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淮义事
政和元年（1111），赵佶任用宦官杨戬设置“西城括田所（西城所）”，京东地区百姓倍受其害，或赋税额巨增，或田产被括为公田，不服上诉则惨遭酷刑，冤死者数以千万计。方圆数百里的梁山泊也被西城所括占，对湖上渔户依保甲法进行编制，并于渔船上刻立标志，禁止其他船只进入梁山泊。凡渔民人泊捕鱼、采摘莲藕等，一律定立赋税，按船只大小交纳税收。更有甚者，杨戬还令州县于常赋之外，再增租钱10余万贯，遇天灾常赋可减免，而租钱不减。百姓无以谋生，“相聚为盗”，奋起反抗宋廷的残酷剥削和压榨。
重和元年（1118年）、河北、京东地区遭受严重水灾，贫苦农民流离失所，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宣和元年（1119），以宋江等36人为首的农民于京东起义。他们活动于青州（治今山东临淄）、齐州（治今山东济南）、单州（治今山东单县）、濮州（治今山东鄄城北）之间，间或出入于京城开封附近。以灵活机动的战术打击贪官污吏和追剿的宋军，使州县官府一筹莫展。宋廷对宋江义军恨之人骨，称其为“京东贼”、“河北剧贼”。二年十一月，宋廷调歙州知州曾孝蕴为青州知州，令其专事镇压宋江的义军。但因此时两浙路方腊起义迅猛发展，曾孝蕴又改任睦州知州，参与镇压两浙地区农民起义。由于宋廷将大量的兵力投入江南，给宋江在河北、京东地区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时机。他率领义军，“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赵佶见武力镇压宋江义军未能奏效；遂改用诱降、招安之策。中书侍郎侯蒙认为宋江“才必过人”，上书赵佶称：“今青溪盗起，不若赦（宋）江，使讨方腊以自赎。”随即受任为东平府（郓州）知府，负责招降宋江。他未及赴任，即病亡。
宋廷的武力镇压和招安诱降都未能使宋江就范，相反义军声势愈发壮大，“啸聚亡命，剽掠山东，一路州县大震，吏多避匿”。郓州（治今山东东平）及梁山泊地区成为宋江起义军的重要根据地。不久，宋江率领义军南下，途经沂州（治今山东临沂）时，向知州蒋圆借道。蒋圆施以缓兵之计，义军过于轻信，未加提防。待蒋圆指挥宋军发起突然袭击时，起义军措手不及，伤亡惨重，只得退回郓州等地。宋江重新集结力量，三年初，他再次统领义军南下，攻陷沂州、淮阳军（今江苏邳县东）。宋廷急令调兵遣将，讨伐宋江。宋江继续挥师南下，进入淮南路楚州（治今江苏淮安）地区，给予当地官府及官吏、富商、地主沉重打击，而被诬为“淮南贼”。宋江义军在夺得大船10余艘后，转而向东北方向进军，驾船渡海，途经沐阳时，遭县尉王师心引兵邀战，义军迎战失利。二月，宋江义军又泛舟至海州（治今江苏连云港）附近。海州知州张叔夜派奸细混入义军，侦得宋江义军动向，遂招募干余名亡命之徒，设伏于城郊。同时复令混入义军队伍的宋军士卒寻机焚烧义军船只，且又以少量宋军前去挑战。宋江等弃船登岸追杀，不幸中伏，宋江副将被俘，大部分义军接受张叔夜的招安，投降了宋廷。余部则撤退回京东地区。四年，武功大夫折可存在镇压方腊起义后，班师回朝，赵佶随即又令他“捕草寇宋江”。在宋军的追剿之下，起义军最终被镇压，宋江等36名义军首领接受朝廷招安，而被封官拜爵。
宋江起义虽然失败了，京东地区，特别是梁山泊一带农、渔民的反抗斗争依然继续。直至宣和六年（1124），梁山泊起义的渔民受东平府知府蔡居厚诱骗而惨遭杀害，反抗斗争才稍得平息。
