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卫制度
明代特务统治可谓臭名昭著，其机构便是令人闻之变的“厂卫”。它犹如附着在大明王朝肌体上的一个可怕的毒瘤,拼命吞噬着健康的细胞。明王朝由此病入膏肓，不可救药。
明太祖朱元璋即位之初,喜欢与左右近臣谈论古今君王待臣之道，太史令刘基（伯温）上言道：上古时期，公卿大夫触犯刑律，君主只是赐予他宝剑，劝其闭门自裁，未曾轻易加以污辱。这种做法主要是为了维护士大夫的尊严。侍读学士詹同也将《大戴礼记》与西汉名臣贾谊论君臣之道的奏疏进呈朱元璋，并委婉进言道：古时“刑不上大夫”，并不是说士大夫有罪不罚，而是不欲折辱士大夫，以激励民间养成行己有耻的风气，惟有如此，方能显出君王宽宏大度的恩德。对此，朱元璋深表赞同。
刘基、詹同等人的进谏并非无的放矢，而是事出有因。出身游方僧的朱元璋在登基之后,一些处罚方式让众多士大夫出身的大臣感到难以接受。如朱元璋在刑法上的一个重要发明就是所谓的“廷杖”，即在朝堂之上杖责触犯龙颜的大臣。试想，在庄严的廷殿之上，众目睽睽之下，裸露肌肤承受武士们的杖责，该是何等屈辱难堪的情形!这对于信奉“士可杀不可辱”的中国士大夫而言,比下地狱更加痛苦。皮肉之苦事小，而为人为臣的尊严却已丧失殆尽了!这种“廷杖”的惩罚，连公侯、权臣也在所难免。有明一代,许多显赫一时的大臣悲惨地死于杖笞之下。
与“廷杖”相比,朱元璋的另一项发明更是让朝野上下闻之毛骨悚然，这便是“锦衣卫”，亦即秘密特务组织及刑狱机构。朱元璋生性多疑，在贵为人主之后更是缺乏安全感，生怕臣下对自己不忠，更担心千辛万苦得来的江山与荣华富贵会化为乌有，因而他时时处处充满戒备之心，对臣下的一举一动都不放过。他不仅要求大臣们当面对他毕恭毕敬，言听计从，忠心不贰，就是回府之后的言行也要在他的监视与掌握之中。为此，朱元璋煞费苦心，派出密探四处巡视，保证以最快的速度向他汇报各位大臣的动向。
《水东日记》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典型地反映出朱元璋手下密探的厉害：大臣钱宰受命编纂《孟子节文》，连日劳作，自感非常疲倦，一日散朝回到家后诗兴突发，成诗一首云：
四鼓咚咚起着衣，
午门朝见尚嫌迟。
何时得遂田园乐，
睡到人间饭熟时。
这本是一篇信笔之作，诗成之后，钱宰也就宽衣歇息了。没想到第二日上早朝时，朱元璋一见钱宰就笑着说：“昨天爱卿作了一首好诗啊，可是寡人没有嫌你上朝‘迟’呀，是不是用‘忧’字更好一些呢?”这一番话说得钱宰心惊肉跳，连忙磕头谢罪，心中暗自庆幸：多亏昨日还没有胡言乱语，否则今天此头就难保了。
朱元璋如果仅仅派亲信四处刺探臣下的隐私，显然还不足以对朝野构成严重威慑。起初,朱元璋任用的亲信密探名日“检校”，任务是专门负责侦察探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之事，及风闻之事，事无大小,全部上奏。至洪武十五年（1382年），著名的皇家特务衙门——锦衣卫正式挂牌。
所谓“卫”者,皇帝亲军之谓也,但锦衣卫的使命主要不在于保护皇帝的人身安全，而是专掌不法风闻之事。锦衣卫的最大头目为指挥使,官居正三品，佐官有同知、佥事、镇抚、千户等，部属有将军、力士、校尉。锦衣卫下设经历司与镇抚司，经历司主管文卷出入，而镇抚司为其核心部分,职理狱讼，后分南北司，北司专理刑狱。锦衣卫最厉害之处并不在于他们可以直接向皇帝汇报，而在于他们拥有独立的法庭和监狱,也就是说，他们在直接听命于皇帝的同时，可以在朝廷“三法司”之外，自设公堂，有权拘留与审讯疑犯，号称“诏狱”，即皇家自设监狱。
