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脞众生杂传
人们经常喜欢把社会比作一个戏剧大舞台。这个比喻其实有很大的缺点。观众从舞台上看到的，永远只能是很有限的几个主角的故事。但在实际的社会里。每一个人都是众灵杂癊的一份子，都有一样活生生的灵魂，有自己的幻想、自尊、追求、辛酸和快乐。可是，要从过去的历史记载中找到有关丛脞众生的详细故事，又真是太难了!关于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时期的米价——它关系到每一个人的日常基本生活——我们就没有任何资料。政府编制人口统计的数字，往往为了赋役的征收，所以这些数字是不是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总人口，也经常让历史学家猜测不已。以下讲述的，就是保留在片断资料中的元代商人、“烈女”、“节妇”、“孝友”和普通读书人的故事。
商人崔聚的故事。
崔氏本来是姜姓。姜太公之孙叔乙把封邑让给别人继承，自己跑到崔邑去居住，因以为氏。崔聚的上世是河北枣强人。北宋末遇水灾，六世祖徙家阳丘（在今山东），就在那里占籍。世代以商业致富，名著乡里。崔聚的曾祖和祖父之名已佚失，父名泉，有四子，崔聚为长子。他天质博厚，有才干，懂交际。小时候正好是金末丧乱之际，家中的财产损失殆尽。入元以后，崔聚已成人，于是以长子身份担当起重振家业的重任。他经营商业的原则，是以信用诚义为本，买卖交易灵活多变，坚持勤俭之道。不论寒暑昼夜，他都兢兢业业地盘算货物的进出有无，从来不懈怠。南宋灭亡后，崔聚更把贸易范围扩大到湘湖之间，因此家赀钜万，在当地没有比他更富有的人。
家业既已丰饶，崔聚做人更加小心谨慎，和气宽厚，以诚德责己。借贷钱银与人，如果是贤人韵士，常常不收利息；遇到贫穷还不起钱的，干脆把借据销毁，不再讨还。有断炊之家，连忙去给济，生怕帮助晚了。乡里的人户都知道他的德行。
崔聚有五个儿子。有一天晚上，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老了，于是把家产平分，每个儿子都给一份，叮嘱他们不要使产业败落。他自己则拿着拐杖，从容拜访亲友，“尽东阡北陌之乐”。他在80岁上死去。
以上就是记载崔聚行迹的一块“先茔碑”所提供的关于他的全部内容。他经营的到底是什么商业，从碑文中一点也看不出来。尽管写碑当时，连崔聚祖父的名字也已经无法考察了，但碑文却还是硬把这一家与殷商时代的姜太公孙子扯在一条血脉上。这两点都十分典型地反映出元代社会的精神气质和风尚所崇。
商人的活动有时在诗歌中倒被描写得十分形象生动。元末明初人杨维桢有古诗《盐商行》：“人生不愿万户侯，但愿盐利淮西头。人生不愿万金宅，但愿盐商千料舶。大农课盐析秋毫，凡民不敢争锥刀。盐商本是贱家子，独与王家埒富豪。亭丁焦头烧海榷，盐商洗手筹运握。大席一囊三百斤，漕津牛马千蹄角。司纲改法开新河，盐商添力莫谁何。大艘钲鼓顺流下，检制孰敢悬官铊。吁嗟海王不爱宝，夷吾瘛之成霸道。如何后世严立法，祗与盐商成富媪。鲁中绮，蜀中罗，以盐起家数不多。只今谁补货殖传，绮罗往往甲州县。”
商人长年在外奔波。把妻子独自留在闺阁。商妇之怨不轻于征妇。杨维桢又有《商妇词》云：“荡子发航船，千里复万里。愿持金剪刀，去剪西江水。”要用剪刀把江河剪短，好让在外行商的丈夫早日归来。商妇的离怨又是何等深刻啊!
