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开缺
维新变法酝酿期间，刚毅、荣禄、怀塔布等，抱定“祖宗成法不可变”，接连上书慈禧，弹劾翁同龢“结党私政”、“揽权误国”，攻击维新运动。随后，慈禧下令撤去翁同龢毓庆宫授读。光绪二十四年（1898）6月15日，即变法后第五天，慈禧又迫使光绪下诏贬黜翁同龢开缺回籍。翁同龢究竟缘何开缺回籍，值得玩味!
翁同龢，字声甫，号叔平，又号瓶生、井眉居士，晚号松禅。1830年5月19日生于一个封建官僚家庭。二十一岁选为拔贡，二十三岁中举人，二十七岁以一甲一名进士及第，官翰林院修撰。同治四年（1865），翁同龢接替父业，入值弘德殿，为同治师傅，前后教读九年。同治病逝后，光绪即位，慈禧又命翁同龢入值毓庆宫，为光绪师傅。
维新变法酝酿期间，刚毅、荣禄、怀塔布等，抱定“祖宗成法不可变”，接连上书慈禧，弹劫翁同龢。后慈禧下令撤去翁同龢毓庆宫授读。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七日，慈禧又迫使光绪下诏贬黜翁同龢开缺回籍。戊戌政变后，又将其革职，永不叙用。
宣统帝溥仪即位之后，其父载沣监国时，为翁同龢平反，“翁同龢著加恩开复原官”，后又追谥“文恭”。
翁同龢像翁同龢为什么会被贬黜和开缺回籍?学术界却意见纷呈，颇多分歧。
第一种观点，举荐康有为说。这一观点认为维新变法时期，翁同龢引荐康有为是导致顽固派弹劾的主要原因。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进一步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一代相国翁同龢也逐渐认识到西人治国有法度，认为西法不能不用，于是“大搜时务而考求之”。1888年4月，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在第一次上书中指出：如果中国取法泰西实行改革，十年内富强可致，二十年可雪耻。还预言日本变法自强，将窥朝鲜及辽、台。六年后，甲午战败，康有为的预言得到证实。所以翁同龢认为康有为是奇才。光绪二十一年（1895），康有为、梁启超等获悉签订《马关条约》，于是联络在京会试的一千三百多名举人联名上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等主张。翁同龢见到此书后，大为赞赏，为了识拔奇才，他以朝考官的职权，准备引荐康有为。他还不惜一品大臣的身份屈尊私访康有为，当两人会面时，足足谈了两个多时辰。临别，翁同龢还向康有为要了有关变法的书。从此，他每天读变法书，和以前判若两人。光绪不愿作亡国之君，接受维新思想，实行新政，这与翁同龢引荐康有为等人是分不开的。翁同龢在与康会见的第二天，就向光绪密报会见情况。平日授读时，也是大讲西法如何如何好，还介绍光绪看《日本变法考》、《泰西新政摘要》、《俄彼得变政记》等书。当光绪毅然实施改革时，翁同龢辅佐草拟变法谕旨，颁布《明定国是》的诏书，正式宣布变法。就在光绪实施变法的同时，一批顽固守旧的满人刚毅、荣禄、怀塔布等惟恐变法后受排挤，抱定“祖宗成法不可变”，他们与甲午主和派联合起来，迎合慈禧，挑拨慈禧与光绪的关系，加紧策划政变。为了阻挠变法，顽固派把斗争矛头集中对准翁同龢，指使亲信接连上书慈禧，弹劫翁同龢“结党私政”“揽权误国”，攻击维新运动。变法酝酿期间，慈禧下令撤去翁同龢毓庆宫授读。变法后第五天，慈禧又迫使光绪下诏贬黜翁同龢开缺回籍。
