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君臣
宪宗成化二十三年（1487）九月，皇太子朱祐樘即位，是为孝宗。弘治元年（1488），将妖僧继晓发原籍为民。妖人（专事宗教迷信的人）壹孜省伏诛。太常卿道人赵玉芝、邓常恩戍边，番僧国师领占竹等悉革职。斥佞竖梁芳、陈喜等往孝陵司香。先朝佞臣，放斥殆尽。十月，召兵部尚书王恕为吏部尚书。恕至京，庶吉士邹智对王恕说，过去，大臣见不到君王，所以事事苟且，你应该先求见皇帝，就时政之弊,历陈上前，也许对过去的失误有所补救。王恕很同意他的建议。当时王恕在家乡很负众望，他在家乡做官时，把弊政都一一釐正过来。十一月，宪宗时大学士万安被削职。先是万安勾结万贵妃进奸僧继晓，讨宪宗欢心，以巩固他的宠幸。又与李孜牧结纳，表里为奸。孝宗做太子时，多闻万安的恶迹，此时，孝宗在宫中找到一个箧子，都是密术，署名“臣安进”。孝宗遣人拿到万安跟前说：“是大臣所为乎?”万安惭愧流汗，不能出一语。不久，上下都交章议论抨击，于是罢免了万安。礼部右侍郎丘溶进著《大学衍义补》，被提拔为礼部尚书。丘溶以真西山《大学衍义》有资治道，而缺治国平天下的部分，丘溶就采取经、传、子、史有关治国平天下的内容，分类汇集，附以己意，名《大学衍义补》，书成，呈上，孝宗览后十分高兴，批答道：“卿所纂书，考据精详，论述该博，有辅政治，朕甚嘉之。”乃命礼部刊行。
孝宗弘治元年（1488）正月，召南京兵部尚书马文升为左都御史，孝宗为东宫太子时，素知其名，至是，文升感殊遇，奋励效命，知无不言。二月，孝宗行耕籍田礼完毕，与群臣飨宴，教坊以杂伎承应，有时说一些粗野语言。马文升厉色说：“新登极的天子应知稼穑艰难，岂能用这些俚俗之物渎乱宸聪!”立即把他们斥退。御史因一般冒犯被下狱。马文升认为皇帝即位之初，不宜罪言官。于是御史得释。时论一致赞扬这件事。先是，张吉、王纯、丁玑、敖毓元、李文祥均以直言被远谪，南京吏部主事储瑾上言：“这五人，即以直言获罪，必不变节辱身。现在五人都被抛弃到岭南，毒雾瘴气，与死为难，情实可悯。请皇上将五人置之于社会风气良好之地，那么他们的言论风采必有可观，与其现在寻求敢谏之人，不若先起用这五人。”孝宗皇帝命吏部一律起用。
吏部尚书王恕说：“正统以来，每日只上朝一次，臣下进见，只不过片刻即止，皇帝再聪明，怎能把天下所有事都察清楚，只不过把真情寄托于左右近侍，左右之人与大臣相见不多，又怎能识大臣贤否。有的听到有毁誉之言，有的出于自己好恶之私，要想得知真情，必须陛下每天去便殿，宣召诸大臣详论治道，共同谋议政事，或者让他就某事专门发表看法，或者亲自看看他的奏章。这样做不但能知大臣贤否，还可以随材任用，也可以从他们那里受到启发，变得更加高明。”马文升条陈时政十五事：选举廉洁有才能的人担任监察刑法之官；禁止占夺公物和惩戒贪官污吏；选择铁面无私之人掌审判量刑；申明立法意图来管理国之常务；驱逐术士妖人以防止迷信煽惑；要求效率以革除奸弊；选择好的地方郡守县令来巩固邦国社稷之根本，严格考核以示奖赏；禁示公罚以砥砺士风；广泛储备和积蓄以满足国用；抚恤士人以防止后患；清查僧道以杜绝游食之人；广布恩德以安定四裔；节制浪费以缓解人民负担；加强军备建设以抵御外侮。