“烈女”和“节妇”的故事。
胡烈妇，渤海刘平的妻子。至元七年（1270），刘平当戍枣阳（在今河南），用车子装载了家人、行装共行。夜晚宿于沙河（在今河北邢台南）旁。突然蹿出一只老虎，衔了刘平逃去。胡烈妇惊醒过来，连忙追上去，抓住老虎的一条腿不放，高声叫车中的儿子取刀杀虎。老虎死，她扶持刘平到附近城镇求医，因伤势太重，终于没有救活。胡烈妇受朝廷旌表。远近闻名。时人多以“胡烈妇杀虎”为题作图。又有人题诗于图上曰：“丈夫不作屠龙举，健妇能成刺虎威。试看五行参运化，二阴（当指胡烈妇及其小儿）何盛一阳微!”
古代风景画鉴赏霍家有两个媳妇，分别来自尹、杨两户，夫家是郑州人。至元间，尹氏的丈夫霍耀卿死了。婆婆要尹氏改嫁。尹氏说：“妇人的德行只有贞节。再嫁而失节，我不愿意这样做。”婆婆问她：“世上的妇人，丈夫死了都要改嫁。人们并不以为她们有什么不对。为什么只有你觉得可耻?”尹氏回答：“人的志向本不相同。我只知道要按我自己的志向去做而已。”婆婆也就不再强迫她。后来霍显卿又死了。杨氏担心婆婆会叫她改嫁，抢先对婆婆说：“我听说妯娌之间就像是兄弟，应当互相敬爱。现在您的大房媳妇守寡没有离开，我可以独自离家吗?我愿意与她一起共修妇道，终生侍奉婆婆。”婆婆说：“你如果真能这样做，我还有什么可以说的!”于是她们在一起共同生活了20多年。这件事被上奏朝廷，受到政府的旌表。
只鲁花真，蒙古人。26岁时，她的丈夫忽都病死，发誓不再改嫁，奉养婆婆，超过25年。婆婆去世后，尘衣垢面，不事修饰，终身守在建于墓旁的陋屋里。至元间受到朝廷的表彰。
冯淑安，字静君，出身大名官宦之家，被山阴县（今浙江绍兴）的县尹李如忠娶为继室。李如忠的前妻是一个蒙古族女子，生一子名任，才去世不久。大德五年（1301），李如忠病重，对冯氏说：“我很快就不行了。你怎么办?”冯氏引刀断发，誓不改嫁。李如忠死后两个月，她生下丈夫的遗腹子，取名李伏。李如忠和他前妻的族人都在北方。听说李如忠死于任上，留下很多遗产，两家一起赶到山阴。冯氏正在大病，他们乘机把李如忠的赀财和蒙古族母亲生的李任带回北方去，撇下冯氏母子和李如忠及其前妻的灵柩。冯氏没有与他们计较，只是面对“一室萧然”早晚哭泣，邻里惨不忍闻。以后她卖掉陪嫁的衣妆，勉强把两人的灵柩浅埋在蕺山（在今绍兴附近）下，带着李如忠的遗腹子住在搭建于墓旁的小屋里。这时她只有22岁。身体虚弱，苦自砥砺，靠做女师儒授徒维持生计。父母听说后来探视，舍不得她孤苦零丁，劝她改嫁。冯氏爪面流血，不愿答应。这样过了20年，才凑足钱把李如忠灵柩迁葬到汶上老家。齐鲁地方的人听说她的事，莫不叹息。
李顺儿，许州（今河南许昌）儒生李让的女儿，生性聪慧，能读经书。至正十五年（1355），她18岁，未嫁在家。红巾军攻陷钧州（今河南禹县），离许州很近了。李让对妻子说：“我家世代知书达礼，现在这个女儿要连累我们了。”女儿听见父亲的话，哭着说：“父母尽管去逃难，不要为我担心。”她立即跑到后园自缢而死。
陈淑真，富州（今江西丰城）人陈璧的女儿。陈璧是一个很老实的儒生。陈淑真七岁能诵诗鼓琴。元末，一家人避兵于龙兴（今江西南昌）。至正十八年（1358），陈友谅军进攻龙兴。陈淑真见邻人仓皇来告变，乃取琴坐在窗下弹起来。曲终流着眼泪说：“我从此再不能弹琴了!”父母听了很惊异，问她是什么意思，陈淑真说：“城被攻克以后，我一定会遭到侮辱，不如趁早死。”次日陈友谅军进城。陈家寓所临近东湖，陈淑真投湖而死。
