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行两税法
唐初，对农民实行“租、庸、调”赋税制，除田赋、丁调、劳役外，还以亩计征“地税”，按户计征“户税”，每亩附加“青苗钱”，此即朝廷财政的主要来源。
开元天宝年间，土地兼并严重，丧失土地的农民四处流浪，均田制遭到破坏，户籍亦十分混乱。“不为版籍，人户寝溢，堤防不禁。丁口转死，非旧名矣；田亩移换，非旧额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失去土地的人因有户籍在，仍需负担沉重的赋税，富人增加了土地，因享有特权而免税。“凡富人多丁者，率为官为僧，以色役免，贫人无所入则丁存。故课免于上，而赋增下”，“百姓受命而供之，沥膏血，鬻亲爱，旬输日送无休息”。
安史之乱以后，赋税混乱状况加剧，以致于“王赋所入无几”。大历初年，京畿废除租、庸、调制。唐德宗年间，由于税制混乱，官吏层层中饱私囊，朝廷收入无法维持正常开支，税制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建中元年（780）正月，唐德宗采纳宰相杨炎的建议，正式颁令实行新税法：“计算百姓及客户，纳丁产，定等第，均率作年支两税。”两税法的主要内容有：一，提出量出制入的财政原则，即先计算国家每年各项支出的总额，再计算国家各项收入的总额，以这两方面的数额为依据，根据财政支出所需费用的总额，确定向百姓征税的数额，把这个数额摊到各州县，各州县再按亩数和户等向百姓征收，并将量出制入落实到大历十四年的旧征额数，以防止统治阶级上层由于奢侈无度而导致横征暴敛；二，规定“户无王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贫富为善”，即不分主客户，按现居住地户籍，不分丁男中男，均以贫富定等级；三，不定居的行商人，于所在州县按三十分之一纳税，使其与定居者一样负担租税；四，将以往征收的租庸调、户税、地税及其他杂税等全部并入两税，统一征收，分夏秋两季征收，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五，将征收实物赋税改为征收货币；六，明文规定两税之外，辄率一钱以枉法论。简言之，两税征收对象，一为户，二为地，户按资产定等，地按亩数征收，为确保税收，“贞元四年诏天下，两税审等第，三年定户”。
同时，杨炎提出将政府岁入由皇帝私藏改归政府。唐代本规定国家公赋与皇帝私人经费分头管理，安史之乱中，因财政入不敷出，无法应付，就将国家公赋收入和皇室经费合到一起，成为“天下公赋为人君私藏”。杨炎主张公赋仍归政府，每年提出一定数额为皇帝私用。
两税法推行的初期，对平民小户有利。以往朝廷用钱，则随意加税，名目繁多，富户或做官人家，设法逃税，而一般百姓家口多，只能按丁纳税，苦不堪言。新税法按资产而不按丁口征收，也不区分土客户，这样，一些有田产的富户、富商就得多负担税额，而失去土地的农民则可以少纳税或不纳税，负担有所减轻。
推行两税法，暂时统一了税制，扩大了征税对象，约束了官吏的贪赃枉法行为，“两税之兴，其首要之务，实为去无名之暴赋”。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据记载，建中元年，两税所得税款一千零八十九万八干余缗，谷二百一十五万七千斛。
两税法的实施，是封建社会赋税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初实行曾起过较好的作用，但不久即弊端丛生。建中二年（781）以后连年征战，军费成倍增加，朝廷借口“量出制入”，税上加税。如，建中三年（782），淮南节度使陈少游上表请求在本道两税钱中每千文加二百，唐德宗马上批准，而且通知各道均加税二百文。诸如此类，各道不时要求暂加税收，当然，各地加税后，也进奉一部分给朝廷。
两税法规定，不分主客户，按现在居住地立户籍，不分丁男中男，按贫富定等第。贞元四年（788），唐德宗敕令天下每三年定一次户籍，按户口增加。税钱增长考核地方官吏政绩。于是，地方官吏迫使老百姓分户，诱骗邻境居民逃入本境，这样税额又全部摊派给土著户，且限期完税，贫苦人家尽好借债卖儿缴纳。按贫富定等级，可是有人资产贵重却易于藏匿，田产物产堆在场院、谷仓，虽不值钱，却被认为富有，造成“务轻资而乐转徙者，恒脱于徭税。敦本业而树居产者，每困于征求”。
规定，商人纳税三十分之一，以商人盈利，三十而税一，实际比农民负担轻得多，定居者分夏秋两季纳税，这般促急，造成“蚕事方兴，已输缣税，农功未艾，遽敛谷租”。而且旱涝灾年，照旧收税。此外，两税均以钱计算，“所征非所业，所业非所征，遂或增价以买其所无，减价以卖其所有，一增一减，耗损已多”。如，农民生产粮棉，官府则将粮棉折钱收税，初行两税，定三匹绢为一万钱，到后来六匹绢才抵一万钱。到唐穆宗年间，钱愈重，物愈轻，八匹绢才抵一万钱，农民的负担实际上增加三倍。
两税以大历十四年垦田数为依据，保留丁额，只许增加，不许减少，虽然十室九空，仍依照丁额下摊。《新唐书·食货志》记载：“税取于居者，一室空而四邻亦尽。”由于强行摊派，逃亡之人愈来愈多。唐宪宗年间，原有四百户的渭南县（今陕西渭河平原南部）长源乡只剩下百余户。
至于租庸调及其他一切科目全部废除，但各种苛杂税比正税还多，且兼并之家，私敛重于公税。
两税法推行中的这些弊端，宰相陆贽、翰林学士白居易均有奏议，要求朝廷“取之有度，用之有节”。也有人提出恢复租庸调法或实行均田法。但两税法终究没有废除，直到明代后期才由一条鞭法取而代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