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间派和李煜的词
唐人歌唱多用五七言绝句，唱时加上和声。唐歌曲中的和声，有和于句中与句尾者，如《竹枝》即以“竹枝”两字和于句中，以“女儿”两字和于句尾。由于音乐的发展和需要，整齐的五、七言诗谱入曲调中已经不合要求。于是根据和声辞的长短，就长短声填长短句，使合曲拍，这就自然形成一种可以配合曲调歌唱的新诗体，这就是词。
李煜词产生于初盛唐，它本来自民间。根据敦煌发现的文卷编成的《敦煌曲子词》说明早在唐中叶以前已经出现的民间词，歌咏的内容比较丰富，有涉及农民起义的，有歌咏反抗少数民族统治者压迫的斗争的，有感伤边塞征战之苦的，有专咏疾病医疗的，有感慨赴考落第的，有自慨贫病不能还乡的，有咏夫妇离别的，也有不少谈情说爱的。其中有不少好词。有一首已失词调残缺不全的词：
十四十五上战场，手执长枪，低头泪落悔吃粮，步步近刀枪。昨夜马惊辔断，惆怅无人遮拦。
写幼年新兵初上战场时的心情，写得很动人。《敦煌曲子词》文字通俗，情意真切，显然是民间流行的唱辞，说明在文士作词以前，民间已有大量好词在歌唱。
中唐前后，由于民间词的广泛流传，一部分比较接近人民的诗人开始了词的创作。张志和是较早的作家，他的《渔歌子》：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描绘水乡风光，在理想化的渔人生活中，寄托了爱自然爱自由的情趣。白居易、刘禹锡是中唐时期写词较多的作家。白居易的《忆江南》：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通过自然景物的烘托，袒露了诗人的襟怀，已经离开了民间歌词的情调。
晚唐温庭筠写词最多，对后人影响也最大。他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长期出入歌楼妓馆，由于他精通音律，熟悉词调，在词创作的艺术成就上在晚唐其他词人之上。温词现传60多首，多数是描写妇女的容貌、服饰和情态的。如《菩萨蛮》：
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鹧鸪。
也有描写闺情的，如《望江南》：
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萍洲。
前一首写妇女服饰之华贵，容貌之艳丽，体态之娇弱，适于宫妓歌唱以点缀没落王朝醉生梦死的生活（相传是温庭筠代宰相令狐绚写给唐宣宗的）。后一首表现妇女的离愁别恨相当动人，曾赢得一些不幸妇女和怀才不遇的文人的爱好。温庭筠善于选择富有特征的景物构成艺术境界，表现人物的情思。如“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不仅衬托出人物的如花美貌，也暗示她的如花薄命。又如“斜晖脉脉水悠悠”，也暗示行人的悠悠不返与闺中人的脉脉多情。他在词艺术方面的探索，有助于词的艺术特征的形成，推动了词的发展。但温词题材偏于闺情，表现过于柔弱，词句过于雕琢，也带来消极影响。它上承南朝宫体的诗风，下奠花间词派的基础，花间词派正是在这种影响下形成的。
唐末战乱，士人多逃往成都，投靠王建。西蜀依靠山川的险固，受战祸较小，割据军阀、官僚地主，弦歌宴饮，昼夜不休。这些文士继续做词寻乐，产生了一批著名的词人。后蜀赵崇祚编《花间集》十卷，选录了温庭筠等十八家的词500首。其中主要作者有韦庄、皇甫松、薛昭蕴、牛峤、毛文锡、朱希济、欧阳炯、顾蛊、鹿虔康、和凝、孙光宪等。其中除温庭筠、皇甫松、孙光宪外，都是集中在西蜀的文人。他们在词风上大体一致，后世因称为花间词人。花间词人奉温庭筠为鼻祖，绝大多数作品堆砌华艳的词藻来形容妇女的服饰和体态，题材比温词更狭窄，内容更空虚。在艺术上缺乏意境的创造，只是片面发展温词雕琢字句的一面。所以陆游《花间集跋》说：“斯时天下岌岌，士大夫乃流宕至此。”一针见血地批评了他们反现实主义的创作倾向。
花间词人中与温庭筠齐名的韦庄，作品稍有内容，风格也较温词清新明朗。如《思帝乡》：
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
写一个天真烂漫的少女追逐爱情幸福，比其他花间词中的妇女形象生动得多。又如《女冠子》二首：
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别君时。忍泪佯低面，含羞半敛眉。不知魂已断，空有梦相随。除却天边月，没人知。
昨夜夜半，枕上分明梦见，语多时。依旧桃花面，频低柳叶眉。半羞还半喜，欲去又依依，觉来知是梦，不胜悲。
前词写闺中人陈诉离别之情，后词写行人叙述梦中相见，在构思布局上别具匠心。且语言生动，与专事雕琢词句者不同。韦词上承白居易、刘禹锡，下启冯延巳、李煜，可说是花间词中的别调。另外，牛希济《生查子》中的：
春山烟欲收，天淡星稀小。残月脸边明，别泪临清晓。