上有所好，下必承风。锦衣卫的设立，为愿意充当御用爪牙的臣子提供了用武之地。不少人因此而受到朱元璋的宠任，如高见贤、夏煜、杨宪和凌悦均以“伺察搏击”驰名一时,就连功高盖世的公侯都惧之三分。而他们却博得了朱元璋的欢心，朱元璋曾得意洋洋地说：“惟此数人，譬如恶犬，则人怕。”这一比喻是十分贴切的，为了保住朱氏社稷,朱元璋可谓煞费苦心,不惜采用“以毒攻毒”的手段,用邪恶的方式来遏制群臣。事实证明，锦衣卫确为朱元璋铲除异己、大肆屠戮的得力帮凶。朱元璋大杀功臣,罗织大狱，绝大多数都是锦衣卫的干将承旨而为。朱元璋设立锦衣卫，是为了监视各级官吏的不法行为。皇帝本人不可能事必躬亲，去认真审理锦衣卫吏员所告发的每一件案情,因而定罪与量刑就完全掌握在锦衣卫官吏之手。朱元璋特别喜欢使用酷刑,锦衣卫官吏在实际运用中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古语云：“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重刑之下，求死不得，焉能不诬?因此,酷刑就成为这些皇家特工发泄淫威、任意胡为的工具。锦衣卫校尉力士名为“缇骑”，都是“都中大豪，善把持长短，多布耳目，所睚眦无不立碎”。他们鲜衣怒马，横行无忌。后世人称：“幽絷惨酷，害无甚于此者”，也就是明代刑法系统中危害最烈的一部分。
首先,锦衣卫的设立本身就是对明代司法监察系统的一大破坏。明代司法系统承继前代，号称“三法司”，即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刑部掌管天下一切刑事诉讼案件的审理,都察院负责纠察百官治案，大理寺对具体案件审理结果进行驳正。朱元璋即位后,对天下案件的审理工作极为关心。并声称为了防止办案官吏有任意构陷罪名、严刑逼供诬陷的情况出现，特别规定凡有重大案件，必须由他本人当面审讯。因此，朱元璋在位期间,绝大多数重要案件都由他本人来亲审,“三法司”并无权干预，这无形中就是对“三法司”权力的一种剥夺与削弱。而朱元璋本人不可能亲自处理各个案件始末,故此一切事务均落在锦衣卫官吏的手中。这样，从案件的揭发到审理的全过程，三法司往往被搁置一边,而由锦衣卫来掌握。
其次,锦衣卫直接受命于皇帝,其他官员无权干涉他们的所作所为。因此,锦衣卫事实上就有了一把至高无上的保护伞,其飞扬跋扈的程度甚至可以不把“三法司”放在眼里。但为了遮蔽天下人的视听,锦衣卫往往将审理好的结果交给刑部。因此，在当时人眼中，锦衣卫及“诏狱”成为最高的刑法审理机构，“法司可以空曹,刑官为冗员矣”!“三法司”的职能与权力为皇帝及锦衣卫所剥夺,实际上导致了法制系统的破坏，朝廷法权竟成为锦衣卫官吏胡作非为的工具。至朱元璋晚年，鉴于锦衣卫“非法凌虐，诛杀为多”，朱元璋明确地禁止了“诏狱”,也就是将王朝司法权重新还给“三法司”。然而,朱元璋这些亡羊补牢的举措并没有就此使“诏狱”寿终正寝,后世的皇帝根据自己的需要，使锦衣卫及“诏狱”的祸害愈演愈烈，成为明代臭名昭著的弊政之一。
永乐帝朱棣在位时期是明代厂卫制度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宦官执掌厂卫机构的开始。朱元璋死后。由于皇太子朱标已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去世，便由皇太孙朱允炆继承皇位，史称“建文帝”。身为皇叔的燕王朱棣对皇位垂涎已久，借“清君侧”之名，起兵反叛，这就是明代历史上著名的“靖难之役”。结果，朱棣在皇位之争中取得了胜利。不过，许多忠于建文帝的大臣对朱棣怀有强烈的抵触情绪，朱棣为压制官民的不满情绪，震慑那些二三其意的大臣，全面恢复了锦衣卫的权力，也就是重新设置了“诏狱”。此前明太祖朱元璋废除“诏狱”后，锦衣卫的地位大大下降，不再参与刑法之事，与其他皇帝亲军一般无二了。朱棣则将亲信纪纲提升为都指挥佥事，治锦衣亲兵，“复典治诏狱”。纪纲从此大权在握,开始了构陷凌虐的生涯，锦衣卫的祸害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
