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时韩琦有何建言
韩琦为官敢于直言，前后上疏七十多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仁宗说韩琦“性直”，王曾也曾说韩琦的话恳切但不迂腐。韩琦历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在神宗朝时也有许多建言。
契丹请求宋朝割代以北的土地，这时韩琦上疏给神宗，奏疏中说：据我观察，这几年来朝廷办事，很少考虑边境敌方。而敌国看到这种情况，心生疑虑，认为我宋朝在计划怎样收复燕南土地，所以他们就持先发制人的想法，挑起事端。他们之所以产生这种疑惑，原因有七个：高丽在北方向我北宋称臣，已经很久不来朝贡了，我们用商船引诱让高丽前来朝贡，契丹知道了这件事，一定会认为北宋有什么计谋；强行夺取吐蕃的土地建立熙河，也会让契丹以为宋朝另有图谋；在西山上栽种大片榆树和柳树，希望树长的高大茂密以阻止骑兵；创立保甲制；建城池，筑高墙；发明弓和刀的新式样，大造战车；在河北设三十七个将领。契丹向来是北宋的敌国，因此起疑心，他们是不得不这样的。
接着，韩琦又指出要对外平定四方，首先必须治国安邦。而当时由于实行新政，主张新政的一派认为要从根本上治国，首先就是要聚敛财物，在百姓中大量征兵。这一错误的认识导致新政派采取的措施不当，实行青苗法、募役法，并且经常更改具体施行办法，让农民无心耕种，商人无法经商，连官吏都茫然不知所措，举国上下怨声载道。韩琦指出造成这种结果的最直接原因是新政派的错误主张。
这样韩琦从两个方面指出了契丹求割地的两个原因：一是朝廷做事使契丹产生疑虑；二是新政使宋朝人心动摇，怨声载道，以致不能齐心对外。
同时，韩琦在奏疏最后提出了应对契丹的策略。他认为应当派使者到契丹，详细说明朝廷所做的事都属于治理国家的正常举措，并没有别的意图；边界仍按以前的约定不变；劝说契丹不要再生事端，别破坏了两国的友好关系。
当然，以上只是韩琦提出的权宜之计。他认为从长远来看，应该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爱惜民力，任用贤能之人，远离奸邪小人，这样定会使百姓顺服，边地军备充足。如果敌国毁约，宋朝也可凭借强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收复失地。这也是韩琦在边境防御问题上“以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务”思想的集中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