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石刻地图《禹迹图》
现存中国最早的石刻地图之一——宋代的《禹迹图》，现存有相同的两方，分别收藏于陕西省博物馆和镇江博物馆。李约瑟称此图为“当时世界上最杰出的地图，是宋代制图学家的一项最大成就”。然而它的创制者却已湮没，学者有所推测，但拿不出过硬的证据。
宋代绘制的《禹迹图》，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地图之一。现存两方基本相同的石刻《禹迹图》，一在古城长安，即今陕西西安，保存在陕西博物馆的碑林中，此图约制于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至哲宗绍圣元年(1094)之间，刻石于南宋时伪齐阜昌七年(1136)，其背面还刻有《华夷图》。一在古城润州，即今江苏镇江，藏于镇江博物馆内，此图制于北宋元符三年(1100)，“依长安本刊”，刻石于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华夷图》相传为宋辽人根据唐代贾耽《海内华夷图》缩小十倍的制图，而《禹迹图》内容是根据《海内华夷图》中心《禹贡》九州部分缩制，因而称《禹迹图》。其比较着重水系的表示，海岸线、黄河、长江及其主要支流画得较为准确，也最为醒目，颇接近今天的地图。
此石刻地图长宽各一米左右，图中采用计里画方的绘制方法，就是将石面地图分成等份的方格，横方七十，竖方七十三，总共五千一百一十方，是目前看到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画有方格的地图。上面再画以水系、海岸，标上山川、州郡的名称。标名的州郡区划有三百八十多个，标名的河流近八十条，标名的山脉有七十多座，还有湖泊五个。其图布满方格，是带有一定数学基础的全国性地图，表示中国古代的地理绘图已达相当水准。英国的中国科技史权威李约瑟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一书中，称此图为“当时世界上最杰出的地图，是宋代制图学家的一项最大成就。”
以镇江的图碑为实例，其高约九十五厘米，宽约九十厘米，厚有十一厘米，上方写有：“禹迹图，每方折地百里，禹贡山川名，古今州郡名，古今山水地名，元符三年正月依长安本刊。”左下角记：“绍兴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左迪功郎充镇江府府学教授俞篪重校立石，冯遂镌。”原立文庙墙上，作为府学教学用图。元、明、清数百年中历尽劫难，曾被掩埋，曾遭兵火，总算得以保存了下来，此图为研究中国地图学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然而其行政区划的体例存在较大弊病，就是图中古今地名交错，保留有部分的唐代地名，甚至有更早时期的地名，如夜郎、珍州、儋州等，但主要为宋代或者说当代地名，混乱的是当代地名下不注古地名，古地名下也不注当代地名，没有一处是互相对照的，使人们颇费猜测：它到底算古代地图，还是宋时的当代地图?
其图中没有标明作者为谁，宋代有关的史籍中也没有明确记载，使得后世学术界对该图的绘制者产生多种推测。有学者推测其制图者可能是北宋初年的乐史，他是当时宋代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的作者，该书有二百卷，取材广博，考寻精密，内容丰富，足见乐史在地理知识方面的学涵功底。不过他只绘制过《掌上华夷图》，疑为唐代贾耽《海内华夷图》之简缩本，这可能与西安《禹迹图》同一石刻背面的《华夷图》有一定关系，而与《禹迹图》是否有直接的关系?由于制作时间要相差百年左右，还是提不出多少有力的证据。
有学者认为，绘制者是北宋名著《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沈括曾长期从事地理学和地图绘制的工作，熙宁九年(1076)，他在三司使任内曾奉敕编绘《天下州县图》，或称《守令图》，于元祐二年(1087)完成，进献朝廷。此图共包括“大图一轴，高一丈二尺，广一丈；小图一轴，诸路图一十八轴。”(《长兴集》卷十八)而《禹迹图》很可能就是其中的“小图一轴”。另外，元丰三年(1080)时，沈括在陕西任延州知州，也很可能就是这时他在长安绘制了《禹迹图》。晚年，沈括回镇江定居时，又将长安《禹迹图》的副本交给府学保存。于是，镇江府学根据此“长安本”再次绘制刻石，这就是《禹迹图》在长安和镇江有相同的两方石刻的由来。似乎其证据非常有道理。
但很快就有学者提出反驳，理由有六条。一是图的名称不同，沈括奉敕绘制的是《天下州县图》，或称《守令图》，其他还画过《熙宁使虏图抄》及相关的地形模型图，从没有与《禹迹图》相关的记载。二是图的比例不同，沈括的《守令图》其比例是“二寸折百里”，而《禹迹图》则“每方折百里”，缩小了一倍。三是图的内容不同，《守令图》标录“天下州、府、军、监、县、镇”的所有名称，内容详实；而《禹迹图》只标州、郡名称，没有县、镇名称，其实连州郡名称也遗漏不少。四是图的体例不同，《守令图》是以熙宁五年(1072)之前全国分为一十八路时的政区体例和地名为准；上已指出《禹迹图》体例混乱，如将其少量的古地名略去不计，看成宋时的当代地图，其依然没有一定的标准，地名的取舍在时间尺度上还是相当混乱。五是图的绘制水平不同，《守令图》十分精细，图分二十四至，以天干地支命名；而《禹迹图》则仅有分格，并未用干支卦名标明行格次序。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四川荣县发现的绘制于北宋末年的《九域守令图》，几乎全部包括了北宋末年所辖的府、州、军、监和县，应比较接近沈括所绘制的《守令图》，其州县的相对位置，山东半岛、杭州湾、雷州半岛的海岸线，都要比《禹迹图》准确得多。六是沈括知延州时，忙于官府公务与西夏战事，几乎无暇制图立石，也并未到过长安，后来战事失利，沈括被罢官而编管随州。晚年虽在镇江，但镇江《禹迹图》并非“依沈括原本刊”，而是“依长安本刊”。总之，找不到沈括绘制《禹迹图》的直接证据。
那么，这幅《禹迹图》究竟出自何人之手呢?还是无法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