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坡之变
元英宗自出生后便一直在他父亲仁宗身边长大。他所接受的儒家教育，与他之前的历代元帝相比较而言，算是很充分的。但他父亲的苦心安排，又使他成为元朝惟一的一个没有直接经历过任何风波曲折就临朝执政的皇帝。面对祖母答己太后，他实在是太稚嫩了。仁宗一死，答己梅花图太后便以太皇太后之尊制出中宫，把被罢了相的铁木迭儿重新调入中书省。铁木迭儿复相后，“睚眦必报”，对从前弹劾过他的人，逐个加以迫害。
自延祐七年正月仁宗去世直到至治二年（1332）秋，从元朝中央政府的政令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两个不同政治派别的施政倾向及其相互冲突。仁宗死后第三天，英宗尚重孝在身，“日瘤（音绰，吸或喝的意思）一粥”时，铁木迭儿已摇身一变，成了当朝右丞相。翌月，铁木迭儿即与内朝相为表里，夺前中书平章政事李孟所受秦国公印，命四川拘捕行省平章赵世延到京，并以违太后懿旨之罪杀前御史中丞杨朵儿只、中书省平章萧拜住。同时，与答己集团关系密切的黑驴、木八刺、赵世荣等人则相继从外省被调入中书。仁宗朝曾与答己和铁木迭儿相对抗的推行汉法的中坚分子，在英宗即位前已遭到清洗。幸免于难的汉人儒士，也在淫威逼慑下箝口摇手，不敢再多加议论。答己还想进一步扩大清洗范围，派人向英宗“请更朝官”。英宗大为不快，回答说：“现在难道是委任官员的时机吗?而且这些人都是先帝旧臣，怎么能轻易惊动他们。且等我即位后，与宗亲、元老商议，才可以贤者任之，邪者黜之。”
延祐七年三月，英宗在大都即位。此后，在有关朝廷中枢机构的人事安排上，帝后之间长期争执不下。太皇太后早有“我不该养这个小儿”的悔言出口。英宗即位两个月，岭北行省平章政事阿散（原中书左丞相）、新任中书平章黑驴、徽政使失列门等人以谋废立被人告发。英宗不待问出口供，急忙下令把他们诛杀了事。大概他估计到这件事会与太皇太后有牵连，所以立即杀人灭口，防止案犯旁牵蔓引，致使帝后矛盾进一步表面化。为了绝太皇太后废君另立之心，英宗不惜骨肉相残，杀死了自己的兄弟兀都不花。
尽管有后党的牵制，英宗登基之后，还是急切地希望有所动作。他下诏，由吏入官者秩止从七品，恢复了仁宗曾经公布但又很快收回的规定；命京师势家与民均役；罢僧、工、伶滥爵及建寺、豢兽之费；禁僧人驰驿；禁献珠宝；毁上都回回寺，改建帝师寺；课回回散居郡县者，户岁输包银二两。此外还有一大批官僚机构被压低品秩，有的干脆被撤罢。为增加国家岁入，政府决定增两淮、荆湖、江南东西道田赋，斗加二升。
不过上述措施的实际效果究竟如何，不是没有问题的。继延祐七年六月罢徽政院后半个多月，又有罢章庆司、延福司、群牧监之命。这些都是徽政院所属司署。如果撤销徽政院的前令已经实施，后来就不必再下诏罢章庆等司。第二次诏令是否生效仍有疑问。据《元史·百官志》，章庆司、群牧监和徽政院的其他许多所属机构一样，是在答己死去次年（至治三年）才撤销的。可见英宗的诏旨，有一些在京城之内都得不到实行。关于罢建寺之费等规定，更被他本人热衷营造的行为所破坏。延祐七年十一月，诏“各郡建帝师八思巴殿，其制视孔子庙有加”。这应是在全国范围修建帝师寺的开始。这一时期其他营建项目也不少，甚至已到“民劳役巨”的地步。