语已多，情未了，回首犹重道——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
颇有南朝乐府民歌情味；李殉《南乡子》中的：
乘彩舫，过莲塘，棹歌惊起睡鸳鸯。游女带花偎伴笑；争窈窕，竞折团荷遮晚照。
把南国水乡风光和劳动妇女的形象带到词里来，颇为清新开朗。然而他们的成就在后来崇拜花间派的词家中反未得到继承。
五代时期另一个词的中心产地是南唐国。几个跟花间词人同时而稍晚的词家，集中在南唐的首都金陵。金陵、扬州原为长江下游最繁盛的都市。这时经济又继续有所发展，中原人士不少到此避乱，南唐国君又爱好文学，于是出现了南唐词。南唐词的生活基础与花间词并无两样，然而南唐中主李璟后期就面临周、宋威胁，面临亡国危机，这些没落小王朝的君臣，即使还强欢作乐，也不能不流露他们绝望的心情。这就决定了南唐词的感伤基调，在这一点上与西蜀词稍有不同。
南唐词重要作家有冯延巳、南唐中主李璟、后主李煜。冯延巳曾官至中主朝宰相，留词一百多首。最能代表他的成就的有《鹊踏枝》十几首。如：
谁道闲情抛掷久?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河畔青芜堤上柳，为问新愁，何事年年有?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
这些词逐渐摆脱了描绘妇女的容貌服饰，而着力抒写人物内心的哀愁。在缠绵悱恻的“闲情”、“春愁”中，流露出对南唐没落王朝的关心和忧伤。语言也比较清新流转。冯词把温庭筠以来的婉约词风推进了一步。
南唐中主李璟，前期还能扩展国土，使南唐成为南方大国，后期只能对周奉表称臣。留词四首，如《摊破浣溪沙》：
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还与韶光共憔悴，不堪看。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泪珠无限恨，倚阑干。
内容虽还是离愁别恨，但境界更阔大，感慨也更深沉了。李璨曾问冯延巳：“‘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冯词《谒金门》的开头两句）’，干卿底事?”冯回答说：“未若陛下‘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即引此词。
李煜，世称李后主，他工书，善画，洞晓音律，具有多方面的文艺才能。他即位时，宋已建立，南唐形势岌岌可危。他对宋委曲求全，过了十几年苟且偷安的生活，纵情声色，侈陈游宴。公元975年宋兵破金陵，他投降，被俘到汴京，度过两年囚徒生活，于978年被宋太宗派人毒杀。
李煜前期有些词写他对宫廷豪华生活的迷恋，当南唐王朝进一步走向没落时，他还得意洋洋地写他的酣歌狂舞生活，这是十足的亡国之音。如《浣溪沙》：
红日已高三丈透，金炉次第添香兽，红锦地衣随步皱。佳人舞点金钗溜，酒恶时拈花蕊嗅，别殿遥闻箫鼓奏。
随着南唐内外危机的深化，李煜逐渐感觉到他无法摆脱的没落命运，因而在部分词里流露出沉重的哀愁。如《清平乐》：
别来春半，触目柔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
虽属描写离愁别恨的传统题材，但从“拂了一身还满”的落花和“更行更远还生”的春草里，反映出他心情的沉重。
南唐的亡国，他由小皇帝降为囚徒的巨大变化，使他后期的词呈现出不同的风貌，也获得了一些新的成就。面对亡国之君的残酷现实，在词里倾泻他“日夕以眼泪洗面”的深哀巨痛，读起来哀婉感人。如：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许多愁?恰似一春水向东流。
——《虞美人》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浪淘沙》
词里的“故国”、“江山”、“往事”实际只是小皇帝的生活，这种生活的必然没落，他本身又不可能看到更好的前途，就只能沉没在一江春水似的长愁中。这些词曾经感动过不少失去自己美好生活的人们，但不能给人看到自己的前途而为之奋斗的力量，这是以感伤为基调的诗词与格调悲壮诗词的明显区别。
李煜在我国词史上的地位，更多地决定于他的艺术成就。他改变了晚唐五代以来词人通过一个妇女的不幸遭遇，流露或曲折表达自己心情的手法，而直接倾泻自己的深哀剧痛，使词成为诗人们可以多方面言怀述志的新诗体，在艺术手法上给后来豪放派词家以影响。另外他善于用白描的手法抒写生活感受，如“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构成了画笔达不到的意境。他还善于用贴切的比喻如“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将抽象的感情形象化。语言明净、优美，摆脱了花间词人雕琢字句的作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