纪纲为朱棣手下得意的“恶犬”，禀承朱棣之意旨，对朱棣所痛恨的太监与武将进行残酷迫害，千方百计罗织罪名，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锦衣卫实际上成为朱棣诛除异己、纪纲聚敛财富的绝好工具，完全凌驾于刑部等司法机构之上。
凭借锦衣卫的特权，纪纲的胆大妄为，有时到了让人瞠目结舌的地步。如他受命前去籍没原晋王和吴王的家产，不仅将大批财宝掠为己有,而且穿上搜获的王服、王冠，在王府中大摆酒宴，命优伶歌舞献艺，“奉觞称万岁”，俨然以帝王自居。一次，纪纲欲买一年轻貌美的女道士为妾,没想到都督薛禄抢先一步,这使得不可一世的纪纲大为光火,发誓要报复以雪其辱。一日,在皇宫之内遇到薛禄。纪纲突然用铁瓜击其后脑，薛禄顿时血流满面，险些丧命。都指挥哑失帖木不满纪纲的胡作非为，一次在大街之上正巧与横冲直撞的纪纲一行相遇,他拒不让道,这令纪纲怀恨在心。其后诬陷哑失帖木冒领功赏，下狱棰杀之。
纪纲在朱棣的支持下，肆意构陷，横行无忌，已为天下人所痛恨，朱棣本人并不是不清楚，但朱棣也同其父朱元璋一样，就是想凭借这些“恶犬”来达到压制天下不满情绪的目的。当这一目标基本达到后，纪刚的存在就无足轻重了。其时，内宫有太监对纪纲早有夙怨，伺机向朱棣密告纪纲有“谋反”之心，对纪纲有所厌恶的朱棣不禁大怒，命御史当廷弹劾，立下都察院审讯，结果证据确凿，当天就将纪纲处以磔刑，恶贯满盈的纪纲受到了应有的惩处。
纪纲的出现，完全是朱棣唆使放纵的恶果。但在这一事件发生后，朱棣却得出结论：外廷之臣靠不住。因此，他对外廷之臣充满了戒备。故此。明代特务政治不但没有因纪纲之死而有所削弱,反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朱棣并没有因此废除锦衣卫,而是又创立了一个由太监主掌的特务机构。目的在于使其与锦衣卫之间互相监督，这就是东厂。
《明史》载：“明朝宦官拥有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民隐事等大权均自永乐年间开始。”有明一代,重用宦官在朱棣在位时已初具规模。关于“刺民隐事”之权，即指东厂的设立。永乐十八年（1420年）八月,东厂正式设立于北京东安门外，“以内监掌之，自是中官益专横,不可复制。”
东厂的使命就是“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与锦衣卫均权势”。前去主持东厂事务的宦官都是朱棣的心腹，人称“厂公”或“督主”。厂公有皇帝特颁密封牙章一枚，有重要事件须上奏皇帝，以此钤封，可以不经过任何手续，直接送到皇帝手中。东厂内部机制相当简单，厂公之下，只有掌刑千户一名，理刑百户一名，及掌班、领班等，东厂的骨干力量便是专门出外缉访的役长（又称挡头），有百余人之多，每一位役长又有番子（也称番役，或干事）数人，总计东厂常制有一千多人。这些役长及番子原来都是锦衣卫中挑选出来的“最轻黠猾巧者”,从此可以看出,东厂的设立就是朱棣直接剥夺与制约锦衣卫力量的一种重要措施。东厂直接受命于皇帝，不听任何外廷机构节制。除皇帝之外，普天之下的百官平民都是东厂侦缉的对象。
东厂不仅在机构及人员配置上更加精干合理，而且在侦缉行动上制定了相当严密的制度。如每月初一东厂都要集中布置当月侦缉工作,厂役在东厂内抽签决定所负责的地盘。在文献记载中，我们可以发现，东厂厂役的工作种类都有特殊的名称。例如监视朝中各部官员会审大狱及锦衣卫拷讯罪犯者名为“听记”,在各处地方官府访缉者名为“坐记”，还有某位官员有何举措,或某城门捕得要犯,胥吏记录上报东厂者名为“打事件”。
在任何时代的日常生活中，不可能时时都有惊心动魄的事件发生，无事可做的厂役们便将毫无情报价值的日常琐事记录在案，向皇帝汇报。如某地失火或遭雷击，皇帝当天也能知晓。至每月底，厂役还要特别奏报京师当月粮米油面价格。平时，厂役番子上报事件后，厂公首先审阅,经过润色之后方上送皇帝，但如有要事，即使在深夜宫门关闭之后,厂役也可从门缝中塞入，宫人接到后，立即交予皇帝。因此，东厂人员高效率的工作，使深居皇宫内院的帝王对外边发生的一切可以说是了如指掌。显然，东厂的设立使明代特务政治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朱棣在侦缉臣民隐事方面的手段超过了乃父。