从至治二年（1332）起，英宗一方的势力似乎稍见上升。大概这时候太皇太后病势已经不轻，所以铁木迭儿和他的死党、中书左丞张思明都采取守势，“称疾”家居不出。三月，诏建木华黎祠于东平。英宗的亲信、左丞相拜住（木华黎后人）奉旨前去立碑。铁木迭儿听说拜住出行，以为可以到中书省莅政了。他想入朝请命，但刚走到内门，就遇到英宗派来赐酒的使者，对他说：“你已年老，应当自爱。等新年时入朝不晚。”那就是表示除了元旦朝会一类礼仪性场合外，皇帝不愿再见到他。铁木迭儿“怏快而还”。不久，他一定也真的生起病来。秋七月，英宗召张思明到上都，“数其罪，杖而逐之”，并籍其家。八九两月，铁木迭儿和答己先后死去，英宗的政治压力顿时减轻，他推进新政的决心也因而大为加强。“二期儒治”由此进入最后的高潮。
至治二年十月，英宗擢升拜住为中书右丞相，虚左丞相之位而不拜，表示对拜住信任之专。次年五月，又以铁失独署御史大夫事，与专任拜住用意相同。这时，拜住已兼领左、右钦察卫和宗仁卫事，铁失则兼领左、右阿速及中翊卫事。这两个人，前者是与英宗同样仰慕儒学、思大有为于天下，而又同样迂阔不谙世故的年轻的蒙古贵族，后一个早在宣徽院共事期间就与铁木迭儿互相勾结，做了铁木迭儿的“义子”。大概是在太后集团的有意安排下，铁失的妹妹嫁给英宗为妃。英宗被这一层“情过骨肉”的关系所迷惑，以致最后成为其妻舅的刀下鬼。把朝廷的中枢行政、监察和皇家近卫军的大权如此集中地托付在这两个人手里，隐约反映出英宗身边堪受信用的人似乎并不很多。
自十月以后，英宗新政的主要措施包括：一、大量起用汉族官僚和士人。张痨、王结、王约、吴俭等人都被诏令超擢。对过去遭到屏弃的士大夫，都根据他们的特长加以收用；对从前没有做过官的文人名士，都给予特别的提拔任用。为了召虞集入朝，先派使臣到他的本贯四川，没有找到；又到他曾寄居的江西，还是碰不到；其实这时虞集正在江南探视祖墓。使者追踪而至，终于把他召往京师。一个南方文人这样地受到朝廷重视，对当时士人是莫大的振奋。二、推行“津助赋役法”，就是在各地确定一部分田亩，由承担差役的人户经营，用出于这部分土地的收入补贴应役带来的经济负担和经济损失。在江南，“凡民田百亩，令以三亩入官，为受役者之助”。这里所谓“入官”，是指名义上征用为官田，实际上助役田多被分配到承当差役的各人户，归他们自种或招租，以收入作为应役补贴。三、至治三年正月，诏令朝臣听读审议仁宗时编纂的累朝诏令及其他官方文书，并把延韦占二年以来新颁格例分类增补进去。二月，定名《大元通制》，颁行天下，收断例（司法判例）、条格（政府各部门颁发的各种行政、监察等方面的法规）、诏敕、制令（以皇帝名义颁布的公文）共2539条。这部具有法典性质的官颁政书对统一元朝的政制法程起了积极的作用，也体现出元廷通过颁布法典来加强它作为一个中原王朝的正统形象的用心。四、清算太后集团的遗毒，澄清吏治。至治二年十一月，答己死后才两个月，英宗再次发出“罢世祖以后冗置官”的诏令。翌日，即罢去徽政院。徽政院原是侍奉皇太后的专门机构，答己死后撤罢徽政院本来理属当然。但在当时情况下，一下子减罢“徽政院断事官、江淮财赋之属六十余署”，难免使这一本来正常的行政决定带上雷厉风行、捣其巢穴的色彩。与此同时，拜住又把原先被铁木迭儿压制而无法追究的“诳取官币”案重新提出来，因此处死铁木迭儿之子八里吉思以及刘夔、囊加台，他的另一个儿子琐南也被黜职。