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凉抑塞丁酉科考素闻世
清统治者入主中原以后,为了安抚士入,从顺治三年(1646)丙戌始开科取士,而大大小小的科场案也就随之接踵而来。闹得最凶的,就是顺治十四年(1657)的丁酉科场案。但真正令后人津津乐道的,却是这场科举闹剧中的悲剧性人物——吴兆骞。
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原以后,为网罗知识分子,从顺治三年(1646)丙戌开科取士,几乎连年考试,而大大小小的科场案也随之而来。从《吴梅村年谱》中的记载来看,“壬辰(顺治九年,1652年)权贵与考官有隙,因事中之,于是科场之议起”。闹得最凶的就是顺治十四年(1657)的丁酉科场案。此案牵连之广,影响之大,在清代二百多年的历史中也是罕见的。但是真正令后人津津乐道的,却是这场荒诞的科举闹剧中的悲剧性人物——吴兆骞。
首先案发的是北闱(即顺天府)科场案。这次主考是翰林侍读曹本荣,侍讲宋之绳,分校官有大理事左右评事李振邺、张找朴等十四人。参加者五千七百多人,中式名额仅二百零六名,于是一些人便竞相贿赂考官。李振邺进士出生,少年轻狂,为了结交权贵,也为了自己收揽私人,他一下答应了二十五个人的关节。最终的结果是京官三品以上的子弟无一不取,但也有花了银子没有考上的,于是投状叫冤。顺治于十月二十七日下旨:“李振邺、张找朴、蔡元禧、陆贻吉、项绍芬等立斩,家产籍没,父母兄弟妻子俱徙尚阳堡”。十一月十一日顺治又谕礼部:“今年顺天乡试,发榜之后,物议沸腾,同考官李振邺等贿赂关节,已经审实正法。其余中式各卷,岂皆文理平通,尽无情弊?尔部即将顺天乡试中式举人,速传来京,候朕亲行复试,不许迟延规避”。复试的时间和题目,全部由顺治皇帝钦定。顺治十五年(1658)正月十七日,在太和门复试,士子们在八旗亲兵的押送下进入考场,由顺治皇帝亲试。二十五日宣布结果,革去苏洪浚等八人的举人,米汉雯等一百八十二名仍准会试。四月二十三日,顺治皇帝在太和门亲审其余各犯,把应处死的二十五人痛加申斥以后,“俱从宽免死,各责四十大板,流徙尚阳堡”。顺治还特意强顺治帝调:“自今以后,凡考官士子,须当恪遵功令,痛改积习,持廉秉公……如再有犯此等情罪者,必不姑宥”。
无独有偶,过了半年,顺治十四年(1657)十一月二十四日,给事中阴应节参奏:“江南士考方犹等弊窦多端……物议沸腾”。由于顺治帝处置“北闱”乡试科场案的怒气未消,听到这个消息,更是火上加油,怒不可遏。立即传旨:“方犹等经朕面谕,尚敢如此,殊属可恶。方犹、钱开宗并同考试官,俱著革职”。并且下令派总督郎廷佐清查此案。
丁酉科江南乡试,正主考是翰林院侍讲方犹,副主考是翰林院检讨钱开宗。放榜以后,虽然得中的多是江南名士,但是中式的举子,不少是贿赂考官而中的。因而两江的上议哗然。落第的士子们群集在贡院前,有人还贴了一副对子:“孔方主试付钱神(指考官方犹和钱开宗),题义先分富与贫(科题取《论语》中“贫而无谄”一词)”。并且将门上“贡院”两个大字的“贡”字中间加了一个“四”,改成“卖”字;“院”字用纸贴去“耳”旁,变成“完”字,“贡院”就变成了“卖完”。其时,士人还刻了一部传奇,叫《万金记》(以“方”字去一点为“万”,“钱”字去旁边为“金”),指的就是两位主考官。