周如砥，女，19岁，未嫁。至正二十年（1360），乡民乘天下大乱，揭竿而起。周如砥父是新昌县（在今浙江）衙门中的典史，与女儿一起到县城西面的客僧岭避难。女儿被造反的人俘执。领头的说：“我还没有娶妻，就拿你作妻子吧!”周女说：“我是周典史的女儿，死就死，怎么能答应你?”于是被杀死。
《元史·列女传》记录了100多个妇女的事迹，用几乎相同的笔调讲述她们年青守寡，或在元末乱世中恪守贞操而慨然自杀或被杀的“烈节”。中国中世纪后期严重摧残妇女的两种恶劣习俗，即缠足和丈夫死后不许再嫁，都在元代，尤其是元代江南开始逐渐流行。官方意识形态通过旌表褒谥的阴险手段，把残酷的“礼教”内化成越来越多的妇女自觉的要求，再利用她们的行为催发一种无形而强大的社会压力，渐渐把绝大多数妇女驱入痛苦的深渊。元代“节妇”的故事，只能是一部当时妇女的血泪史。
《元史》有《孝友传》两卷，用来“劝奖”、“事亲笃孝”、“居丧庐墓”、“累世同居”、“散财周急”等等“善俗”。这些“善俗”中间，当然沉淀着可以为现代民族精神的再建设进行创造性转换的积极因素，但它们强调吞噬个人和个性的宗族权威和父权，用死的拖住活的。所以这种“善俗”，即使在当时，也往往流于虚伪做作；在今天看来，更未免有些怪诞、悖情甚至不必要的残酷。
张闰，延安延长县（今属陕西）人，隶属于汉军军籍。一家已经历八代而不曾分过家。家庭成员有百余口，互相没有闲言碎语。每天都令未出嫁的闺女和入门的媳妇们各聚一室做女红；完成的，收贮在同一库房里，各小家庭都没有私蓄。幼童啼哭时，凡有乳的妇人谁见到就由谁抱哺。嫁入的媳妇回娘家省亲，留下儿子，也由大家一起哺乳，不问是不是亲生的。儿辈也往往不知道谁为生母。张闰在哥哥张显去世后，把家事全部托付给侄子张聚。张聚推辞说：“叔叔是父辈，应由叔叔主持。”张闰则说：“侄子是一家长支的后裔，应该由你来主持。”互相推让了很久，最终交给张聚。官绅大户听说张闰家的事迹，都自叹不如。至元二十八年（1291），得到朝廷旌表。
孔全，毫州鹿邑（今属安徽）人。父亲孔成病，孔全割下自己的股肉为父亲进补，使他痊愈。后来父亲死了，孔全居丧尽哀，在墓边搭棚守墓，亲自背土为父亲堆坟，每天背60次。因为风雨不能满数，等天晴后补足。为此三年，堆起广一亩、高三丈多的坟堆。
张子夔，安西（今陕西西安）人。父死，每天夜半以背负土。用手肘、膝盖触地，匍匐到墓葬父亲的地方，筛细土为坟。
李鹏飞，池州（今安徽贵池）人。生母姚氏是父亲的妾室。为正妻不容，把她改嫁给一个姓朱的人。李鹏飞年幼不知情，19岁时知道了这件事，思念生母，心情哀痛。于是立志学医救人，希望积功德，早日见到母亲。走访了整整三年，才在蕲州罗田县（今属湖北）找到生母。这时朱家正在生流行病，李鹏飞就把她接回到自己家中奉养，很久以后，才重新送回朱家。从此时常渡江去探视。母亲死后，他总是在祭扫时节带子孙去祭墓，终生如此。
哈都赤，大都固安州（今属河北）人，天性笃孝。从小失去父亲，乃全力奉养母亲。母亲生病，医治不痊。哈都赤取下自己佩带的小刀，磨得十分锋利，拜天哭泣，说：“慈母生我不容易，今天我要捐身报答她。”于是割开左胁，取肉一片，作成汤羹让母亲吃。母亲说：“这是什么肉，会这样甘美?”几天后，她的病就好了。
赵一德，龙兴新建（今属江西）人。至元十二年（1275）元军伐宋，被俘至大都，为郑留守的家奴，历事郑家三世。至大元年（1308），他对主人郑阿儿思兰及其母亲说：“一德自从离开父母，幸得保全生命依附门下，已经30多年。故乡万里，还没有回去省视过。虽然思念父母刻骨铭心，从来不敢说。如今父母都老了，如果有什么不幸，我就永远要作天地间不孝的罪人了。”说着伏地而泣，站立不起来。阿儿思兰母子都被他感动，准许他回家，为期一年当归。