侦缉他人隐事这种不光彩的勾当，吸引了大批地方上整日寻衅滋事的泼皮无赖，这些人自然而然地成了东厂役长、番子们的帮凶。于是他们就勾结起来,利用皇家鹰犬的身份，干起了敲诈勒索的勾当。当这些无赖打探到某家一桩隐事之后，即称获一“起数”，由番子负责向役长（即挡头）汇报，挡头则根据情报的价值支付银两，这叫“买起数”。然后,这些无赖就带领番子至此家周围进行监视，在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后，番子们就冲人该户人家，加以拘捕审讯。如不立即交纳足够的贿金,就私动惨刑。并授意其诬陷周围富户，如果能捞足钱财，即告无事，如若没有油水可榨，即交于锦衣卫监狱处置，其性命便再无生还之望。
东厂的设立充分显示出朱棣过人的心机，一方面无论东厂厂公，还是下属番子,只有权侦缉，而无权审理处置，另一方面东厂侦缉范围极广，但只对皇帝汇报，不受其他朝廷机构的约束，其结果是大大增强了皇帝对臣下的监视及控制，一切决定都出于皇帝本人，这样就从根本上杜绝了任何机构（包括锦衣卫）的僭越专断。因而，在这种意义上，东厂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特务机构。
永乐帝朱棣在位期间，锦衣卫内部的变化主要反映在镇抚司权力的膨胀。镇抚司本是锦衣卫下属机构，朱棣即位后，增设北镇抚司，“专理诏狱”。成化十四年（1478年），在纪纲事件之后，朱棣特别规定：“增铸北司印信，一切刑狱毋关白本卫。”也就是说,北镇抚司有权独立处置刑狱之事，并不必通过锦衣卫长官的定夺。北司作为锦衣卫使属下的小官，自然不敢专断案件，因此，朱棣特许北司可直接请示皇帝,而且锦衣卫使不得干预，这样就造成了“镇抚职卑而权益重”。朱棣的手段是相当高明的，拥有特权的镇抚司就成为锦衣卫使的制约者与监督人，锦衣卫使须时时处处提防镇抚司，自然不敢任意专断妄为了。因而，“诏狱”也就是镇抚司狱了。朱元璋晚年鉴于锦衣卫的“非法凌虐”,曾尽焚锦衣卫刑具。至朱棣登基后，不仅恢复锦衣卫的特权，而且镇抚司监狱也成为残酷摧残臣民的人间地狱。
明人沈德符在所著的《万历野获编》中，细致描述了镇抚司监狱中令人触目惊心的惨况：镇抚司狱虽名为“诏狱”，但居住条件比“三法司”监狱恶劣得多。其监室建于地下,墙壁坚实,厚达数仞，隔音效果极佳,即使隔壁惨叫呼嚎,旁边房间却悄无声息。监内人每欲买一物入狱，必经数道检查,食物往往被扣留。而且规定监内不得自己燃火，虽在严冬之际，犯人也只能吃冰冷的食物。犯人家属一概不得入内探视，只有在镇抚司拷讯之时，与亲人遥望而已。另据《明史,刑法志》载：官民被捉入镇抚司狱之后，其家属即被通告期限。如在规定期限内不能交纳足够的金银，犯人就要受“全刑”。所谓“全刑”分五大类，即械、镣、棍、拶、夹棍。当时人称全刑为“五毒俱全”，犯人受刑之时呼叫声沸然，血肉溃烂，宛转求死不得。可以说，一入“诏狱”，九死一生，而且诏狱之事严格保密,家属往往不知死期。因此每当犯人一入诏狱，其家人往往远望狱门稽颡哀号，焚香祭祀，令人惨不忍睹。明代诏狱之残酷实为中国封建帝王滥施淫威的一个突出体现，“荼毒之下，何狱不成?”如此看来，锦衣卫及“诏狱”之设就不仅仅是对封建刑法系统的破坏，而在本质上是封建帝王及其爪牙实行恐怖统治的一个得力工具。
明宪宗成化年间是厂卫制度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时期。成化十二年（1476年），时有妖人李子龙以擅“左道”驰名一时，在朝野上下有众多的信奉者，就连宦官鲍石、郑忠等人都奉之若神明。在后者的帮助下，李子龙有机会深入内宫，到万岁山等处观望。据称有行刺宪宗的不轨企图,被锦衣卫校尉发现，立即下狱伏法。这件事被明宪宗知道后，惊恐不已,由此整日提心吊胆，疑神疑鬼。为了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深居内宫的宪宗十分想了解外廷臣民的动向，因此命太监汪直率锦衣卫校尉数名乔装改扮，出宫伺察。