顺治十五年(1658)二月庚戌,顺治帝在中南海瀛台亲试该科江南中式的正副榜举子。和上次亲试情势差不多,每个举人都身带刑具,由护军营的军校持刀监视,戒备森严。二十四日公布皇帝亲试结果,二十四人罚停会试,十四人文理不通,革去举人,只汪溥勋等七十四人准许参加会试。十一月二十八日顺治帝在刑部奏折上谕批:方犹、钱开宗俱著即正法,妻子家产,籍没入官。叶楚槐等十八名同考官处绞刑,妻子家奴,籍没入官。方章钺、吴兆骞等八名考生,俱著责四十板,家产籍没入官,父母妻子流徙宁古塔。
在这场科场狱案中,吴兆骞交白卷一事最为轰动。吴兆骞(1631—1684),字汉槎,江苏吴江人,九岁作《胆赋》,十岁写《京都赋》,少年时即声震文坛。少年的吴兆骞性情狂放。据清笔记小说上载,他在私塾里念书时,见桌上有同学们除下来的帽子,常拿来小便。同学们报告老师,老师自然责问他,他的理由是:“与其放在俗人头上,还不如拿来盛小便”。老师叹息说:“这孩子将来必定会因名气大而惹祸!”另一部笔记中还说他一件逸事:有一次他与几位朋友同出吴江县东门,路上忽对汪钝翁说:“江东无我,卿当独秀!”旁人为之侧目。史料也说他:“为人简傲自负,不拘理法,不谐与俗,故乡里忌之者众”。但是这个“惊才绝艳”的吴兆骞,这次皇帝亲试,他却交了一张白卷。于是众议哗然,有人说他是惊魂未定,所以提笔忘字;也有人说他是恃才傲物,故意卖弄。其实,是吴兆骞看到当时如同刑场的景象,感慨万端,把笔一扔,说:“焉有吴兆骞而以一举人行贿的吗?”真是清高得很!于是触怒了顺治帝,在顺治十五年(1658)戊戌八月,被发配到宁古塔充军(今黑龙江省宁安县)。临行时,京中好友顾贞观、徐乾学、吴梅村等人都来给他送行。吴梅村还作了一首长诗《悲歌赠吴季子》送他上路。这一去就是二十多年,吴兆骞写了许多悲愤慷慨的诗歌和感人泪下的书信,后来编成了《归来草堂尺牍》和《秋笳集》。郭磨云在《灵芬馆词话》中称赞他的诗“悲凉抑塞,真有崩云裂石之音”。
康熙十五年(1676)冬,吴兆骞的好朋友顾贞观(宁华峰,号梁汾,江苏无锡人),在当朝太傅明珠家里教书,想起好友在寒冷偏塞之地受苦,于是寄了两阕词给他。不料明珠长子纳兰性德看了这两阕词后,不禁感动得流泪,认为古来怀念朋友的文学作品中,李凌与苏武的《河梁生别诗》,向秀怀念嵇康的《思旧赋》,与此鼎足而三。纳兰性德很感动,慨然许诺十年之内,一定帮助吴兆骞归来。
好友顾贞观的鼎力营救,纳兰性德等人在朝中斡旋,恰巧这时康熙帝派人去祭长白山,吴兆骞写了一篇祭长白山赋,献给康熙皇帝。康熙一阅,文词华美,确实才气过人。因此大学士徐乾学趁机倡议捐钱把其赎回来。徐乾学官居显赫,又和当朝太傅明珠同是一党,自然一呼百应,闹得朝野名流只恨钱少。
康熙二十年(1681),吴兆骞奉诏赐还。他在塞外度过了二十三年,终于生入雁门关,回到北京后,夜夜梦乡里的情景遽然变成了现实。他在东北生的儿子吴振臣已经十七岁。吴振臣在他写的《宁古塔纪略》中记述了这个激动人心的场景:“与亲友相聚,执手痛哭,真如再生也。流人复归本土,玉门之关既入,才子之名大振”。吴兆骞获释回来后,京城名流纷纷给他接风洗尘,日日欢宴,在大学士徐乾学和相国冯溥等人的倡议下,众人还纷纷赠以诗文,一时成为盛事。
吴兆骞五十四岁时,在北京病逝。他再也没有回到山清水秀的江南故土,却留下几卷动人的诗稿和一个令人难忘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