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开府金莲川
忽必烈是拖雷正妻唆鲁和帖尼的次子，元宪宗蒙哥的同母弟。元太祖成吉思汗十一年（1216）生。他同其他蒙古儿童一样，自幼生长于鞍马间。1224年，成吉思汗回军途中，他与弟旭烈兀首次出猎，并分别射死一只兔子和一只山羊，成吉思汗非常高兴，他按照蒙古人的习惯，亲自为他们拭指。1232年，其父拖雷死，他与诸兄弟在母亲的培养下长大。拖雷是成吉思汗长后所生的幼子，并且死得蹊跷，而唆鲁和帖尼又能严格要求自己的子女，模范地遵守着成吉思汗的札撒，因而他的家族在宗亲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和赢得了较多的同情。
太宗窝阔台分封汉地时，拖雷家族得到了真定府，于是这个家族同真定府便建立了密切的联系。1242年（元太宗皇后乃马真氏执政元年），燕京著名的禅学大师海云和尚被召至拖雷兀鲁思，携僧子聪（世祖朝的太保刘秉忠）同行。海云与子聪虽号僧人，实则皆精通儒学。子聪“於书无所不读，尤邃於《易》及邵氏《经世书》，至于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属，无不精通。论天下事如指诸掌”。忽必烈向海云问佛法大要，后者对以“宜稽古审得失，举贤措枉，以尊主庇民为务。佛法之要，孰大于此”?这分明是借谈佛法之机，向蒙古贵族宣传儒家的治国平天下理论。忽必烈对此也很感兴趣，于是他进一步询问：“佛法中有安天下之法否?”海云则乘机建议他“求天下大贤碛儒，问以古今治乱兴亡之事”。在与刘秉忠接触后，忽必烈受到了更多儒家思想的熏陶，对此兴趣更浓，所以当海云南归时，刘秉忠被留在拖雷兀鲁思数年。这期间，他的主张对忽必烈的影响逐渐深化，所以当他奔父丧南归时，王府赐金百两为葬具，遣使送往邢州，一俟服除，立即被再次召至和林。于是刘秉忠开始具体地系统地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从典章、礼乐、法度，纲常等方面，全面地阐述了儒家的治国思想，并指出了当时存在的种种弊端和解决办法。
忽必烈此时，云中怀仁人赵璧也因通晓蒙古语被召至蕃邸，以儒书教授蒙古学生，他“以国语释《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诸书而教授焉。然后贵近之从公学者，始知圣贤修己治人之方”。他又泽《大学衍义》，时时于马上为忽必烈讲说。
通过刘秉忠，赵璧的讲解，忽必烈对中原历代统治者的统治方法有了初步了解，他“好访问前代帝王事迹，闻唐文皇为秦王时，广延四方文学之士，讲论治道，终致太平，喜而慕焉”。自甲辰（1244，太宗后乃马真氏三年）始，他开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
通过刘秉忠、赵璧等的介绍、推荐，他开始留心中原事务和搜罗、召见中原人物。甲辰，金末状元王鹗被召，并倍受尊重，“朝夕接见，问对非一”。王鹗“进讲《孝经》、《书》、《易》，及齐家治国之道，古今事物之变”。忽必烈开始萌生了以汉法治理国家的意图，他对王鹗说：“我虽未能尽行汝言，安知异日不能行之耶!”