孝宗非常高兴，完全采纳，逐条责令施行。特别是节约用度一条，马文升特加上批注：“一应供应之物，陛下量减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言语尤其深切感人。六月，王恕建议皇帝禁止文人不合情理起用私人，孝宗听从。五月，以刑部侍郎彭韶为吏部左侍郎。王恕做尚书，得彭韶为辅佐，可以完全做到为政不避权贵，求情妄法的路子悉被杜绝。六月京城及通州久雨成灾，庐舍倒塌，死者甚众，诏求直言。马文升上疏请求禁奇巧、却珍贵、慎毁誉、重咨询、抑外戚、开言路。诏下所司议论执行。
弘治三年（1490）三月，内廷宦官求建鹰坊、牧马场，求拨地千顷。户部尚书李敏阻止说，牧马场、鹰坊至多二百顷，其余都是民田，怎可以夺耕种之地为飞走之所!孝宗听从谏议。十一月，诏大臣极言时政得失。吏部侍郎彭韶说，近侍要整顿，任官要慎重，发展农业生产，减轻苛捐杂税。孝宗认为很好。礼部尚书耿裕上时政七事疏，孝宗认为有防微杜渐之意。左侍郎仉岳认为，当今民日贫，财日匮，应把节俭作为头等大事抓。要节俭必须减少斋蘸、停止对皇宫特殊供应、减少营缮工程。孝宗都采纳。
弘治五年（1492）三月，巡抚保定都御史史琳奏，宦官外戚借宫廷供应之名夺占百姓园田，孝宗下诏立即退还民园。四月，大学士丘睿言时政之弊，拟为二十二条，极言朝廷应抑遏奸言，杜塞希求，节财用，重名器等，共万余言，孝宗览奏甚悦，以为切中时弊。太监李广认为城垣完工，功绩甚大，请求量加内官俸级，王恕力持不可，停止加内官俸级。五月，遣廷臣持内帑银，赈杭、嘉、湖水灾。十一月停止生员用钱买官的条例。王恕针对此条上奏说：“永乐、宣德、正统间，天下亦有灾伤，各边亦有军马，当时未有开纳事例，粮不闻不足，军民不闻困弊。近年以来，遂以此例为长策。既以财进身，岂能以廉律己，欲他日不贪财害民，何由得乎?”弘治六年（1493）八月，中官李广以左道受宠，谢迁，徐溥等力言其邪妄，引唐宪宗、宋徽宗为戒，劝止烧炼斋蘸，孝宗纳谏俱止之。
弘治十年（1497）二月，孝宗屡游后苑，侍讲王鏊给皇上讲文王不敢盘于游畋。孝宗醒悟，并召中官李广说，今天讲官所指，就是你们这帮人。令其好自为之。停止了游览后苑。六月，兵部尚书马文升请修武备。八月，外戚张氏有河间赐地400顷，还想并吞近旁民田千余顷，同时请求每亩加税银二分。户部尚书周经认为，河间之地多低洼，因为久旱，农民就占用干涸河滩地去耕种，一旦雨涝就马上被淹没，如果对这种地加税，将会留下无穷的弊害。疏上三四次，孝宗听其言。后有雄县退滩地，献给东宫做庄田，孝宗根据周经前奏，把占民滩田者都判了罪。一时贵戚近倬类似的陈请，一律依法判罪；此后，贵戚近俸们稍有收敛，不再疯狂占夺民田。
弘治十一年（1498）十月，太监李广因左道见宠任，权倾中外。后来幼公主出痘死亡，太皇太后归罪于李广。李广畏罪饮鸩而亡。孝宗下令搜查李广家，得到李广纳贿簿一本，其中有，某送黄米几百石，某送白米几千石。孝宗问左右，李广有多大肚子，能吃多少，为什么一送就如此之多?左右回答说，黄米是指金子，白米是指银子。孝宗大怒，下诏抄家治罪。十一月，议修清宁宫，兵部尚书马文升请求调拨宫廷银库钱，不要为此征派百姓，同时停止到四川采伐木材。孝宗同意。六月，刑部侍郎屠勋上告寿宁侯夺占河间地区民田，上奏中说，食禄之家不言利，况且河间又是太后诞毓之乡，而与小民争尺寸之地，很不妥。孝宗非常满意屠勋敢于直言切谏的精神，采纳了他的建议，清退所占民田。
