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战之争
木宣和七年（1125）十二月，金军兵分东、西两路，大举南侵，一心想逃离京城开封的赵佶（宋徽宗）下诏内禅，让位给长子赵桓。赵桓即位，是为钦宗，次年改元“靖康”。当金军逼近开封之际，赵佶与蔡京子蔡攸竟连夜出城南逃。蔡京、童贯等人也相继携家眷、财富，慌忙逃跑。童贯竟然拒绝接受赵桓委以其东京留守之职，而与高俅等率“胜捷兵”紧随赵佶之后，妄图下两浙路，再拥戴他为帝。赵佶一伙于大敌当前出逃，引起宋廷的极大恐慌，臣僚纷纷逃离京城，激起朝野有志之士的忿慨，指责“六贼”祸国殃民，卖国求和。太学生陈东先后3次上书，揭露“六贼”的罪行，“误我国家，离我民心，天下困敝”。恳切希望赵桓“擒此六贼，肆诸市朝，传旨四方，以谢天下”。当初赵佶内禅，赵桓推让之际，王黼等人曾引郓王赵楷上殿，企图拥立他为帝。而此刻，这一伙人相继逃到东南以后，又以“太上皇帝圣旨”之名，截留了这一地区上缴朝廷的物资，甚至扣留“勤王”援兵，实际把持了东南地区的行政、经济、军事大权。“控制大江之险，奄有沃壤之饶，东南于百郡县，必非朝廷有”。甚至准备在镇江（今属江苏）请赵佶重新登极。这对刚即位的赵桓是一个极大的威胁。
赵桓对童贯一伙的行径大为不满，为了维护自己的帝位，他重申了赵佶于退位时所表示“除教门（指道教）事外，余并不管”的诺言，以此下诏剥夺赵佶、童贯等一伙的权力。继而又将未随赵佶南逃的梁师成、王黼、李彦等人“赐死”。二月初，赵桓准备派知开封府聂昌挂淮浙荆湖制置发运使之职，赴东南秘密处置蔡攸、童贯、朱动等人。尚书右丞李纲恐处置不当节外生枝，建议将他们贬官，并请赵佶返回京城。不过，赵桓与其父赵佶只是在权力的分配上暂时出现了矛盾，而在对待金军入侵的问题上，父子都是主张议和的投降派。赵桓不顾李纲率领开封军民奋力抗击金军和20万“勤王”援兵集结于开封近郊的有利形势，依旧满足了金军统帅宗望提出的赔款、割地等议和的条件，换取到金军的撤退。二月十七日，他听说金军已渡黄河北返，第二天便下诏，贬蔡京、蔡攸、童贯官职。蔡京病死贬所，长子蔡攸、次子蔡倚被诛。赵桓又派御史于南雄州（治今广西南雄）杀死童贯，朱勋亦被赐死。赵桓的做法使赵佶感到不妙，极力为自己开脱、辩解，又给赵桓写密信，表示要“甘心守遭，乐处闲寂”，无意再当皇帝。
金军虽然北撤，但威胁尚存，赵桓还想依靠李纲等主战派保卫自己的安全，便委任他为知枢密院事，主持军事。此时，金军统帅宗翰率西路金军继续南下，宋廷再度惊慌失措。赵桓一面任命中太乙宫使种师道为河北、河东路宣抚使，保静军节度使、殿前副都指挥使姚古为二路制置使，分别领兵人河北、河东。一面又派使臣前往泽州（治今山西晋城）向金军述说订立和议之事，请求宗翰退兵。种师道、姚古统兵分赴两地，枢密院令他们进攻金军，宰相府却令他们让金兵出境，竟使他们不知如何行事。宗翰知道宋、金已有和议，遂班师返回太原等待宋使前来交割。
为了表现议和的诚意，以换取一时的太平，投降派官僚竭力讨好金人，赵桓向被割让的三镇之地派出割地专使，与金军办理交割事宜。但投降派丧权辱国的求和行径，遭到力主抗击金军的主战派官僚的坚决反对和抵制。自西路金军南下时就已受围攻的太原城军民，拒绝出城接受宋帝的割地诏书，继续反击金军的进攻。宗翰见太原城一时难以克陷，便让银术可率部分金军继续围攻太原城，自己则统军退回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宗望率东路军自开封北撤到达中山（今河北定县）、河间府（今河北河间）两镇时，守城的军民拼死固守，拒不投降。宗望令随军的宋朝人质、肃王赵枢，太宰兼门下侍郎张邦昌和割地专使到城下劝说守城军民献城投降，但得到的回答是城上射出的利箭和投掷的石块。
金军北撤，宋廷曾令种师中与姚古等统兵将金军“逐出境”。姚古所部遂乘宗翰北上之机，一举收复隆德府和威胜军等失地。种师中统兵尾随北撤的宗望金军之后，到达真定（今河北正定）时，即接宋廷命令，进援太原，与姚古部互为犄角，以解救太原之围。种师中随即挥师西进，出井陉关（今河北井陉北），相继收复寿阳（今属山西）、榆次（今属山西）。五月初，前锋部队进抵置巨太原城仅20里的石桥。种师中一路西进，几乎未遇金军的抵抗，只有零散放牧的金兵。探报以为金军大部已北撒，知枢密院许翰亦信以为真，几次派人到军中督令种师冲出兵攻击。种师中也以为金军无主力在此，未作认真布置。金将翰论活女率主力金军前来攻击，宋军仍认为是小股军。种师中遂令后军出击收捉。于寿阳石坑，宋军遭到金军袭击，宋军仓促应战，五战三胜，又返回榆次。种师中在出击前，曾与姚古、张灏两军约定共同发兵，且均不带辎重。然而种师中孤军进发，姚古、张灏却失期未至。街种师中进至杀熊岭时，因粮草断绝，兵士饥饿难忍。金军侦知，遂集中兵力猛攻，宋军右翼和前军先后溃败。种师中率领部将与金军死战，自卯时（今5—7时）直激战到巳时（今9-11时），宋军用神臂弓多次击退金军的进攻，终因寡不敌众，种师中身中数枪，力战阵亡，余部退守平定军（今山西平定）。姚古率部增援，被金军阻地盘陀，遂退至隆德府。张灏所部亦遭金军攻击，失利后撤。宋军出战失利，终未能解救被金军围攻的太原城。
