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宁绍述
年仅25岁的赵煦病逝后因无子，在选立帝位继承者的问题上，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严重的分歧。哲宗母向太后提议立神宗第十一子哲宗异母之弟端王赵佶为帝。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章悖则主张立哲宗异母长弟、申王赵佖为帝，或立哲宗同母弟、简王赵似为帝，反对立赵佶为帝，认为他“轻佻，不可以君天下”。支持向太后的知枢密院事曾布、尚书左丞蔡卞等人竟于朝廷上呵斥章惇：“听太后处分。”向太后遂决策，立赵佶为帝，是为宋徽宗。自己则“权同处分军国事”。
赵佶即位之初，朝廷大权实际掌握在向太后手中。她早在当宋神宗赵顼皇后时，就曾公开反对王安石变法；及其当权，即起用守旧派官僚，首先任用神宗时的著名守旧派代表人物韩琦之子、吏部尚书韩忠彦为门下侍郎，又以资政殿大学士黄履为尚书右丞。四月，又擢升韩忠彦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以礼部尚书李清臣为门下侍郎，翰林学士蒋之奇为同知枢密院事。十月，又以韩忠彦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其后，再以观文殿学士安焘为知枢密院事，礼部尚书范纯礼为尚书右丞。曾布也因投靠向太后亦被重用，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凡遭变法派罢贬的守旧派官僚，向太后都给予极高的礼遇。她下令对范纯十二等人“复官宫观”，将贬到岭南管制的苏轼等人徙往内地居住，又追复文彦博、王硅、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刘挚等33人的官爵。
向太后对变法派则采取严厉打击、排斥的政策，罢免章悖的宰相之职，又贬为武昌军节度副使，后又贬为雷州司户参军。蔡京被贬为知永兴军，蔡卞被罢官。
守旧派官僚借向太后的势力得以重操朝政，但这位年事已高的太后，与赵佶“同听政”仅半年多，即力不从心，还政赵佶。赵佶亲政后，面对朝廷中的守旧派势力和残存的变法派势力，遂打出调和对立两派的招牌，“时议以元祐、绍圣均为有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释朋党”，下令次年改元为“建中靖国”，以示“邪正杂用”。建中靖国元年（1101）正月，向太后病故，守旧派失去后台，极善投机钻营的曾布随即见风使舵，不断窥试赵佶的意向，且“渐进‘绍述’之说”，又改以变法派自居。韩忠彦虽与曾布同为宰相，但韩忠彦处理政务优柔寡断，故事务多由曾布决断，赵佶亦多召其问事。在曾布的劝说下，赵韦占决意恢复新法，遂下令又改次年年号为“崇宁”，以示遵崇宋神宗熙宁新法之意，再行新法。
崇宁元年（1102）二月，赵韦占依绍圣故事，以蔡确配享哲宗庙庭。五月，罢免韩忠彦左相之职，又降复太子太保司马光为正议大夫，太师文彦博为太子太保，对其余守旧派官僚亦分别给予罢贬。赵佶甚至下诏，称“元枯诸臣各已削秩，白今无所复词，言者亦勿辄言”。其后，又仿《唐六典》修定神宗所定官制。为了标榜“崇法熙宁”，赵佶特将供奉哲宗神位的景灵西宫宝庆殿更名为重光殿。在曾布为相期间，守旧派官僚或罢或贬，势力大为削弱。