元定宗贵由二年（1247）；冀宁交城人张德辉、顺德沙河人张文谦、通州潞县人李德辉又分别被召。这时，忽必烈的问题就提得更为具体、更为深入和更有针对性了，重点集中在“延访圣贤道德之奥，修身治国之方，古今治乱之由”。他问张德辉：孔子没已久，今其性安在?”“或云辽以释亡，金以儒亡，有诸?”“祖宗法度具在，而未设施者甚多，将若之何?”“农家劳作，何衣食之不赡?”“孔子庙食之礼何居?”“今之典兵与宰民者为害孰甚?”并询问解决办法。张德辉对答则“详明切直，多所开悟”。于是奉旨兴学，会生徒，行祀礼，重振文风。行前’又陈敦孝友、择人才、察下情、贵兼听、亲君子、信赏罚、节财用等先务七事。
张文谦以“占对称旨，擢置侍从之列，命司王府教令笺奏，日见信任”。李德辉也被留在王府教授诸王子。上述诸人除为忽必烈讲解儒家治国思想外，还向他推荐了大批中原耆儒硕德。刘秉忠推荐张耕、刘肃、王恂等，张德辉也推荐了魏瑶、元好问、李冶、白文举、郑显之、赵元德、李进之、高鸣、李磐、李涛等二十余人，李德辉推荐了既懂铜人针法又习伊洛之学的窦默。于是“弓旌之招，蒲轮所迓，耆儒硕德，奇才异能之士，茅拔茹连，致无虚月”己酉（元定宗皇后海迷失执政元年，1249），召窦默，默既至，首以三纲五常为言，并强调伟王之学，贵正心诚意。当被问及“今之明治道者为谁时”，则以姚枢对。于是，第二年（海迷失二年，庚戌，1250），遣赵璧召姚枢。姚枢为营州柳城人，后迁居洛阳。太宗四年来归，曾为燕京行台郎中。因不满于行台长官牙剌瓦赤“惟事货赂”和诸侯“竞相掊克入媚”，辞官隐居辉州，潜心研究程朱理学。姚枢以忽必烈能“虚己受言，可大有为，乃尽其平生所学，为书数千百言，首以二帝三王为学之本，为治之叙，与治国平天下之大经，汇为八目，曰：修身，力学，尊贤，亲亲，畏天，爱民，好善，远佞。次及救时之弊，为条三十”。大致为立省部、辟才行、举隐遗、慎铨选、汰职员、班俸禄、定法律、审刑狱、设监司、明黜陟、阁征敛、简驿传、修学校、崇经术、旌节孝、重农桑宽赋税、省徭役、禁游惰、肃军政、周匮乏、恤鳏寡、布屯田、通漕运、倚债负、广储蓄、复常平、立平准、却利便、杜告讦等。每项下又细陈实施办法，“本末兼该，细大不遗”。忽必烈十分赞赏，遇事多征询其意见，并令其教授世子真金经学。
同年，召邢州人马亨、弘州顺圣人魏瑶。瑶条陈便宜三十余事，举名士六十余人。这样，在宪宗蒙哥即位前，拖雷兀鲁思已经搜罗了一大批才俊之士，在他们的介绍和影响下，忽必烈对汉地情况有了较多的了解。依靠汉地人才、以汉法治理中原的想法也逐渐形成，对以儒治国寄予了很大希望。因此，蒙哥即位后，在考虑国事安排时，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交与他去处理，忽必烈遂离开漠北进驻漠南爪忽都（扎忽都，即金北边部族居住地区）之地，开府于金莲川（又名曷里浒川，地当今内蒙古正蓝旗闪电河一滦河上游，以盛产金莲花得名），作为大汗在漠南的最高军政代表，开始其以汉法治理汉地的政治生涯，将其从儒臣那里学到和积累了数年的汉法逐渐付诸实践。儒臣们则把个人的政治前途和致主泽民的理想寄托在忽必烈身上，以他们继承和积累的两千年来的封建统治经验，尽心竭力地帮助、辅佐他，使他得以立足于蒙古统治者和汉地官民之间，避开了数次失位、丧权的危机，不以扩展实力和扩大影响。
“恩大有为于天下”的忽必烈开府漠南后，有了更多宴施政治抱负的机会，他更积极地向四方遣使，征聘名士，一时“宿儒俊造，宾接柄用”。辛亥（元宪宗元年，1251），征戊选女真进士赵良弼于赵州。
千子（宪宗二年，1252），张德辉与元好问北觐，建议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忽必烈欣然接受，并采纳他们的意见，蠲免儒户兵赋。杨奂、郝经、徐世隆也于同年觐见。癸丑（宪宗三年，1253）召曹州济阴人商挺，甲寅（宪宗四年，1254）召许衡于卫州。李俊民、李冶、王恂、程思廉、渤海人张础、惠州人赵炳、成都人张惠等相继被召。而早年降附蒙古的史氏、董氏诸子侄和杨惟忠、贾居贞、畏吾儿人廉希宪等与忽必烈的关系也十分密切。为实现其政治理想和抱负，忽必烈已经储备了大批人才。