追查涉案人的行动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所谓诳取官币案，是指浙民吴机（一作吴机孙）以贿赂结交权贵，谓宋高宗吴皇后为其族祖姑，有旧赐汤沫田在浙西，愿以献朝。司徒刘夔上其事。又与铁木迭儿、铁失等相串通，奏赐官币12，5万锭偿其值，却暗中瓜分了这笔巨款。朝廷命官员驰驿至浙西，去核收这片田产，却古代文人发现它们全都是当地百姓的私产。事情涉连几十万户，他们所有的地产都被追夺入官，造成浙西社会的普遍骚乱。这件事经过所属监察机构上报到御史台，被铁木迭儿、铁失等人从中阻挠，没有让英宗知道。事隔一两年之后，拜住再次提出这个案子，御史台重新审理后，把夺归官有的田产发还原主，刘夔、八里吉思坐罪处死，其他人也按情节轻重受到刑罚。只有铁失，因为亲联天家而获得特赦，但他从此疑惧之心日益加重，终于在将近半年以后手弑英宗于南坡行帐。
元英宗对铁失的信用之专，似乎并没有因他涉及诳取官币案而马上改变。以铁失独署御史大夫事，就发生在此事后两个多月的至治三年五月，但是到六月，形势又突然发生变化。由于拜住等人将铁木迭儿的“过恶”反复陈奏，英宗对这个死去已近一年的权臣的憎恶，竟急剧地加深到无法自抑的程度。就在这个月，英宗毁铁木迭儿父祖碑；七月，又抄了他的家，家产全数没收。英宗的怒火并开始发泄到被视为铁木迭儿“奸党”的那些朝臣身上。是啊，铁木迭儿的党徒布列朝中，甚至在他生前“称疾”不出时，这些人不是仍然“事必禀于其家”，接受他的指使行事吗?而今元凶已死，他要将这郁积有年的怨气一吐为快了。
这时候，英宗正在上都避夏。大概因为心事重重，他“夜寐不宁”，想作佛事消灾，被拜住劝阻。拜住这时好像已经深刻感觉到剑拔弩张的“新政”所面临的严峻局势。君臣之间有一番推诚置腹的对话。拜住说：“我年轻无能，承蒙陛下提拔，力不从心地在丞相位置上做事。现在正想除恶进善。求得大治，促进太平，可是大家一齐来加以反对阻挠。我估计是不能有所作为了!”英宗回答：“你有话尽管说；别人的话，我不听就是了。”刚愎自用的英宗以为，只要他的态度不改变，那么“致治隆平”就指日而可待。死到临头，他竟对自己的危险处境还没有一点意识。
但是漏网的铁失却日益感受大难来临的恐惧。作为铁木迭儿集团中幸免于难的要犯，他有多大把握能侥幸逃过这场报复性的清洗?他曾怂恿藏传佛教的僧侣建议英宗以作佛事、行大赦来消除他的失眠症。拜住在一旁厉声斥问：“尔辈不过图得金帛而已。又欲庇有罪耶?”拜住或许根本没有想到，这句话对心怀鬼胎的铁失究竟意味着什么。研究南坡之变的一位学者用十分生动的笔触描绘了铁失对这番话的反应：
“这句脱口而出的话，当然立即会传到铁失及其亲信耳里。他们大惊失色了。拜住这时已对英宗有不可动摇的影响。‘又欲庇有罪耶’，只能被铁失认为是进一步论罪的明确信号。
“铁失无路可走了。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七月下旬铁失好几个不眠之夜中的惶恐不安的心情。当时，元英宗和拜住即将从上都返回大都。在铁失看来，宣布他的诛刑是指日可待了。大驾南返途中，又是下手的最好时机。除了纠集一伙亲信党徒和朝中仇恨英宗的人采取果断的刺杀外，在他看来似乎已无其他选择了。谋刺，也许能在绝望中带来一线希望。”