这种小规模又偷偷摸摸的侦访不可能有多大的实际作用。宪宗于第二年正月索性建立了又一个专门机构——西厂，以汪直为首，其成员则从锦衣卫中选拔出来,只是所领缇骑（即锦衣卫校尉）的数量是东厂的一倍以上，势力远远超过锦衣卫。它把锦衣卫与东厂的职权来个“大包干”,“大政小事，方言巷语，全部记录上报”“至民间斗詈鸡狗的琐事,也从重处置”。也就是说,西厂不仅有权四处侦访官民的“不轨”言行，而且还可以进行拘留逮捕，施用重刑。将特务与法庭、监狱的职能合为一体，其造成的危害是可想而知的。“冤死相属，廷臣莫敢言”，“罗织数起大狱,臣民惕息”。汪直与西厂的势力一时间甚嚣尘上。汪直每次出府，随从爪牙极多，扬扬得意，横行霸道。公卿大夫相遇于道，都躲避惟恐不及。西厂随意逮捕朝臣，经常不向宪宗奏请。无法无天，莫此为甚。更为严峻的是，西厂侦缉的范围并不仅限于北京城内，手下校尉遍布朝廷内外、大江南北，诸王府及边防重镇也都成为其监视及滥发淫威的所在。
物极必反。西厂将朝廷及“三法司”置于一边，擅权专断，这种特殊的权力实际构成了对专制王朝致命的威胁，一些正直的大臣忍无可忍，上疏反映了这一严重状况。当年五月，大学士商辂在奏疏中言道：“近日厂、卫伺察过于繁琐，政令太急，刑网太密，人情疑畏，汹汹不安。陛下完全听信于汪直，汪直又寄耳目于群小。中外骚然,安保其无意外之变。”宪宗起先看到这一奏疏时，大不以为然，勃然大怒道：“一内竖（即太监）就能危及社稷吗?”命太监怀恩亲传旨意痛责商辂。商辂据理力争，毫不妥协道：“朝臣无论大小，有罪皆须请旨收问,而汪直竟敢无旨擅逮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是我朝北边大门,守备不可一日离职，而汪直却在一日内械捕数位守备大员。南京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也逃不过汪直之手，甚至皇帝身边近侍，汪直也敢私自调换。汪直不黜，国家安得不危?”这一席话落地有声，句句在理，怀恩深受震动。回宫之后，如实向宪宗作了汇报。宪宗似乎如梦初醒，下令撤销西厂，命怀恩当面斥责汪直。西厂内尉校皆被遣还锦衣卫。然而，西厂不久又死灰复燃,仍由汪直主持。
重掌大权的汪直先后将反对他的大臣排挤出朝，一时间被迫致仕及免职的大臣达数十位之多，西厂的缇骑又开始横行肆虐。宪宗此前罢西厂之时，仍然宠幸汪直，密令其暗出刺事，故而西厂复开似乎在情理之中。势倾中外的汪直更加蛮横狂妄，天下之人敢怒而不敢言。有一位宦官阿丑善诙谐，时常在宪宗面前粉墨表演。一日在宪宗前装扮醉汉模样，旁人故日：“某官至。”阿丑毫不理会，肆骂如故。又报：“圣驾至!”阿丑依然酣态十足。旁边宦官最后道：“汪太监至。”阿丑顿时惊慌失措，醉态全无。观者不免问道：“圣驾至而不惧，而畏惧汪太监，是何道理?”阿丑话中有话道：“吾知有汪太监，不知有天子。”一旁观看的宪宗表面上微微一笑，但在内心中极为不快。汪直通过操纵西厂肆意妄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全然不把宪宗放在眼里。这种皇权旁落、太阿倒持的状况，是任何一位帝王所无法忍受的，从此宪宗对汪直充满了戒心。
必须指出的是，在西厂创设之后，东厂及锦衣卫依然继续着它原来的特务使命，暴横荼毒也不次于西厂，而西厂的最后罢撤就和其与东厂的矛盾有关。明清史专家孟森曾特别讲到反映东厂恣横的一件事：东厂官校在侦缉云南官校左升私事之时，供状所言牵涉通政使兼工部尚书张文质。对于这样一位朝廷重臣，锦衣卫官校们毫不顾忌地将其打入锦衣卫监狱,甚至连宪宗都不知道。工部尚书被擅自抓走，那工部内务如何运作?左通政何琮等人情急之下，以张文质执掌工部印玺为由，联合上书请求宽释。这时宪宗才知道张文质被逮之事，立即下令予以释放。锦衣卫官以“擅捕大臣”,罚俸三月，而对东厂特务却置而不问。孟先生感慨道：“厂与卫为一体，大臣系狱而帝不知，知之则处分仅及卫官，所处分仅止停俸三月,其时士大夫所被待遇可知矣。”