忽必烈受命“总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大宴属下之际，姚枢向他建议：‘今天下土地之广，人民之殷，财赋之阜，有加汉地者乎?军民吾尽有之，天子何为?异时廷臣间之，必悔而见夺，不若惟持兵权，供亿之需取之有司，则势顺理安。”忽必烈欣然采纳，请于蒙哥，获准。
灭金后，自太宗晚年至乃马真氏、定宗贵由执政时期，汉地管理十分混乱，官吏贪暴，差役繁重，百姓流亡。
太宗时，分邢州万余户为勋臣八答、启昔礼食邑，而监领者不能安抚治理，“征求百出，民弗堪命”，百姓逃亡殆尽。辛亥（元宪宗蒙哥元年，1251），两笞剌罕向王府申诉，刘秉忠、张文谦建议以刘肃、李简同近侍脱脱前往，三人至郡，洗涤蠹弊，革去贪暴，流民复业，户口大增。忽必烈亲眼看到了儒臣的治绩，从而“益重儒士，任之以政”。
牙剌瓦赤为燕京行省断事冒，与不只儿等管理汉地财赋。他们不知安抚，草菅人命，民无以措手足。忽必烈“极知汉地不治”，却不能进行干预和厘正。河南与宋境接，而“民无依持，差役急迫，流离者多，军无纪律，暴掠平民”，加之边无备御，南宋不时扰边，“内地之民，多被杀虏”。壬子（宪宗二年，1252）忽必烈采纳史天泽、姚枢的意见，请分河夕卜昕属试治之，不令牙剌瓦赤有所钤制，得到蒙哥允准。于是设屯田经略司于汴，以忙哥、史天泽、杨惟中、赵璧为使，陈纪、杨果为参议。在西起邓州，东到陈、毫之间，列障戍守。“察奸弊，均赋税，以苏疲困；更钞法以通有无；设行仓以给军饷”。严惩贪官，整肃吏治。设屯田万户于邓州，置屯田于唐、邓，授以兵士、耕牛，敌至则御，敌去则耕。在卫州设都运司，转粟于河，令民人粟，储于沿河所设五仓，以解决军粮供给。二三年内，河南大治。
其年夏，忽必烈受命征云南，刘秉忠、姚枢从行，枢以宋太祖时大将曹彬取南唐不妄杀人为谏。第二天，忽必烈对他说：“汝昨夕言曹彬不杀者，吾能为之。”第二年，师至大理城，姚枢裂帛为旗，书止杀之令，未曾妄杀一人，由此民得相完保。刘、姚劝谏之功不可没。大理既下，留大将兀良哈台戍守。以刘时中为宣抚使，与白蛮大姓段共同安辑。
癸丑（宪宗三年，2253），蒙哥大封局姓，允许忽必烈在河南汴京与陕西北京间自择其一。他接受姚枢的建议，选择关中。针对诸将在北京大治府第，以豪华相尚的现象，忽必烈分遣诸将戍守兴元诸州。同时奏割河东解州盐池以供军食，立从宜府于京兆，屯田凤翔，募民受盐入粟，转漕嘉陵。又立京兆宣抚司，先后以孛兰、杨惟中、廉希宪为使，“京兆诸郡臂指陇蜀，诸王贵藩环拥周布，户杂羌戎，尤号难治”。他们“摧摘奸强，扶植贫弱”。严惩残暴扰民者，关陇大治。立交钞提举司，印钞以佐军用。又以姚枢为劝农使，督劝农桑，许衡为提学使，兴办教育。
丙辰（宪宗六年，1256），忽必烈将改变在桓、抚间设帐而居的状况，命刘秉忠相地筑城。秉忠选择桓州东、滦水北的龙岗，与贾居贞等共同经营，三年告成，定名开平。开平介于游牧草地与汉地农业区之间，既便于同蒙古大汗所居的和林联系，也便于控制中原，是沟通、联系南北的理想之地。
开平的兴建，是忽必烈用儒臣治理汉地初见成效和信心增强的结果。儒臣们牛刀小试，就使邢州、河南、陕西的面貌改观，这本是蒙古国加强对汉地统治和治理的大好时机。正当忽必烈准备起用儒臣大展宏图之际，却遭到了来自蒙古贵族内部保守势力的干扰和阻挠。