赵一德回到家里，父、兄已经死了，只有母亲还在，已经80多岁。他择地把父兄的棺木下葬，想稍多留几日奉侍母亲，又怕得罪使主，于是如期回到大都。阿思兰母子感叹说：“他是一个低贱的仆隶，还能这样守信，我们能不成全他的孝心吗!”立即毁掉文契，释放他为良人。赵一德正准备回家，阿思兰以冤罪被处死，家里遭抄籍。奴仆们纷纷逃散。赵一德奋然挺身说：“主家有祸难，我怎么能像陌生人一样!”他留在大都不走，与张锦童一起到中书省诉冤。事得昭雪，抄没的财产都发还了，阿思兰母亲对赵一德说：“我们被抄家时，亲戚不相顾，只有你冒险为我们讨回冤枉。疾风知劲草，在你身上看到了。我家产业于丧尽后得复还，都是你出的力。我应当怎样报答你?”于是分肥田美宅给他。赵一德说：“我虽然是一个低下的人，但绝不是为图利才这样做的。因为伤心使主无罪被诛，所以留下来报答他。如今老母80多岁，可以回去侍养她，使主对我的恩赐已够厚了，还要田地房屋做什么?”不受而去。皇庆元年（1312），朝廷旌表他的家门。
一般读书人的故事。
至正八年（1348），从全国17处乡试中选拔的200多名“乡贡进士”，集中在大都参加礼部主持的会试。这一届会试的左榜第一名（元朝科举考试分左、右两榜发表，右榜为蒙古、色目人，左榜为汉、南人）王宗哲，乡试时即为所在考场第一名，以后殿试又是左榜第一名，所以被人称为“三元”。王宗哲自己没有想到，他这个元朝十六科中惟一的“三元”，却是因为考试官冤屈了另一个叫王伯恂的考生才做成的。原来判阅会试的试卷时，考官中有一个人对王伯恂的答卷特别满意，说：“此人是天下奇才，应该列为第一名。”但王伯恂是一个“南人”，考官中另有人主张，不宜让南人居第一位，想把他置于第二，而且预先为他留出了第二名的位子。但主张“宜置第一”的那个考官不肯让步，说：“我们评判考卷，只能以才能文学决定高下，怎么可以分南北籍贯呢?要把他置于第二，我宁可不取录他。”互相争论了好几天，始终没有一个结果。发榜的日期迫近，主考官只好另选别人来补足第二位的空缺，王伯恂竟然因此而落选。发榜以后，考官们自己也觉得不公正，互相谴责；被取录的士人都感到愧对王伯恂；落榜的人们也纷纷为他慨叹不平。
鲁钝生，其名不详，江南某地人。六岁喜爱读书，每日记诵万余言；10岁会写古诗歌；成年后专攻《春秋》经学。他的外貌奇古，被人以为是畏兀儿人。他笑着说：“假若我出身西域种类，只需花一天的时间写卷子，就能通过科举考试成为右榜第一人。”只可惜他生在江南。因此以孤独高洁的行为落魄于湖海之间，随心所欲，自暴自弃。浙江的廉访机构曾经辟用他为书史。鲁钝生深不以为然，手抱文书对大官说：“这不是我的本行，也不是我的志向所在。”乃辞职而去。这时候东维子杨维桢正在浙西等地教书，鲁钝生与他同游天目山。他酒后必歌诗、写字、画画，直至尽兴。鲁钝生性刚直，容不得别人的过失，经常当面责斥之；人有一善，必也称道不止。晚年著书，自号“金马子”。有《太平万言书》。某年忽然从葛峰往访杨维桢，说：“我要像太史公一样去周游名山大川，如果遇到伟人问我是谁，我懒得自我介绍。请你为我写一篇传记。”杨维桢于是为他写了那篇颇为有名的《鲁钝生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