八月，英宗在从上都南返途中驻跸南坡。铁失以所领阿速卫兵为外应，先杀拜住，又入行幄刺杀英宗。自答己死后重新推行的至治新政，不到一年复遭中止。
在汉族文人的心目里，元英宗的形象完全被按照儒家观念理想化了。他们怀念这个皇帝。在仁、英两朝做大官的张养浩，南坡事变多年后碰到在至治年间曾为英宗画过“御容”的画师，仍满怀深情地吟道：“封章曾拜殿堂间，凛凛丰仪肃九川。回首桥山泪成血，逢君不忍问龙颜。”拜住丞相也赢得汉人朝臣衷心的赞赏。同一个张养浩，在拜住的画像前题诗曰：“孤忠自倚了澄清，笑视群奸不足倾。壮志未酬还中彼，披图老泪雨如倾。”
南坡之变的发生，与英宗个人的性格其实有很密切的关系。或许恰恰是由于长期受太皇太后的压抑，他似乎比在他之前的任何一位皇帝都热衷于表现天子的威严，史称“英宗临朝，威严若神；廷臣懔懔畏惧”，又称当时“禁卫周密，非元勋贵戚，不得入见”。张养浩的诗，说英宗“凛凛丰仪肃九川”，其实也是在描写他的“威严”。但是在“威严若神”的虚名下处处受制于答己，反过来更增加了英宗心理上的受挫感，结果只好迁怒于臣下。所以英宗朝“大臣动遭谴责”，对黄金家族成员的处罚在英宗朝也显得较多而较严厉。元廷每年要向诸王颁赏“岁赐”。历朝皇帝中加倍赐赍者不乏其人，而《元史·英宗纪》却有两年没有提到朝廷对诸王宗亲颁发岁赐之事。如果这不是因疏忽而失书于史，则是英宗对待宗亲勋戚刻薄寡恩的又一例证。这种做法，与仁宗之前讲求“惟和”，对臣下宽纵有余的政风完全不同。他的另一种发泄方法是酗酒，往往以乘醉杀人收场。当时有一个宫廷演员叫史骡儿，很得英宗宠幸。英宗经常“酒纵威福，无敢谏者”。有一天他在紫檀殿饮酒，命史骡儿唱歌助兴。史骡儿就以“殿前欢”的曲子应制，歌词中有“酒神仙”之句。英宗听到这里大怒，命左右杀之。酒醒以后，又找史骡儿。近侍告诉他已奉命处决，英宗颇有后悔之意，说：“史骡儿是拿‘酒神仙’来劝谕我啊。”他还因御史台官员劝谏他修寿安山佛寺而杀观音保、锁咬儿哈的迷失，杖窜成痨、李谦亨，引起轰动朝野的“四御史”之狱。这可能也是在狂怒不可自制的情形下做出来的事。
英宗这种个性，不但使他难以在自己身边聚集起真正积极维护新政的政治势力，反而把越来越多的人推向自己政敌的一边。答己、铁木迭儿相继病死，本来是他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如果他对答己党羽先稍示宽恕，缓和双方之间的紧张关系，等待他们互相间渐生离心，而后再伺机各个击破，那么他也可能安然度过危机的余波。可惜他自以为对立面已经完全瓦解，继续对他们任情用法，终于逼迫铁失下决心孤注一掷，以死求生。
铁失究竟是否真在英宗准备处罚的人员当中，现在已经无法确知了。但是英宗反复无常、“果于刑戮”的性格，使铁失即便有一个“贵为君配”的妹妹，仍然不敢有片刻安心。他决定铤而走险，也正因为他知道，在蒙古人中间，这个“孑然宫中”的皇帝除了他的“孤忠”丞相，已经没有什么同盟者了。史称南坡之变时，“宗戚之中，能自拔逆党、尽忠朝廷者，惟有买奴”。这样看来，即使没有南坡弑宫这样的突发事件，英宗的新政，到底能取得多大成果。也是十分令人怀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