一次，有一位强盗越皇城进入西内，东厂校尉将其擒获，太监尚铭向宪宗邀赏请功,宪宗十分高兴，赏赐甚厚。汪直闻而大怒道：“尚铭是吾所提拔之人,怎敢背吾以邀功!”尚铭闻听后，担心汪直报复，就秘密向宪宗汇报汪直种种不轨之事。当时汪直正任大同监军，在朝诸臣趁机上疏揭露西厂之罪恶,宪宗也开始厌恶汪直，遂于成化十八年（1482年）下旨撤废西厂。没有西厂爪牙护持的汪直也就无法宣泄自己的淫威,再加上宪宗的疏薄及其他内官的倾轧，这一切都宣告了汪直末日的到来。次年八月，御史徐镛上疏，对汪直的罪恶进行了总清算：“汪直与王越、陈钺（汪直的两位得力爪牙）结为腹心，自相表里。肆罗织之文，振威福之势，兵连南北，民困东南，天下之人但知有西厂而不知有朝廷，但知畏汪直而不知畏陛下。渐成羽翼，可为寒心。乞陛下明正典刑。以为奸臣结党怙势之戒。”汪直因此而被罢黜。
从根本上说，“厂卫”的设立是基于专制帝王谋求一种彻底钳制臣下的“超级”权力的心理需求,因为无权的近侍及由王朝法律制约的刑法机构——“三法司”都无法满足他的这一需要。正是这种专制帝王强烈的、近乎变态的需求，导致了有明一代“厂卫”的兴盛不替。每一位君主都无意将其完全撤废，正如他们对宦官的宠幸一样,这些皇帝都从“厂卫”机构中得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从明太祖朱元璋到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都没能摆脱这一变态心理的束缚，因为即使是在专制皇权异常发达的封建王朝中,帝王也不可能为所欲为，全无顾忌。制约的因素相当之多，包括道德伦理观念以及王朝法令，这种种制约往往是通过大臣的劝谏表现出来的，而这种劝谏式的反对常常使帝王处于极为难堪尴尬的境地。而“厂卫”的滥施淫威，正是帝王们得以自我解脱的极佳手段。我们可以发现，越是品性与行止有缺陷的皇帝，越是依赖与宠幸厂卫及太监，他们甚至用“厂卫”爪牙与外朝大臣相抗衡。
明武宗（年号正德）即位后，太监与厂卫的横暴更为突出，其主要原因之一便是武宗本人特好逸乐,丝毫不把朝政放在心上。大臣们总结他的特点是“嗜酒而荒其志，好勇而轻其身”。武宗对朝臣的频频劝谏非常反感,故而命太监刘瑾掌司礼监，马永成掌东厂。谷大用掌西厂（此时西厂又设），开始了对正直朝臣的凌虐与迫害。唯一目的就是压制言论，以便武宗能肆意玩乐。刘瑾与“厂卫”鹰犬荼毒之日，也就是武宗玩乐最为痛快之时。
明武宗死后，世宗即位,也就是嘉靖皇帝。登基之初，世宗颇有振作求治之意。然而好景不长。世宗并非武宗的后代,乃是孝宗之弟兴献王的儿子,因此极想给自己的生父一个尊贵的追封,不料却遭到大臣们的强烈反对，双方争执不下，史称“大礼议”。最后，恼羞成怒的世宗命锦衣卫官校将一批官员或棒笞，或下狱，总算将反对者暂时压制住。世宗还有一个特别的嗜好，即希冀长生，喜爱方术。为此他四处寻访方士,待若上宾，又日夜在宫中设斋醮，供奉甚谨。这自然引起了许多大臣的反对,执迷不悟的世宗依然用“厂卫”及“诏狱”对劝谏的大臣进行打击。如兵科给事中高金上疏，言方士虚妄，世宗大怒，“立下诏狱拷掠”。太仆卿杨最上疏强谏，“立下诏狱，重杖之，杖未毕而死。”后御史周相上疏,建议世宗毋听虚妄的“祥瑞”征兆，没想到世宗也大怒,下周相“诏狱拷掠之”。经过这样的残酷打击，绝少有人敢犯颜强谏了。最后、还是著名的清官海瑞冒死上《治安疏》，同样被捕入狱。所幸的是,当时世宗因长期服用丹药中毒，已是病入膏肓了。由此可见,明代“厂卫”的存在及发展是专制皇权高度发达的结果，几乎每一位帝王都想最大限度地控制臣下,他们在做出违背王朝纲常荒诞不经之举时,都需要像锦衣卫及东厂这样的机构与爪牙存在，所以有明一代宦官的势力屡有消长,但锦衣卫及东厂的地位却一直相当稳固，其势力在不断膨胀,个中的症结即在于此。
