澶渊之盟的影响
北宋自高梁河之役和雍熙北伐两度失利后，宋廷内部恐辽情绪日渐滋生。继而党项拓跋部首领继行叛宋臣辽，国内又爆发青州地区王小波、李顺的起义。外忧内患，今宋廷不得不重新调整内外策略。端拱二年（989），左拾遗田锡在回答宋帝赵炅（宋太宗）询问边备之策时，即提出：“欲理外，先理内，内既理则外自安。”未几，赵炅亦认为：“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甩心，常须谨此。”至此，宋廷“守内虚外”的内外策略已是基本定局。至后代，更有“夷狄者，皮肤之患，尚可治；盗贼者，腹心之疾，深可忧”之说，明确提出预防“内患”乃为关系社稷安危之首要大事，“守内虚外”遂成为宋朝的基本国策。
在此策略下，宋廷一改对辽朝的攻势，而代之以守势。辽帝耶律隆绪（辽圣宗）自大挫宋军攻势后，亦对宋朝采取攻势，先后攻占宋深州（治今河北深县南）、束城、文安等沿边重镇。同时，辽廷又利用继迁的叛宋归附，对他大加册封，授予“定难军节度使，银、夏、绥、宥等州观察处置使，特进检校太师、都督夏州诸军事”，并应继迁之请，将契丹宗室耶律襄之女封义成公主嫁之，结成联姻，而使党项拓跋势力与辽朝合成对宋朝的钳形攻势，首尾相应，夹困宋朝。面对此种形势，宋廷却一味消极防御，令宋军西起保州（治今河北保定）西北，东至泥姑海口，沿宋辽边境，利用河渠塘泊，筑堤蓄水，蜿蜒长达900余里，以为屏障。于沿边设置26寨、125军铺。布置兵士3000余人，使“部舟百艘，往来巡警”，企图以此阻止辽军的长驱直入。但对于入侵宋境的辽军，宋廷竟然规定，“但令坚壁清野，不许出兵，继不得已出兵，只许披城布阵，又临阵不许相杀”。宋廷旨在息事宁人，与辽和解。然而辽廷已从中清楚地看到宋朝的虚弱，遂进一步加紧入侵和挑衅，不断派兵深入宋境，掳掠人畜财物，屠杀百姓，毁坏民宅庄稼，宋霸州（治今河北霸县）、雄州（治今河北雄县）、贝州（治今河北南宫东南）、冀州（治今河北冀县）、邢州（治今河北邢台）守名州（治今河北永年东南）等10余州军百姓惨遭涂炭。
宋景德元年（1004）闰九月，辽帝耶律隆绪及其母萧太后亲统辽军，以收复瓦桥关（位今雄县旧南关）一南10县为名，大举南下，采取避实就虚战术，绕开有宋军重兵把守的城池，一路挺进，迅速围攻定州（今属河北）。辽军的迅猛进攻，使宋军措手不及，北方州县纷纷告急，公文一夕数次频传开封（今属河南），宋廷上下为之大震。此时在位的宋帝赵恒（宋真宗）虽曾表示要亲自统兵抵御辽军入侵，但事到临头，又心虚胆怯，犹豫不决。臣僚意见纷纷，参知政事王钦若劝说赵恒迁都升州（治今江苏南京）以避战乱，签书枢密院事陈尧叟则主张迁都益州（治今四川成都），惟有宰相寇准力排众议，主张赵恒亲征北上。经过朝廷中主战派的力争，将王钦若调离，出镇天雄军府兼都部署，赵恒被迫同意北上。
临亲征北上前，宋廷又作了周密的部署，除倚重抗辽前线屡立战功，“勇于战斗，以名称相上下”的杨延朗（杨业子，后更名延昭）、杨嗣外，又以天雄军都部署周莹为驾前贝冀路都部署，侍卫马军都指挥使葛霸为驾前邢洛路都部署。又令兵部尚书张齐贤兼青、淄、潍安抚使，权三司恒丁渭兼郓、齐、濮安抚使。诏令定州路驻泊行营都部署王超等将领率兵赴宋帝临时驻扎之地，大将魏能、张凝、田敏统兵屯驻定州。还以山南东道节度、同平章事李继隆为鸳前东面排阵使，武宁军节度、同平章事石保吉为驾前西面排阵使。为了防止党项拓跋部趁势侵扰宋疆，宋延义委任西凉府六谷吐蕃部落首领厮铎督为朔方军节度、灵州西面巡检、西凉府六谷大首领，以牵扯党项。在完成了一系列的部署和安排后，赵恒才终于踏上北巡的征程。
