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投清
吴三桂的一生，身经两朝，历事三主，朝秦暮楚，反复无常，完全是个地地道道的野心家、阴谋家，他的一切行动和策略都是为了卑鄙的小我。在他投降清朝这个重大问题上，尽管还存在很大争论，但视吴三桂为民族败类的定性还是比较清楚的。
“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这是清初著名诗人吴伟业所写七言古诗《圆圆曲》中的两句，不无讥讽地鞭笞了不顾民族大义、屈节投降的明山海关总兵、平西伯吴三桂，极耐人寻味。
吴三桂（1612—1678），字长白，高邮（今属江苏）人，后迁辽东（今辽宁辽阳），生于将门之家，父亲吴襄，武进士出身，崇祯初年，以守辽东有功官至锦州总兵。吴三桂自幼学习弓马，后来得中武举，又以父荫袭封都督指挥。他在军中先后任游击、副将等职，由于其父和舅父祖大寿都是高级军官，他又投在辽东方一藻和洪承畴的名下，并拜总监辽东兵马的大太监高起潜为“义父”，明末已是兵权在握的驻防山海关的辽东总兵，封平西伯。
崇祯十四年（1641）七月，明、清军队在松山和杏山展开决战，吴三桂中了皇太极的埋伏，差点儿做了俘虏，只身逃回山海关。崇祯闻之大怒，想对其严惩。多亏吴三桂疏通关系，才化险为夷，只受了降职三级的处分，仍旧带兵驻守宁远。
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李自成进入北京，腐朽的明王朝终于灭亡于农民战争的烈火之中。已封为平西伯的吴三桂因勤王不及，于三月二十二日退守山海关，开始了他一生中矛盾复杂而又富于戏剧性的历程。李自成知道吴三桂重兵在握，因此许以高官厚禄，并派人送去四万两犒师银，以解吴部的燃眉之急。七天之后，李自成派人携带吴襄的家书、封侯的敕书和大量银钱，去山海关招降吴三桂，劝他“审时度势，弃昏就明”“（如果）及时早降，不失通侯之贷”。
吴三桂面对急剧变化的形势，吴三桂心中十分矛盾，他原想观望一下再说，待看了父亲的家书之后，吴三桂面对民军和清军两大势力，最终做出投降大顺农民军的决定。然而，四月五日，当吴三桂率军抵达永平以西的沙河驿时，途遇由京中逃出的吴府家人。于是，“忿而中改”，勒转马头，再次返回山海关。
对于吴三桂中途返回，坊间向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吴三桂因其爱妾陈圆圆为大顺农民军将领刘宗敏掠去而怒改初衷。如《清史稿》记载说：“三桂引兵西，至滦州，闻其妾陈为自成将刘宗敏掠去，怒，还击破自成所遣守关将”。《清史列传》记载说：三桂“悦歌女陈沅，以千金购之……至是，为贼将刘宗敏掠去。三桂闻之，作书绝父，驰归山海关”。明末诗人吴梅村更是特赋《圆圆曲》一首，笔调尤其尖锐。诗曰：“顶湖当日弃人间，破敌收京下玉关。痛哭六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从此，“冲冠一怒为红颜”脍炙人口，并似成这一事件的定论。此外，《明史》、《平寇志》、《四王合传》，以及《庭闻录》等书均持此说。
另一种说法则认为：大顺农民军实行了追赃助饷政策，拷掠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导致了吴三桂的反悔。如张怡在《謏闻续笔》中说：“贼得京师，召三桂。至永平，闻其父大将军襄为所系，索饷二十万，乃惊曰：‘此诱我，剪所忌耳!，乃率兵还”。程源在《孤臣纪哭》中也说：“逆闯急于降三桂，三桂父总兵吴襄住京城，贼逼襄书招之，襄不从，贼掠索之。三桂间京城，得状，乃以兵出关”。《甲申核真略》等史料记载，自成部下拷打吴襄，他只交了五千两银子，农民军嫌少，将其下了大牢，继续施以酷刑追逼。吴襄派家人傅海山送信给三桂，详述目前惨状，盼他快来解救。三桂算算行程日期，来不及救出父亲，况且母亲权氏、弟弟三辅等人也被自成拘捕，难有生还希望。前思后想，只能投降清军以报家仇。谈到降清原因，吴三桂自己也说：“正值李自成作乱，考虑到不能两全其美，于是乞师本朝（清朝），以雪君父大仇”。
可以说，李自成对明朝官吏刑掠和吴襄被逮，的确是吴三桂降李复叛、最终导致降清的重要原因，或根本的原因。但在当时这只是一个潜在的因素，而陈圆圆的被夺，则在吴三桂的这一转变中起了不可忽视的决定性作用，它诱发了潜在的原因，促成了转变的发生。
吴三桂决定投降关外的清军后，就以亡明孤臣的口气给多尔衮写信，言辞恳切地请他：“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此时的多尔衮正在出师中原的路上，得知吴三桂乞师的请求，真是喜从天降，立即改道从山海关入关，并复信吴三桂许诺说：“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爵为藩王，国仇可报，身家可保”。
吴三桂尚未动作，李自成却已率兵东进。消息传来，促使吴三桂下了坚定决心，他亲自到威远城迎接多尔衮的兵马，并在清军兵营剃头结辫，走出了投降的第一步。当年四月二十二日下午，李自成农民军和吴三桂军在山海关一片石展开激战，双方打了一天多，没有分出高下。两军正杀得难分难解，两万清兵突然从阵地左侧杀来，充作吴三桂的帮手。农民军寡不敌众，仓促败退西走，清军分为两路入关，不久即占领北京。这时，吴三桂及时打起了“复君父之仇”的旗号，在清和硕英亲王阿济格的麾下，充当了追剿李自成军的先锋官。三年之后，清廷又调回吴三桂，命他与八旗将领李国翰守卫汉中。吴三桂没有辜负清廷的期望，不仅剿灭了不少抗清义军的余部，而且还杀害了一些朱明后裔和遗臣。顺治十四年（1657），他又进军云贵，攻打南明桂王永历政权，十八年（1661）十二月，出师缅甸，追执桂王，次年初即在昆明绞杀了桂王父子，彻底灭亡了南明政权。可以说在大清入主中原的整个过程中，吴三桂起了重要而又独特的作用。尽管他在以后又扯旗造反，但他投降清朝的想法和行动有目共睹，是不能怀疑的。
纵观吴三桂的一生，身经两朝，历事三主，朝秦暮楚，反复无常，完全是个地地道道的野心家、阴谋家，他的一切行动和策略都是为了卑鄙的小我。在他投降清朝这个重大问题上，尽管还存在很大争论，但把吴三桂视为卖国者和民族败类，这一点是比较肯定的。正如杜甫诗句所言：“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