十四岁的顺治皇帝亲政。济尔哈朗立即卷土重来，操纵议政王大臣会议抢夺权力，对多尔衮的势力进行残酷清洗，顺治因年幼而被撇在一边。事实上，这一时期皇帝的意见动辄遭到否决。渐渐成人的福临当然不愿再受人摆布，亲政伊始，就迫不及待地传谕议政王大臣，要求:“国家政务，悉以奏朕”。可当时的顺治帝毕竟势单力薄，不仅难与郑亲王等相颉颃。还不得不依靠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力量。
但不甘雌伏的顺治，也在积极培植自己的势力，以强化皇权的威严。既然满洲亲贵多以郑亲王马首是瞻，顺治不得不将目光投向朝中的汉官。顺治亲政初年，一方面议政王会议的力量得到迅速加强，另一方面，朝中汉官的权力架构也在重新改组。顺治八年（1651）闰二月，顺治将多尔衮时期备受恩宠的冯铨、李若琳、谢启光等尽行罢黜，转而大力提拔洪承畴、陈名夏、陈之遴等人。
在顺治皇帝倚靠的这批汉官中，陈名夏隐然为其领袖。陈名夏（1601—1654），字百史，一作伯史，今江苏省溧阳县人。崇祯十六年（1643），中探花（进士一甲第三名），被授为翰林院编修。顺治元年（1644）十二月，保定巡抚王文奎将其荐入清廷，次年一月复故明原官，二月擢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顺治八年（1651）闰二月，陈名夏与新迁都察院左都御史洪承畴、礼部尚书陈之遴等人共同甄别台员，分诸御史为六等，升调降黜有差。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成是汉官权力结构的进一步调整。
但是受到贬斥的官员中立刻有人反扑。五月，外转御史张煊、盛复选先后劾奏陈名夏等结党营私，铨选不公。张煊本人曾受洪、陈等优遇，时常参议机密。因外转之事怀恨在心，遂上疏举告。疏中列陈氏十罪、二不法。好在吏部尚书谭泰袒名夏，奏称：“名夏事在赦前；煊奏多不实，且先为御史不言，今当外转，挟私诬篾。罪当死”。顺治“允其奏”，张煊处绞。陈、洪等人才算逃过一劫。
事隔不久，继英亲王阿济格获罪，多尔衮罪状诏示天下，济尔哈朗集团对多尔衮势力的清算终于落到谭泰、陈名夏等人头上。面对郑亲王等人的步步相逼，谭泰忍不住质问诸王：“为何排挤我!若有我不犹愈乎?”八月壬戌，谭泰终被治罪，顺治不得已，匆匆将谭泰正法，为防事态进一步发展。但传令“凡谭泰干连之人，一概赦免”。
即使这样，陈名夏也在劫难逃。九年（1652）正月，郑亲王等再次审理陈名夏案。他起初曾厉声强辩，百般遮盖，后哭着下跪求饶，请求免去一死。顺治帝非常鄙视他的行为，痛斥他为反复无常的狡诈小人，但考虑到自己曾下令凡吏部与谭泰有牵连之人不再惩办，还是赦免了他的死罪，只是将他革职而仍支给俸禄，发正黄旗，并责令他思过、悔改。陈名夏逃脱一死，还得到正黄旗籍的庇护，其余不少人却因牵连受祸。但应注意的是顺治关于陈名夏案的态度颇堪玩味，实际上杀谭泰、贬陈名夏都出于某种外在压力，并不得不洗清自己与谭、陈等人的关系，对攻击者做出交待。
济尔哈朗等人自得势以来，不仅对多尔衮势力残酷打击，对皇帝及代表皇族利益的两黄旗势力也不断挤压。顺治对这种状况耿耿于怀，并决心利用明朝旧制改革现状。他首先加强对汉官势力的扶持。十二月，顺治宴请内大臣、大学士、汉尚书、侍卫于中和殿。赐大学士洪承畴、陈名夏、陈之遴及汉尚书高尔俨等朝服各一袭。为陈名夏制造复出的机会。十年（1654年）正月，顺治对“朕自亲政以来，各衙门奏事，但有满臣，未见汉臣”的现象表示不满，要求汉臣积极参与政事。这一时期，顺治对熟悉故明旧制，又敢于任事的陈名夏大力擢升，对“畏惮忌祸，不敢进谏”的陈之遴等则深致不满。这位雄心勃勃的皇帝已不满足于对朝廷制度的小打小闹的改革，他要仿照以往旧制，从根本上实现皇帝的中央集权，以抗衡甚至制约议政王大臣会议的集体议政制。
自顺治亲任汉官以来，内外汉官的文化优越感就已经被充分激发起来。他们不敢在大政方针上有所建言，却不断要求皇帝习经书、读通鉴、开经筵等等，意在促使皇帝提高对汉文化的认同，进而提高汉官的政治文化地位。现在有了皇帝的进一步支持，在还未等搞清时局发展的情况下，便迫不及待行动起来。正月十九日，京畿道监察御史吴达上《特参内院大臣之非以端之》本，称“未闻冲龄御世，聪明轶于百王，而大小臣工臃肿聚于一时，开代之初即抱有君无臣之叹如今日者也”。矛头即指向朝中满官。二月初，詹事府少詹事李呈祥上疏请部院衙门裁去满官，专用汉人。种种迹象表明，朝中汉官对满人擅权的强烈不满，在尚未深思熟虑的情况下突然倾泻出来。
吴达的奏本和李呈祥的上疏激起了轩然大波。在举朝满臣的强烈要求下，吴达的上本被付诸廷议。尽管吴达再三解释，也逃不了被贬的命运。李呈祥的奏疏更是触犯满臣的众怒，连顺治也认为：“李呈祥此疏大不合理”。
皇帝的本意只是借汉官的支持从而摆脱议政会的掣肘，使自己独揽大权，绝不可能将政权拱手交回汉人手里。为了自己和皇族的利益他可以暂时与汉官联盟，但当满汉矛盾突然尖锐起来，他的立场不得不偏于满方。在这样的事件中，顺治突然意识到汉官思想深处对当前政权的敌对，就自然而然对他们的忠诚起了怀疑，倚靠他们恢复旧制的热忱也日渐消退。
四月，明朝降将、总兵任珍因私杀家属而被革职，又口出怨言而被奴婢告发，终被逮捕。刑部的满族官员议决要将他处死和抄家，以陈名夏为首的27名汉臣却认为任珍罪不该杀，又不敢明说，只是拖延搪塞。在满官的参奏之下，顺治帝不得已曾将陈名夏定为死罪，后改为降官职二级，罢去吏部尚书之职，并严厉警告他要痛改前非。
次年，陈名夏的死敌宁完我成为满洲议政大臣，这一次满洲贵族对陈名夏展开了致命的打击。三月一日，宁完我上章弹劾陈名夏，说他怀奸结党，奸乱日甚，党局日成，是“南党”“党首”，对国家危害甚大。还罗列了他的八大罪状，如屡次违法乱纪，蒙宽恕而阳奉阴违，还倡言“留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升擢官吏不公、包庇罪臣；私抹票拟公簿，甚至更改书稿；与科道官勾结成党；利用职权图谋私利；纵容儿子陈掖臣在南京凌暴乡邻，侵占官田，收受贿赂。
对陈名夏的弹劾，也有警告皇帝之意。顺治无奈，只有将他交给大臣们审理，并被定为斩刑。顺治后又允其留全尸，于同年三月绞死。陈名夏一死，顺治皇帝及清初汉官的改制之梦也就彻底破灭了。终顺治一朝，皇帝始终生活在议政王大臣会议势力的笼罩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