元符三年曾被向太后罢贬的蔡京，后数次为台谏官以与宦官交相弹劾，直贬为提举洞霄宫，闲居杭州（今属浙江）。在杭州，他结交了在此访求珍奇书画的明金局供奉官、宫中大宦官童贯。此后一连数月，不分白天黑夜，蔡京始终陪伴童贯尽兴游玩，关系甚为密切。蔡京所画屏障、书画等物，均经童贯之手送入宫中，童贯还常附上吹棒蔡京之言论交给宋帝赵佶。赵佶酷爱书画，见蔡京所绘及童贯所奏，不禁好感于蔡京。崇宁元年，遂徙蔡京为知大名府。适逢宰相韩忠彦与曾布积怨日甚，韩忠彦欲借助蔡京之力，壮大自己权势，以排挤曾布，遂引荐蔡京入朝，复用为翰林学士承旨。赵佶为崇法熙宁新法，有意修订神宗熙宁、元丰年间的政事。蔡京党徒、起居舍人邓询武早就向赵佶建议，“必欲继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得知赵佶意图后，他又进言：“陛下方绍述先志，群臣无助者。”于是作《爱莫助之图》，进献赵佶。其图如《史记》年表，旁列七行，分为左右，左日元丰，右日元韦占，自宰相、执政、侍从、台谏、郎官、馆阁、学校各为一行。左侧所列为能助绍述者，执政中唯列尚书右丞温益一人，其余官员姓名也不过三四人而已。右侧则列举在朝的辅相、公卿、各职事官，无一遗漏，多达百余人。此图意在显示朝中虽有百官，而能辅佐宋帝继述熙宁新法者却寥寥无几。赵佶将此图交付曾布，却揭去图中左侧所列的一个姓名。曾布见图，向赵佶询问所揭何人?赵佶答道：“蔡京也。询武谓非相比人不可，以与卿不同，故去之。”曾布深知赵佶的用意，尽力迥避，推辞道：“询武既与臣所见异，臣安敢豫议?”推辞不敢接受。以国朝次日，赵佶又将《爱莫助之图》交给温益，温益欣然接受，遂借图发挥，以国朝宰相非蔡京不可，而对不赞成者，则指责为异论，并请求记录异论者。尽管温益的言行为世人所厌恶，然而早有此意的赵佶仍执意重用蔡京，使之辅佐帝业，复行新法。是年五月，经过一番明争暗斗，韩忠彦最终被曾布排挤出朝廷，以观文殿大学士之衔，任知大名府。蔡京随即被擢升为尚书左丞。邓洵武改充中书舍人。
重返朝廷后，蔡京并不满足于获得的官位，又欲登居宰相之位。他与独居相位的曾布在政见上多相左，遂寻机将他排挤出朝。曾布为巩固和确保自己的相位，发展个人势力，拟定陈佑甫充任户部侍郎。曾布之婿陈迪为陈佑甫之子，故二人是为亲家。蔡京以为时机到手，此议方提出，他立即上奏宋帝，冠以徇私之罪，且称：“爵禄者，陛下之爵禄，奈何使宰相私其亲?”曾布当廷与蔡京争辩。两人争吵不休，曾布恼羞成怒，嗓音不觉提高了许多。在两旁的蔡京党徒温益见状，顿时呵叱道：“曾布，君前安得失礼!”赵佶对曾布亦大为不悦，即废罢了他提出以陈佑甫充任户部侍郎的请求。随后，御史台谏官又对曾布于朝廷上目无君主的无礼举止群起而攻之，以其任用亲信，培植党羽相弹劾。在蔡京及其党徒的攻击和排挤之下，曾布终被罢免宰相之职，贬出朝廷，以观文殿大学士之衔知润州。一月之后，蔡京即被擢升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次年，又改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
蔡京凭藉手中权柄，大力任用和培植党羽。为其效力的邓询武官至吏部尚书，温益改授中书侍郎。他仿熙宁新法时所设制置三司条例司，于都省（尚书省）设置讲议司，自己任提举讲议司，主持所谓变法之事。又以其党徒吴居厚、王汉之等10余人为僚属，凡属重大的政务，如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盐泽、赋调、尹牧等，每一项设置3人主管，负责本项政务的政策制定及实施等事务。同以前的新旧党人一样，蔡京之流亦不放过对守旧派官僚及政敌的制裁。蔡京人相逾月，赵佶下诏，严令禁止司马光等21人的子弟入京师作官。随后又下诏，令中书省将元符三年向太后执政时，主张维持新法和废罢新法的官僚姓名及各人的奏章，分作正、邪两大类，每类又各分正上、正中、正下和邪上、邪中、邪下三等，分别记录在案。其中只有41人为正等，悉加旌擢，另有500余人为邪等，则降责有差。