宋军战场上的失利，再度引起朝廷中投降派与主战派的争论。门下侍郎耿南仲等人力主割让3镇以求和，李纲等人则坚决反对。为了排挤李纲，耿南仲借太原之围未解之机，向赵桓提出：“欲援太原，非纲不可。”赵桓令李纲接替因病归朝的种师道，出任河北、河东路宣抚使。李纲清楚赵桓、耿南仲等人的用意，便以自己是书生，并不懂得用兵，恐会殆误国家大事为由，请求辞去此任，又以身患疾病，请求辞官，都被宋帝拒绝。陈过庭、陈公辅等臣僚也认为这样做是陷害李纲，他不能离开朝廷。不料，赵桓竟为此大怒，下令罢免陈公辅等的官职，依然坚持令李纲出朝任宣抚使。
河北、河东路宣抚使司仅有兵士1200人。且马匹甚少，因此李纲受命后提出要在京城“括马”。赵桓先是应允，继而又出榜称：“宣抚司括马，事属骚扰，可更不施行。”李纲请求拨给银绢钱各百万，以解决军需，却只得到20万。李纲考虑出任宣抚使还有许多事尚待办理，请求延缓出发的日期，赵桓指责他是“迁延拒命”。李纲上疏陈述不能如期出发的理由，仍未获准。临行之时，他又告诉赵桓，朝廷若重用奸臣，必将误国。
李纲出任宣抚使后，先处置了谎报军情、搅乱军心的将领，以严肃军纪。又宣布对不月艮从军令、抢劫百姓财产者给予正法，以扭转宋军腐败涣散的状况。进驻河阳后，李纲利用10余天的时间训练兵士，修整军械装备，为进击金军，解救太原之围做准备。继而又进驻怀州（治今河南沁阳），准备汇集“防秋之兵”再进兵太原。可就在这时，赵桓下诏。罢减各地调集的防备金军秋季入侵的军队。李纲为此上奏抗论，指出：“太原之围未解，河东之势甚危，秋高马肥，敌必深入，宗社安危，殆未可知。”对朝廷朝令夕改的作法，他认为已于抗金极为不利，故自己“不足以任此”。赵桓对李纲的上疏毫不理会。反而批复令他马上起兵赴太原解围。李纲无奈，只好于隆德府召集诸将领，定于七月二十七日各自统领所部进兵太原。然而各路主将均接受朝廷的直接指挥，凡事皆需禀报朝廷，或执行朝廷的指令，李纲的宣抚使司徒有指挥的虚名。为此，李纲再次上书，力陈宣抚使司无实权的弊端，可仍未见赵桓答复。
约定出兵的日期已到，唯有威胜军一路宋兵开拔，而平定军、汾州（治今山西隰县）、辽州（治今山西左权）三路宋军“皆逗留不前”。威胜军行至南北关，与金军遭遇，两军转战4日，互有胜负，伤亡相当。金军增援部队赶到，合力进击，威胜军却无援应，力战不胜，遂败退。李纲准备将各路宋军聚拢，缩短战线，避免为金军各个击破，而后由他亲自统领，赴太原与金军交战。此时，宋廷中投降派与主战派臣僚间的抗争亦愈演愈烈，赵桓为首的投降派已将原定割让3镇的议和条件，改为用代税钱替代，并积极与金朝协商洽谈。投降派已于朝廷中占据主导的地位，主战派官僚随之相继遭排斥，被赶出朝廷。太宰兼门下侍郎徐处仁被罢官，贬为知东平；少宰兼中书侍郎吴敏被罢知扬州；同知枢密院事许翰罢官，贬为知亳州。而投降派官僚则被擢升，以中书侍郎唐恪为少宰兼中书侍郎，以尚书右丞何桌为中书侍郎，礼部尚书陈过庭为尚书右丞，开封府尹聂山为同知枢密院事，御史中丞李回为签书枢密院事。李纲闻讯，叹息道：“事无可为者矣!”八月，赵桓又命种师道重新出任，以同知枢密院事领宣抚使司，而召李纲返回京城，不久便被免职，出任知扬州。九月初，他未及到任，又以他“专主战议，丧师费财”之罪名被贬官。
投降派控制朝政，给抗击金军的斗争带来极大的消极影响，除部分主战派军将领兵与金交战外，朝廷再未组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甚至不再过问被围困的太原城。而局部的抗金斗争，也因孤军作战，无一取胜。河东察访使张灏与金军战于文水县（今属山西），战败。都统制张恩正又夜袭文水县金兵，失利。次日再战，又溃败，阵亡数万人。张思正逃至汾州。都统制折可求于子夏山与金军交战，亦遭惨败。宋军在战场上的失利与宋廷的投降求和，更使河东一带的百姓对抗击金军入侵失去信心。威胜军、隆德府（今山西长治）、汾州、晋州（治今西临汾）、泽州、绛州（治今山西新绛）等百姓恐金军侵掳，纷纷渡过黄河南逃，以至“州县皆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