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冗文浮言
朱元璋出身贫苦农民，幼年“家贫亲老，无资求师以问业”。《皇朝本纪》谓其游方“三载，复入皇觉寺，始知立志勤学”，可能其启蒙识字即在此期间。从军以后，有了权力、地位，由于事业的需要，大量吸收了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他在众多儒生的影响下，努力学习文化，经常谈古论今，因而知识大长，学问益进。从渡江到称帝，他和幕府中的儒生，如陶安、范常、夏煜、孙炎、杨宪、叶仪、戴良、刘基、宋濂等人，朝夕讨论，讲述经史，经过十几年封建文化的学习，中年以后，朱元璋不但了解一些儒家的经义，能写作通俗的文字，并且还能吟诗、作赋，评论文学作品的短长。初下徽州时，朱升请他题字，朱元璋亲写“梅花初月楼”匾额。和陶安论学术，亲制“国朝谋略无双士，翰苑文章第一家”门帖子送给他。鄱阳湖之战打败了陈友谅，高兴之余，和夏煜等草檄赋诗。宋濂不会饮酒，在朱元璋面前，勉强饮了几杯，不觉酩酊大醉，朱元璋送以白马，作《白马歌》。
做了皇帝以后，更加喜欢文墨，毛骐、陶安死，朱元璋为其亲撰祭文。桂彦良出作晋王傅，特撰文送行。张九韶告老还乡，又作文送行。朱元璋为文质实，主张文章应该写得明白清楚，通道术，达时务，也就是要适应政治上的需要。他曾著文辩论韩愈讼风伯之失审，谓：“今也韩愈既逝，文已千古，吾辩为何?欲使今之儒者，凡著笔之际，勿使高而下，低而昂。当尊者尊，当卑者卑，”即根据事实，不可随心所欲。
早在吴元年（1367）正月，朱元璋尚未称帝时，就曾对中书省官员说：“古人祝颂其君，皆寓警戒之意，适观群下所进笺文，颂美之词过多，规戒之言未见，殊非古者君臣相告以诚之道。今后笺文只令文意平实，勿以虚词为美也。”洪武二年（1369）三月，他对翰林儒臣说：“古人为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当世之务，如《典》、《谟》（均《尚书》中之篇名）之言，皆明白易知，无深怪险僻之语。至如诸葛亮《出师表》，亦何尝雕刻为文，而诚意溢出，至今使人诵之，自然忠义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达当世之务，立词虽艰深，而意实浅近。即使过于（司马）相如、杨雄，何裨实用?”故令：“自今翰林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务者，无事浮藻。”这是他关于整顿文风的第一次明令。洪武四年（1371）闰三月，朱元璋审定翰林所撰武臣诰文有“佐朕武功，遂宁天下”之句，即提笔改为“辅朕戎行，克奋忠勇”。并召词臣指示：“此言大过……自今措词，务在平实，毋事夸张。”再次强调其关于文风的主张。
唐、宋以来的政府文字，无论从上而下的制诰，从下而上的表奏，照例使用骈俪四六文体，华而不实。唐代韩愈提倡的古文运动，虽然在民间起了作用，但是以后的政府公文依然是因循旧章。对于同时代使用两种文体，朱元璋很不以为然。洪武六年（1373）九月，朱元璋从制度上采取措施，颁布《文书式》，“诏禁四六文词”。在此之前，他令翰林院儒臣选唐、宋名家所著“表”、“笺”中之可为法式者，作为标本。诸臣遵照选出唐柳宗元《代柳公绰谢上表》、韩愈《贺雨表》进上，朱元璋认为符合其宗旨，即“命中书省录二表，颁为天下式”，规定以后各衙门进表，皆仿此。并谕各部官员：“唐、虞、三代，《典》、《谟》、《训》、《诰》之词，质宴不华，诚可为千万世法。汉、魏之间，尤为近古。晋、宋以降，文体日衰，骈俪绮靡而古法荡然矣。唐、宋之时，名儒辈出，虽欲变之而卒未能尽变。近代制、诰、章、表之类，仍蹈旧习。朕常厌其雕琢，殊异古体，且使事实为浮文所蔽。其自今凡告谕臣下之词，务从简古，以革弊习。尔中书（省）宜播告中外臣民，凡表、笺、奏疏，毋用四六对偶，悉从典雅。”不但发布禁令，而且颁布样板，以供仿效，较前之仅为禁令者更进了一步。
洪武九年（1376）闰九月发生“五星紊度,日月相刑”的特殊天象，时称“星变”，封建时代人们认为这是上天示警。励精图治的朱元璋，对此非常重视，特“诏告臣民，许言朕过”。为时一月，即有中、外臣民十五人应诏上书言事。继而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书陈五事，全文一万七千字。朱元璋“命中书郎中王敏立而诵之。至字六千三百七十，乃云：‘才能之士，数年以来，幸存者百无一二，不过应答办集。’又云：‘所任者多迂儒俗吏。’言及至斯，未睹五事实迹”。朱元璋不愿再听下去，以为“妄言”。遂召茹太素人，问：“尔为刑部之官，彼刑部官吏二百有余，尔可细分迂儒俗吏乎?”茹不能答。必欲令其分别，茹回说：“无法指实其人。”朱元璋大发脾气，命人施以杖责，以警“妄言”。次日深夜，朱元璋卧榻上，想起茹太素上书事，又令人接着往下读，“直至一万六千五百字后，方有五事实迹。其五事之字，止是五百有零”。朱元璋认为其中所言四事可行，即于早朝时命中书省、都督府、御史台依茹太素所言施行。因而感叹：“吁，难哉!古今上书陈言者，未尝不为国、为民，而为君而言者，虽有责人以难，故要其名者，亦甚不多。今朕厌听繁文而驳问忠臣，是朕之过。有臣如此，可谓忠矣。”“呜呼!为君难，而为臣不易。”
不久，朱元璋令朝臣会商，研究制定一套固定而可行的格式，使言事者有所遵循。最后于这年十二月以《建言格式》为名，“颁示中外”。朱元璋亲撰序文冠于书首。《序》中记述了茹太素上书被杖之始末，明令：“若官民有言者，许陈实事，不许繁文，若过式者，问（罪）之。”又一次从制度上禁止冗文空言。
洪武十二年（1379），朱元璋于阅读送来的案卷时，深感内容重复繁冗，如果文字精简，数件即可。因想：长此下去，不仅皇帝浪费时间，全国上下起草、抄写、编订、报送和阅览这种案卷，又如何得了!从而联系到元朝以吏治国，案牍繁冗，小吏借以为奸，朝廷命官反受其摆布，以致危害蒙汉统治集团利益的教训，朱元璋痛感必须对此加以改革。因“命廷臣议减其繁文”，定为《案牍减繁式》，于这年八月颁示中外各衙，遵为定式，切实奉行。此事既关乎文风，更涉及案牍的组成，尤为杜绝吏员借案牍繁冗、因缘为奸的重要手段，是朱元璋整顿文风的进一步深化。
朱元璋严禁冗文浮言，格之以禁令，导之以模式，且以政府的命令大力推行贯彻，确实开了一代新风，提倡当代人写时文（即所谓“古文”），不仅影响于民间，更重要的是使公文趋于简明通俗，更是前所未有的善政。韩愈、柳宗元之后，朱元璋的提倡“古文”，成绩甚大，影响深远。他的提倡“古文”，决不仅是简单的文风问题，无论从出发点、针对性和结果来看，都集中在除弊图治上。所以他的严禁冗文浮言，具有极为明显的政治性，如果说他是以政治家来改革文风，并不为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