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新政是怎么回事
宋朝经历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到仁宗初年刘太后执政时期，立朝已有七十余年，积弊日深。明道二年(1033)三月刘太后死后，仁宗亲政，真正掌握了大权。
庆历三年(1043)，士兵王伦在沂州(今山东临沂)发动起义，陕西商州张海、郭邈山领导饥民起义。此时，正值宋与西夏交战而连战皆败，而就在前一年，宋廷又刚刚被辽胁迫答应每年向其增纳银绢。内忧外患交相侵迫，有识之士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要求变革以挽救统治危机。仁宗也想要改革弊政，三月，吕夷简罢相，仁宗重新起用欧阳修、余靖等人为谏官，议论时政。四月，又任命范仲淹、韩琦为枢密副使。八月，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富弼为枢密副使。仁宗想依靠他们改革弊政，更新政局，多次督促他们拿出变革方案。庆历三年九月，范仲淹上《十事疏》作为系统改革的基本方案。十事包括：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见《宋史》卷三一四《范仲淹传》)这是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建议，全部被仁宗采纳。范仲淹提出的十事，绝大多数以诏令的形式颁行全国，时称“新政”，史称“庆历新政”。
新政从十月起陆续实行，首先实行的是“择官长”，意图改变从前即便是无能、老弱、贪污的官员也能依资格选任的状况。同月末颁布了改革考绩的诏令(即“明黜陟”)，改变原先文官三年、武官五年，一律升迁等方法。在罢黜了一批贪浊不才的地方官后，整个官僚集团受到很大震动。十一月下旬，先后颁布诏令“抑侥幸”，不许权贵子弟担任馆阁职务，又对“恩荫”进行改革，分别限制及降低以“恩荫”取得官资的人数、等级，并规定担任实际职务的最低年龄等。月末，又下诏“限职田”(即“均公田”)，将各级地方官的职田标准降低，但要限时补足数额，使他们都能得到比较优厚的待遇，促使有才能的官员乐于担任地方官。庆历四年三月，改革科举制度(即“精贡举”)，变专以诗赋、墨义取士的旧制为重视德行与策论以求取德才兼备人士的新制，力图从根本上改善吏治。
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都认为改善吏治才是根本，尽管改革的措施都尽量照顾到官吏们的既得利益，变革的幅度并不大，但还是限制了豪贵的特权，侵犯了官僚阶层的部分利益，于是遭到权贵们的猛烈抨击。夏竦甚至指使婢女临摹石介的笔迹，伪造了一封石介给富弼的信和一份石介替富弼起草的诏书，说是要废仁宗另立新帝。虽然仁宗并不相信，夏竦的阴谋未能得逞，但此时范仲淹、富弼等人已深感政治形势险恶，不能自安于朝廷。正好这个时候西北地区局势紧张，庆历四年六月，范仲淹出任陕西、河东路宣抚使，离开朝廷。庆历五年(1045)正月，范仲淹被罢参知政事职务，富弼、韩琦亦被罢枢密副使出任地方官。至此，改革派的核心人物全部调离中央朝廷，守旧派代表贾昌朝等掌握了朝政，这场因在庆历年间进行而被称作“庆历新政”的改革最终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