弘治十四年（1501）正月，陕西延安、庆阳二府连日地震，有声如雷，压死人畜无算。于是兵部尚书马文升认为，陕西与敌为邻，延、庆二府又近河套，今地震不已，可能为外寇所乘。小王子部落，有精兵数万，他们的酋长和硕是狡黠枭雄，往往以诈计败官军，为患非小。他认为当时“海内民困财竭，兵衰将懦，文恬武嬉，法令不振，正安内攘外之时，修德弭炎之日”。他请求朝廷要“行仁政以养民，讲武备以固圉，节财用，停斋蘸，止传奉冗官，禁奏乞闲田，撤还陕西织造内臣，振恤被灾之家”。孝宗听从了他的建议。八月，小王子、和硕等在边境攻城陷堡袭击官军，形势十分紧张，孝宗认为军兴缺饷，屡次在朝廷与诸臣论议解决之法。大学士刘健等认为：“天下之财，其生有限。今光禄岁供增数十倍，诸方织作，务为新巧，斋蘸日费数万，太仓所储不足饷战士，而内府取人动辄四五十万，宗藩、贵戚之求土田夺盐利者亦数千万计。土木日兴，科敛不已。传奉冗官之俸薪，内府工匠之饩廪，岁增月积，无有穷期，财安得不匮!愿陛下绝无益之费，躬行节俭，为中外倡，天下幸甚!”孝宗又一次虚心纳谏。兵部尚书马文升劝孝宗积金帛以备缓急，罢斋蘸以省浪费。终止传奉官下各地索贡，严禁宗藩贵戚奏讨占地，撤回陕西织造内臣，以苏军民之困。孝宗对他的谏议大加表彰。十月，改马文升为吏部尚书。
弘治十五年（1502）正月，朝廷对全国官吏进行一次大考察。孝宗对马文升说：全国主管人事的官都集合到京城，你要用心对他们进行采访，既不能宽纵也不要枉罚，彰明朝廷赏罚升迁。马文升说，陛下图治如此，这是社稷宗庙的大福，他怎敢不尽心尽职!从此，淘汰了不称职者二千余人，都罚如其分，天下吏治为之整肃。先是，刘大夏在广东、广西掌军务。一岁后求解甲归田，不许。当刘大夏廷谢时，孝宗在帷殿召见，孝宗说，我素来重用你，而你却多次辞疾，原因如何?刘大夏答以老病，且民穷财尽，万一不虞，责在兵部。刘大夏认为自度力不足办，所以‘谢职。几日后，又问，朝廷征敛很有分寸，何至于民穷财尽?刘大夏认为光是宫廷常贡铎木，香药等，就已花费钜万：孝宗说，如果你早报，早已停止常贡了。其他征敛也都可以一一议革。一天孝宗又问，两广各卫所战士是否强勇可用?刘大夏回答，以往他只是说民穷，其实士卒也苦不堪言，如何谈锐勇!孝宗又问，士卒在卫有军粮，戍征有行粮，何以言穷?回答：江南漕粮运转困难，江北京城团练供应紧张，其他困难又何止于这几项?况且所谓月粮、行粮，一半由军队将帅共同消耗享用，所余能不穷吗?孝宗听后，大为感慨，说：“朕在位久不能知，何称为人主!”于是令九卿大臣，各以其职言军民弊政，有选择地进行改革。十月，孝宗想在近畿地方团操人马，做左右掖。问刘大夏，刘大夏认为京西保定可团操人马。于是把保定两班军一万人，发回卫团操。于是有飞语贴在宫门，诬骂刘大夏。孝宗召刘大夏给他看。并说，宫门外人怎能到达?一定是内臣得不到私自役使军队的机会，因此贴飞语诬人。又问刘大夏，兵饷何以经常匮乏?刘大夏回答说，我在两广之时，大城的抚、按、总兵三司所费，不能敌一中贵人，兵饷如何不乏?