宪宗蒙哥虽有志于继承和发展父祖的事业，但在靠军事征伐取得东至高丽，西达西亚、东欧的广阔地区后，他没有准确地把握时机，适时地由军事征伐转向政治治理，却一味坚持“遵祖宗之法，不蹈袭他国所为”。他即位后所发布的命令都是些针对一般性问题采取的治标办法，没有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和深入了解各地区现状的基础上制定一系列巩固统治的措施。而对蒙古贵族内部的矛盾斗争及由此引起的各兀鲁思的独立倾向认识不足，没有相应的对策，依然希望以大汗的身份坐镇漠北，控制四方。在用人行政上，他所奉行的依然是窝阔台时期的权宜措施。
忽必烈势力的发展，声望的提高，对蒙哥不无威胁。他依靠儒臣推行的汉法使习惯于任意勒索的蒙古、色目贵族受到了限制，侵犯了他们的利益。于是，忽必烈遭到了企图保持现状以维护既得利益的宗亲和掌握汉地财赋大权的官员的反对。他们向大汗告发忽必烈，罪状是“王府得中土心”，“王府诸臣多擅权为奸利事”。
古代风景画鉴赏丁巳（宪宗七年，1257），蒙哥解除了忽必烈的兵权。当蒙哥亲征南宋时，令塔察儿（斡惕赤斤之孙）领左翼军，而以有“脚病”为名，不令忽必烈领兵出征。同时，遣亲信阿兰答儿为行省丞相，刘太平为参知政事，率囊家台、脱因等到陕西、河南检核财赋。他们在关中设钩考局，用一百四十二项条款对河南经略司、陕西宣抚司大小官吏进行考校审查，声称除史天泽、刘黑马外，其余诸人皆可不向大汗报告，不经批准直接由钩考局定罪处治。他们“钩校考索，不遗余力，又取诸路酷吏分领其事，大开告讦，虐焰汹汹”，“恣为威酷，盛暑械人炽日中，顷刻即死”。仅陕西宣抚司死于威刑者就达二十余人。
此次狱讼是蒙古统治集团在治理汉地上两种不同政见矛盾冲突的结果。所谓“王府得中土心”正是以汉法治汉地的结果；而“诸臣为奸利事”则是汉地诸臣选择忽必烈为实现其政治抱负，甘心为其效劳的反映，他们在管理财赋中，为王府谋利侵犯大汗利益的现象是存在的，他们把本属大汗的钱物送入王府，以增强王府的经济实力。阿兰答儿等人广为罗织，目的则是打击忽必烈的政治势力，破坏他的改革计划。如何保存实力，渡过这场危机，是忽必烈面临的最大难题。作为藩王，忽必烈是无力与蒙哥对抗的，汉地儒臣一方面承受着大狱的压力，一方面设法缓和矛盾，结束危机。
面临残酷的迫害，史天泽、廉希宪、赵璧等挺身而出，身任其咎，以避免更多的牺牲；姚枢则建议忽必烈晋见蒙哥，以解除他的疑虑。他说：“帝，君也，兄也；大王为皇弟，臣也。事难与较，远将受祸。莫若尽王府妃主自归朝廷，为久居谋，疑将自释。”这是个大胆的有风险的办法。忽必烈采纳了。兄弟相见之际，疑团自释，蒙哥下令罢钩考局。此时，正值塔察儿东路军失利返回，于是忽必烈自请率军南征，得到准许。
戊午（宪宗八年，1258）十一月，忽必烈自开平起行，第二年二月，抵邢州。以杨惟忠为江淮荆襄湖南北等路宣抚使，郝经为副从行。五月，于军中征东平宋子贞、李昶，访问得失。子贞对以“本朝威武有余，仁德未洽。所以拒命者，特畏死尔，若投降者不杀，胁从者勿治，则宋之郡邑可传檄而定也”。昶上疏：“论治国，则以用贤、立法、赏罚、君道、务本、清源为对；论用兵，则以伐罪、救民、不嗜杀为对”。忽必烈都表示接受。当忽必烈进至鄂州时，已得到蒙哥死于四川合川的消息。郝经遂上《班师议》，指出：“宋人方惧大敌，自救之师虽则毕集，未暇谋我。第吾国内空虚，塔察国王与李行省（李班）肱髀相依，在于背胁；西域诸胡窥觇关陇，隔绝旭烈大王；病民诸奸各持两端，观望所立，莫不觊觎神器，染指垂涎。一有狡焉，或启戎心，先人举事，腹背受敌，大事去矣。且阿里不哥已行赦令，令脱里赤为断事官、行尚书省，据燕都，按图籍，号令诸道，行皇帝事矣。虽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独不见金世宗、海陵之事乎!若彼果决，称受遗诏，便正位号，下诏中原，行赦江上，欲归得乎?”忽必烈采纳了他的意见，与南宋缔结密约，于己未（1259）年底返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