又定元祐占及元符末宰相文彦博等、侍从苏轼等；余官秦观等、内臣张士良等、武臣王献可等，总计120人为元枯奸党，由赵佶亲笔抄录姓名，刻石端礼门。为防止奸党串通作乱，规定受责降者不得同一州居住。此后又重定元枯及元符末奸党，与上书邪等者合为一籍，总计达309人，以司马光为首，再刻石文德殿门。蔡京又亲自抄录，令各州郡镌刻成碑，称为“元祐党籍碑”。奸党名籍中，亦包括因反对拥立赵佶为帝，而被指责为“为臣不忠”的章悼，以及门下侍郎李清臣、尚书右丞张商英，尚书左丞陆佃等10名与蔡京政见相左的变法派。凡被列入党籍者，重者被编管、责降到边远地区，轻者则谪贬或闲居，非经特许，不得内徙。经过此番清党，“元韦占群臣贬窜死徙略尽”，可是蔡京“犹未惬意”，又“锢其子孙，不得官京师及近甸”。赵佶也为此下诏：“党人子弟毋得擅到阙下。”甚至对已进士及第者，凡为元韦占上书属正等者，升入甲等；属邪等者，则一律取消进士出身。
为了彻底打击守旧派及政见不一者，清除他们的影响，赵佶下诏毁掉放置于景灵西宫中的吕公著、司马光、吕大防、范纯仁、刘挚、范百禄、梁焘、王岩叟的画像。诏令各地官府收缴并焚毁已刊行的苏轼、苏辙、苏过等人的文集。凡元符末年曾向朝廷上书的进士，虽未入奸党名籍，但所书内容有诋毁、诽谤新法者，由地方州郡将其遣送至州学。依据太学的三舍生规定，让他们自己学习。一年后，能“革心自新”者，准许将来参加科举考试，如仍坚持旧有立场及观点者，则流放到边远地区编管。赵佶还令皇亲宗子不许与元枯奸党成员的子孙结为婚姻。
为了自我标榜，蔡京之流打着变法派“新党”的旗号，为两位推行新法的先帝更改谥号，改神宗谥号为“体元显道帝德王功英文烈武钦仁圣孝皇帝”，改哲宗谥号为“宪元继道显德定功钦文睿武齐圣昭孝皇帝”。追封王安石、蔡确为王，以王安石配享孔子庙。在推行所谓的新法上，他们一面参照熙宁、元丰新政，一面肆意滥改，借机安插亲信党羽。更定官制时，蔡京改尚书左仆射为太宰，尚书右仆射为少宰，而他自称“公相”，总治中书、门下、尚书三省。罢开封权知府，置府牧、府尹、府少尹之职。改定六部，以士、户、仪、兵、刑、工为称，并增加各部定员数额。又仿《唐六典》变更胥吏官称。令各路知州、通判官名中加入“主管学事”四个字。与此同时，其子蔡攸、蔡惰等子孙10人相继入朝，窃据高官要职。他还与童贯、王黼、梁师成、杨戬、朱勔、李彦、高俅等人相勾结，结成死党，左右朝政。宋初，凡皇帝下达诏令，均须交中书门下审议，而后命翰林学士撰书。至神宗熙宁年间，出现了诏令不交中书门下共议之事，其问即有权臣从中营私舞弊。蔡京执政后，唯恐群臣非议自己。遂在“绍述”的名义下，“故作御笔密进，而丐徽宗亲书以降，谓之御笔手诏，违者以违制坐之。事无巨细，皆托而行，至有不类帝札者，群下皆莫敢言”。又罢科举选士之法，令州县学校均仿太学设置三舍考选之制。于城南另建辟雍外学，广招四方之士。令各地推行方田之法。对江、淮七路实行榷茶，而官自为市。彻底更定盐钞法，规定凡旧钞一律不准使用，商人须向榷货务出钱买盐钞，再凭盐钞去产盐地换盐，只许到指定的地点贩卖。
蔡京之流的所谓“新法”，“名为遵用熙丰之典”，真正的目的已绝非富国强兵，而是为了确保自己的权势，满足穷奢极欲的需求，故“未有一事合熙丰者”。这一违背熙宁法法宗旨的“变法”，也遭到了部分官僚的反对和抵制，但在蔡京之流的迫害和打击下，很快即被压制下去。更定盐钞法后，“富商巨贾尝持数十万缗，一旦化为流丐，甚者至赴水及缢死”。提点淮东刑狱章绰对此情景哀悯不已，遂上奏，称“改法误民”。蔡京见奏章勃然大怒，下令将他革职罢官。但仍余怒未消，又令人铸造“当十”大钱，以此“尽陷（章）縡诸弟”。
宋帝赵佶重用蔡京等人，肆意搜刮民脂民膏，并以此为满足，统治愈发黑暗、腐朽。在“崇宁绍述”的幌子下，赵佶与蔡京之流完全置国家安危于不顾，社会矛盾再度激化，统治进一步陷入危机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