南侵辽军号称20万，在耶律隆绪和萧太后的统领下，继续南下，又先后攻陷宋德清军（今河南清丰）、通利军（今河南浚县西北）等重镇，直抵黄河北岸的澶州（治今河南濮阳）城北。但辽军此番南侵，目的在于掠夺物资财富，并向宋廷炫耀武力，施加压力，因而在用兵进攻的同时，又不断向宋廷表示和谈的意图，以为试探。辽帝通过降将，原宋定州副都部署王继忠向宋莫州（治今河北任丘）守将石普送去一封书信，表示须由宋廷首先提出议和。此信转到赵恒手中，赵恒亲笔手一书，答应王继忠所提条件，并委派閤阎门祗侯曹利用前往辽军给予明确答复。
辽军兵临重镇澶州城下，对宋都开封构成极大的威胁。宋军守城官兵坚守城池，以阻止辽军的继续南下。澶州前军西线宋军设伏驽射杀辽兵，辽南京统军使萧挞览（一作挞凛）率游骑攻城，中伏弩身亡，辽军士气受挫。宋帝赵恒自开封北上，一路顾望不前，进军迟缓，在寇准的一再催促下，才于十一月到达澶州南城。时澶州城跨黄河而建，故分为南、北二城，河上用船并联架设成一座浮桥，成为联系二城的通道。赵恒抵达南城后，即表示不愿过河，寇准又与禁军将领高琼再三劝说，高琼甚至用鞭子抽赶为宋帝抬轿的兵士，方才将赵恒请到北城。当赵恒登上北城城楼，召见抚慰诸将领时，宋军一片欢腾，“声闻数十里，气势百倍”，士气为之大振。与此同时，宋军已有数十万人马集结于澶州一带，与辽军形成两军对峙的局面。辽军深感孤军深入，难以相持长久，急于和谈。而赵恒北上的真实目的并非武力驱逐辽军，而是指望通过和谈，不惜用金帛换取辽军的北撤，稍后到达澶州的宰相毕士安也力赞赵恒以重金厚赂辽军，以求双方议和。尽管此时澶州前线局势对宋军十分有利，但在宋帝及宋廷主和派的积极倡导下，一味忍辱议和，再度派遣曹利用作为使臣，向辽乞和。
曹利用受命出使，临行前向赵恒询问议和所许银绢之数，赵恒告诉他，如实在不得已，只要能议和，以百万银绢作为交换的条件也是可以的。寇准闻讯则叮嘱曹利用说：“虽有敕旨，汝往，所许毋得过三十万，过则勿见准，准将斩汝。”曹利用到辽军果真以30万银绢达成和议，待他返回澶州行宫入见宋帝时，赵恒正在进食。得知曹利用自辽军归来，赵恒迫不急待地想知道具体情况，便先让内侍询问应允辽帝多少银绢?曹利用推辞道：“此机事，当面奏。”后见推辞不成，他以“三指加颊”为示。内诗人内秉告：“三指加颊，岂非三百万乎?”赵恒听罢，失声说道：“太多。”既而又道：“姑了事，亦可耳。”曹利用正站于门外，先闻宋帝抱怨太多，顿时惊慌失措。之后再听宋帝之语，他又转忧为喜。待他入见赵恒，又故作姿态，再三称罪，直至最后才说明与辽议和是以30万银绢成交。赵恒听罢，竟喜出望外，给予曹利用极丰厚的赏赐。
十二月，宋辽经过几次交涉，商定和议，交换“誓书”，终于订立盟约。双方约定：宋辽维持原定疆界，两国约为兄弟之国，辽帝称宋帝为兄，宋帝称辽帝为弟，且称萧太后为叔母；宋朝每年给辽朝银10万两，绢20万匹，称为“岁币”；双方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双方相互遣送对方的逃亡入境者，沿边城市只能依旧修葺城池，不得新增修筑城堡、开挖或改移河道；辽军北撤时，宋军不得在沿途邀击。澶州又称澶渊，故此盟约又称为“澶渊之盟”。澶渊之盟，订立之后，宋廷委任何成矩、李允则、杨延朗等强帅勇将分驻北疆沿边重镇，谨守边境。又“改威虏军日广信、静戎日安肃、破虏日信安、平戎日保定、宁边日永定、定远日永静、定羌日保德、平虏城日肃宁”，以示对辽的友好。此后，宋、辽之间长期并立，双方再未爆发大的战事，边境相对安宁，经济文化交流频繁，使臣往来不断，“二方既定，中外略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