锦衣卫与东厂即为维护专制帝王“超级”权力最得力、最凶残的工具，完全听命于皇帝本人，而由众多大臣组成的朝廷机构成为其监视、挟制的对象。专制帝王可以超越王朝法令的限制任意处置手下的大臣，这自然使极欲肆意妄为的君王心满意足，惬意无比，对于一个深居皇宫内院的孤家寡人来讲,拥有这样的权力已经足以使偌大的帝国陷于纲纪紊乱的泥淖之中了,而其最大的危害却表现在这种超级权力事实上的转移。任何一位君主是不可能完全控制住像厂卫这样的特殊机构的，他们在奢侈享乐及处理朝政之余,虽然热衷于锦衣卫官校每日所汇报的“小道消息”及市井琐事,但他们蛰居于“庭院深深深几许”的皇宫之中，根本不可能将锦衣卫报告的事情进行验证,只能偏听偏信一面之词，这就给锦衣卫长官瞒天过海、罗织构陷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况且，锦衣卫自设公堂、监狱，生杀予夺均在其构陷之中，而皇帝对锦衣卫拷讯而来的罪名根本无心勘验,无数冤假错案由此发生,锦衣卫长官及其爪牙作为御用鹰犬。敢于施暴于任何一位朝廷命官，使王朝司法系统形同虚设。锦衣卫成为超级监察与司法机构，其长官也就拥有了非同寻常的超级权力,这无论对正规官僚机构的运转,还是对专制皇权都构成相当严重的威胁。
宦官窃权专政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无法根治的痼疾之一，为害酷烈，屡见不鲜。而明代之所以又成为宦官肆虐最为惨烈的一个朝代,其关键的因素就在于宦官把持了“厂卫”机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厂卫”机构原本是专制帝王处心积虑为维护其特殊地位而设置，实际上却成为宦官执掌特权最有力的保障。我们从宪宗时汪直的专权就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日后刘瑾及魏忠贤的肆虐也都是有力的证明。掌权的太监无一例外地利用“厂卫”爪牙对持反对意见的大臣进行残酷打击。
明武宗即位后，狡黠的刘瑾与其党等八人（号称“八党”或“八虎”）日夜为走马逐犬、歌舞角抵之戏,使极好逸乐的武宗乐不可支，沉醉其中，置朝政于不顾，从而为刘瑾窃柄造成了可乘之机。正直的朝臣纷纷上章弹劾“八党”，情急之时，刘瑾等围定武宗哭诉，并诬陷宦官王岳对皇帝逸乐不满，与外臣勾结，欲去皇帝心腹。武宗听后大怒，遂命刘瑾掌司礼监，其党马永成、谷大用分掌东、西厂。从此，刘瑾独揽大权,一手遮天,在“厂卫”鹰犬的构陷与罗织之下,朝臣再也不敢犯颜进言了。尔后，凡有上疏抨击时政者，刘瑾都命锦衣卫校尉毫不留情地惩办。他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势，竟在东、西厂之外另设内行厂，直接听命于他本人。《明通鉴》载：内行厂与东、西厂相比“为害尤为酷烈，以细末之事构陷官民，受害者根本无法开脱。逮捕之时，一家犯法，邻里皆被牵连,或临河居者，以河外居民坐之。屡兴大狱,冤号相属”。当时许多著名的朝臣如李梦阳、杨一清等都有被捕入“诏狱”的经历,能生还者实为罕见。而此时，“厂卫”势力早已不限于北京一地，分遣官校四出侦缉，从此偏远州邑之人，见到华衣怒马、京师口音之人，立即互相转告，官吏赶忙私下贿赂，搞得人人寝食不安。
有一次，朝堂之上出现指斥刘瑾的匿名上书，刘瑾大怒，竟让文武百官一齐跪在奉天门下。当时正值盛夏，暑气逼人，十几位朝臣昏厥在地,有好心的宦官在刘瑾离开时让众人起身休息片刻，并扔些冰瓜解暑,而刘瑾来后，跪地如故，从早朝之时，一直到日暮，刘瑾见无人招供,余怒未消，将朝臣三百多人全数送人诏狱。路过长街之时，市中小贩争相送饭,因为这些大臣已整日滴水未沾了。后经李梦阳上疏解救，这些大臣才得以出狱。而武宗不仅对众位大臣的死活不管不顾，而且手持匿名书道：“你说贤，我就是不用；你说不贤，我全都用。”正是由于皇帝的昏暴无耻,再加上锦衣卫鹰犬的为虎作伥，才使得宦官把持下的明代特务政治形成了前所未有的黑暗局面。