孝宗认为中贵监军是祖制，不宜遽削，而必会廉如邓原，麦秀者充补，否则就暂且缺额。孝宗再次与大夏谈，诸司都已详尽说到所存弊政，恐怕哪一司也赶不上御马监、光禄寺。刘大夏说，皇上知弊详尽，很好，要想除弊兴利，唯在独断立行而已。最初，光禄供奉内府，自有常额。成化以来，内员渐多，常供不足，于是责成京城邸店操办，逼索甚苦。刘大夏此时揭露光禄寺每日操办用度烦费，杀牲数百，既损民财，又失爱物之仁。孝宗得悉，恻然怜悯小民之苦，立即敕兵部侍郎，同给事御史清理裁革。光禄卿艾璞赞扬刘大夏说：“刘东山此奏岁省光禄金钱八十余万。古称仁人之言其利溥，此之谓与!”然而中官愈侧目刘大夏。
弘治十五年（1503）五月，兵部尚书刘大夏因言兵政弊端，未能悉革。乞退，不准。令开陈所言弊端。刘大夏条陈十事，孝宗览后非常高兴，命所司一一付之施行。孝宗又召刘大夏入便殿，孝宗说，有些事当否施行，很想与你商议，又因为不是兵部事而后止。今后无论当行当罢，你可以用揭帖（从内阁直达皇帝的机密文件）告知。刘大夏以为揭帖是非常手段，易生弊端，不可为后世法。事之可否，可以外付府部，内咨阁臣，不宜以揭帖为常法。孝宗完全赞同。孝宗曾问刘大夏，何时天下太平?刘大夏以为，求治不宜太急。佣人行政就召内阁和执政大臣面议后施行，但求顺理以致太平。当时刑部尚书闵珪持法忤旨，孝宗与刘大夏谈及此事怒气不止。大夏说，人臣执法，贵在效忠朝廷，闵珪所作所为无须惊异。并以远古虞舜皋陶之事为喻。孝宗沉思片刻方言：闵珪执法过于严格，而老成之人不可轻弃。于是准行其所奏。一日，孝宗召见阁臣于便殿，论及理财，李东阳极言盐法大坏是由于乞请私贩者众。刘健说：“太祖对茶法始行，驸马都尉欧阳伦以私贩坐死，高皇后不能救。如论事，谁敢为陛下言者!”此时，孝宗在位久，更加明习政事，多次召见大臣面议。而刘健等人竭诚尽虑，知无不言。他们奏请之事，无不采纳。每次进见，孝宗辄斥退左右。有人在屏封后窃听，但听见孝宗连连称善。召大学士刘健等议日讲事。孝宗说：“讲书须推明圣贤之旨。直言无讳。若恐伤时，过为隐覆不尽，虽日进讲，亦何益乎!”刘健说：
“我们如果不敢言，其余百官没有一个是敢言的了。”孝宗称是。
弘治十八年（1505）正月，孝宗召兵部尚书刘大夏，左都御史戴珊等面议政事。戴珊乞退，孝宗不允。问，为什么急于离去?戴珊不敢言，刘大夏说，珊确实有病。孝宗说：“主人留客坚，客且为强留，独不为朕留耶?且天下未平，何忍舍朕!”孝宗说罢，泫然出涕。珊与大夏都叩首涕泣。戴珊出宫后对刘大夏说，我一定要尽忠朝政，殉于本职!
明弘治间，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民族和睦，政治较为清明，孝宗励精图治，有一班才德兼备的大臣竭诚辅佐，如王恕、彭韶之冰鉴，马文升、刘大夏之练达，刘健、谢迁之老成，王鏊、丘睿之文章，闵珪、戴珊之宪刑。弘治君臣之治，上已略述。十八年（1505）孝宗病重召刘健等十余人为顾命，托以东宫说：“东官聪明，但年幼，好逸乐，诸先生辅之以正道，俾为令主。”刘健等叩首应答：“臣等敢不尽力!”日，孝宗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