第二种观点，刚毅构谗陷害说。这一观点认为，翁同龢与刚毅的不和，是导致前者开缺的主要原因。翁同龢秉性正直，遇事敢言，不畏权贵。在封建官场中，这种品德可以得到正派人士的崇敬，也必然会引起某些心胸狭窄、阴险毒辣、凯觑权位者的不满和嫉恨。他“好延揽”、“广结纳”，有其突出的长处；但却“必求为己用”，“不能容异己”，又有致命的弱点。他两次充当帝师，名高望重，预闻军国，稳操实权，深受光绪信赖，较之其他大臣具有明显的优势，如果遇事慎重，虚心谦和，善处人际关系，其地位会日益巩固。然而他非但没有正确运用这一优势，相反，却因此而滋长了骄横和跋扈，与同僚议事，往往轻视别人，固执己见，锋芒过露，偶有不合，便怫然不悦，争吵不休。尤其令人侧目者，则是其在争吵之后，“常入报帝，必伸己意”要光绪采纳，压制不同的意见。所以他与同僚的关系很难融洽。以前，他与军机大臣沈桂芬、阎敬铭、潘祖荫等都是如此。后来与孙毓议、徐用仪更是势同水火。连1897年7月逝世的清流派首领、军机大臣李鸿藻，也与他因政见歧异而搞得关系极为紧张，以致官场中传言：“李鸿藻一日不死，翁同觫一日不得逞”。而他与刚毅的不和更是种下了恶果。军机大臣满人刚毅尽管由翁同龢荐引进入枢府要地，但其思想顽固不化，与主张改革的翁同龢尤其没有多少共同语言。而且刚毅并非正途出身，识汉字不多。常读错音，遭翁讥诮，引为大耻，日思报复。有记载说，刚毅“每称大舜为舜王，读皋陶之陶字为本音，并于外省奏折中指道员刘篇为刘鼐，经公（翁）当面呵斥，渠隐恨思报复久矣”。维新变法之时，刚毅等人借机上书慈禧，弹欬翁同龢“结党私政”、“揽权误国”。最终导致慈禧令光绪下诏贬黜翁同龢开缺回籍。
第三种观点，慈禧与荣禄阴谋说。光绪皇帝明令变法的《明定国是诏》是由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帝师翁同龢起草的，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6月11日颁布，而在变法第五天即6月15日，翁同龢突然被开缺回籍，同时任命荣禄署理直隶总督并统辖北洋三军，宣布以后凡任命二品以上大员须诣太后前谢恩，并决定秋天“天津阅操”事。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一书中说：“一切新政之行，皆在二十八日之后，而二十七日翁同龢见逐。荣禄督师，西后见大臣，篡废之谋已伏”。显然，他是把翁同龢被罢黜和荣禄被重用等事件连在一起的，认定这都是慈禧与荣禄一伙策划的废立阴谋的组成部分。据梁启超描述，罢黜翁同龢是慈禧太后“忽将一朱谕诏书强令皇上宣布”，“皇上见此诏，战栗变色，无可如何。翁同龢一去，皇上之股肽顿失矣”。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也说：“奉旨著于二十八日预备召见，二十七日诣颐和园，宿户部公所。即日懿旨逐翁常熟……并今天津阅兵。盖训政之变，已伏于是。平是知常熟之逐，甚为灰冷”。康、梁是戊戌变法的当事人，历来关于戊戌变法的著述，论及翁氏罢相，多采康、梁之说。
第四种观点，光绪本意说。理由是翁同龢虽然曾向光绪皇帝举荐康有为，但事后当皇帝向他索要康氏著作时，翁却说：“臣与康有为素不来往”，“此人居心叵测”。翁既为皇帝起草《明定国是诏》，又当着皇帝和太后的面说过“西法不可不讲，但圣贤义理尤不可忘”；翁在讨论接待来访的德国亲王的礼仪问题上与皇帝意见不合；御史玉鹏运、安徽藩司于荫霖、御史高曼、御史李盛锋等人上书弹劾翁。因此而认为上述事例与罢黜翁同龢的诏书中所说“近来办事多未允协，且于征询事件，任意可否，渐露狂体情状，难胜枢机之任”都相符合，遂得出结论：是光绪皇帝而非慈禧太后罢黜了翁同龢。此说初看似觉新鲜，但推敲起来，仍嫌证据不足。翁同龢与光绪皇帝有二十年师生之谊，情同父子，变法伊始，翁同龢刚刚为皇帝起草了《明定国是诏》，皇帝显然对他是信任的，何以在数日之内翻云覆雨?而且选择在翁同龢六十九岁寿辰之日将他罢黜，于情于理都难以说得通。如果翁确实是因为妒忌康有为而遭贬，而且诏令确实出于光绪皇帝之意，康、梁不可能毫无觉察，也不可能对翁同龢持同情态度。
翁同龢开缺的原因，因研究者视角的不同而得出了多种不同的意见，这里仅供读者自己去猜测和回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