明熹宗即位后，魏忠贤的出现更把大明王朝推向了崩溃的边缘，此一时期是明代宦官操纵特务政治最为黑暗恐怖的时期。天启四年（1624年）六月，一群大臣向专横的魏忠贤发起了总决战。为首者为左都御史杨涟,上疏弹劾魏忠贤24条大罪状。随后陈良训、魏大中、黄尊素等数十位朝臣群起上奏，前后不下百余疏，“或专或合，无不危悚激切”。面对群臣抗议的浪潮,熹宗依然对魏忠贤青睐有加。结果，有恃无恐的魏忠贤开始了疯狂的反扑。上疏直谏的大臣均遭魏忠贤的毒手，邪恶的锦衣卫又一次大施淫威。
在魏忠贤死党的诬陷下,中书汪文言曾受廷杖之责，魏忠贤的义子许显纯任锦衣卫北镇抚司理刑后，重新逮捕汪文言，逼迫他诬陷其他朝臣。在酷虐倍加的情况下，汪文言再也无法承受，许显纯指使他诬陷魏大忠等人,汪文言大叫道：“苍天啊!冤枉啊!以此污蔑清廉之士，有死不承!”但是不管他是否承认，许显纯等人伪造供状，将杨涟、周朝瑞、左光斗、顾大章和袁化中等人抓入镇抚司狱，从而发生了惨绝人寰的残酷迫害的场面：
每隔五天进行一次拷讯，最为惨毒。拷讯时杨涟等人都跪在台阶前，主拷官百般诟辱，甚至剥光身体,肆意凌虐。拷讯时还动用种种刑具，铐杻、拶棍、铁镣等等，一一使用，常常戴着杻镣时又受棍击。上次拷讯的伤口尚未愈合，第二日又加榜掠。后来拷讯时众人皆不能跪起,戴着桎梏平卧堂下受审，旁观者无不切齿流涕。……其中（杨涟）自从下狱，体无完肤，及其死也，土囊压身，铁钉贯耳,仅以血溅衣裹尸置棺中。
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和顾大章等人先后惨死狱中,锦衣卫及“诏狱”已不再是皇帝诛除异己的工具，而变为专权的太监滥施荼毒的人间地狱。被锦衣卫残害的大臣不可胜数，这种倒行逆施,激起了天下人仇恨的怒火。当锦衣卫缇骑逮捕吏部主事周顺昌时,“士民拥送者不下数千人”，其门人五六百人遮道诉冤，缇骑大怒道：“东厂逮人，鼠辈何敢多言!”当时有颜佩韦等人挺身抗言道：“圣旨出于朝廷，与东厂何干?”缇骑大言道：“圣旨不出东厂，又出自何处!”这番言论激起众怒，群起殴击缇骑，立毙一人，其余狼狈逃窜。后来，魏忠贤逼迫地方官追究肇事者，颜佩韦等5人挺身就戮，人称“五义士”。然而就在这一事件发生后，“缇骑不敢出国门（即北京）矣!”
熹宗去世后，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帝朱由检的即位宣告了魏忠贤末日的来临，魏忠贤与客氏先后死于非命。朱由检本人也颇有重振朝纲之意，但他刚愎自用，生性多疑，继续重用宦官操纵“厂卫”，依旧维持着恐怖而黑暗的特务统治，使得早已千疮百孔的大明王朝更加危机四伏，积重难返，无法摆脱覆亡之噩运。《明史》载：庄烈帝（即朱由检）疑忌群臣，令王德化执掌东厂，号为“惨刻”，（吴）孟明虽掌管锦衣卫，但行事须观望东厂之意，不敢丝毫违背。而镇抚梁清宏、乔可用等朋比为奸，大凡缙绅府宅前，必遣数人往来侦察，因此群臣都晏起早阖，毋敢私语。那些高门富豪，更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锦衣卫校尉恣意敲诈，稍拂其意，诬陷立构，只须片言只语,便可株连至数十人。试想在天下大乱之时，朝廷大臣整日心惊胆战，惶惶不可终日,如何能尽心尽力挽救社稷江山?就在大敌当前之时，手握生杀予夺大权的太监仍然将监视将帅视作第一要务，自相倾轧与离心离德，又怎能避免不击自溃,土崩瓦解?“明不亡于流寇（即李自成、张献忠义军），而亡于厂卫”，可以说是有识之士的不刊之论!明朝的覆灭固不足惜，但黑暗的特务政治留给后人的启示却是很多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