正值宋江起义失败之时，宋廷与金朝开始联合攻辽。灭辽后，赵佶及权臣蔡京一伙将原输辽的“岁币”再每年增加100万贯钱，作为“燕京代税钱”转输给金朝，以此从金朝手中赎回燕京（今北京西南）以及顺（治今北京顺义）、檀（治今北京密云）、涿（今属河北）、易（治今河北易县）、蓟（治今天津蓟县）、景（治今河北遵化）等6州之地。宋朝得到燕京等地后，设官府，置官僚，同时派遣军队驻防，其中所需给养就近摊派到河北、山东、河东等地区百姓的头上，且令交纳时一律“支移”运送到燕京交予官府。这一规定给这些地区的百姓带来极大的灾难，一石粮食从产地运至燕京，沿途盘费所需高达十几至二十几石，且往返路途遥远，费时费力，百姓为此怨声载道。此后，宰相王黼又将灭辽用兵时征发民夫充役的办法，改为征收免夫钱，并推行到全国。一次即搜刮免夫钱6200余万贯，竟相当于宋朝中期一年的税赋收入。宋廷规定，凡抗拒不交纳免夫钱者，一律依军法治罪，甚至连违期交纳者也将处以斩刑。为如数如期交纳免夫钱，州县官府及官吏对百姓逼督甚急，直至渴泽而渔，百姓被逼卖子鬻女，家破人亡。而宣和初年又遇连年灾荒，一时间饿殍遍野，死者相藉，黄淮地区百姓陷入更严酷的水深火热之中。
宣和五年（1123），河北、京东等路农民相继起义，反抗宋朝统治的斗争再度掀起高潮。这些起义，少则数百、数千人，多则数万，乃至数十万人，“白昼横行”所到之处攻打州县，杀官吏，除地主，杀富济贫，或于崇山峻岭之中建立据点，聚众自保，寻机出击，致使“巡、尉不敢抗，县、镇不敢守”。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密州（治今山东诸城）徐靖、沂州临沂武胡、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东北）杨天王、郓州李太（李太子）、何子威、沂州徐进、水鼓山刘大郎、莒县（今属山东）徐大郎等领导当地农民的起义。而规模较大的又有河北路焰州（治今河北永年东）张迪领导的起义。队伍发展多达数十万众，攻陷了一些州县城池，曾围攻漕州（治今河北浚县）长达5日之久，之后又攻打漕州，声势大震。京东路青州张仙（张先、张万仙）领导的起义军号“敢炽”，称10万人。河北高托山于望仙山组织当地农民举行起义，号称30万人，转战于河北和京东路的青（治今山东益都）、徐（今属江苏）、密、沂等州一带。
宣和六年，赵佶以宦官梁方平为河北、京东制置使，督率王渊、刘光世、杨惟忠、辛兴宗、韩世忠、张俊等将领，统兵镇压起义军。与此同时，宋廷又以诱降、招安之策，分化瓦解农民起义军。赵佶下诏，称起义军如能自首，“一切不问”，对于首领自首，还“当议优与补受官资”。次年正月，赵佶又下诏“罪己”：“用非其人，政失厥中，徭役荐兴，使民不能自存。”同时下令，免去部分赋役。以此缓和与农民起义军之间尖锐的矛盾和冲突。
在宋廷武力镇压和诱降之下，部分农民起义军投降。张仙起义军于礌鼓山与宋军作战，战败后，张仙接受招安。贾进起义军曾拒绝宋廷多次劝降，并杀死每一次前来劝降的官吏，宋军将领辛昌宗带兵进剿，被义军打得全军覆没，但不久，也投靠宋廷。不过。更多的起义军坚持斗争。高托山领导的义军先后遭到杨惟忠、辛兴宗、王渊、韩世忠等所领宋军的追击：屡遭挫折，甚至高托山一度接受招安，但义军将士始终末放弃斗争，直到建炎二年（1128），这支义军仍活动在河北、京东地区，转而抗击金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