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朝交往
唐朝国威强盛，经济繁荣，在中国封建时代实属空前，在当时世界上亦为仅有。唐文化辉煌灿烂，蔚为中国封建文化的高峰，亦为当时世界文化中的高峰，因此唐朝受到各国尊重，享有极高声望。从这一时期起，唐朝成为中国的象征，各国开始把中国人称为唐人，这一称呼至今仍在一些国家中沿用。
唐朝高度发达的经济与文化，对各国具有强大吸引力。伊斯兰教创始人、阿拉伯帝国建立者穆罕默德（57—3632）以《古兰经》鼓励其门徒：“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而强盛稳定的唐朝，在政治上奉行其“中国既安，四夷自服”之方针，在文化上施行其并蓄兼行，群花同放之政策。鼓励外国商人来中国贸易，对国际交往不加限制。再加上对外交通发达，对扩大国际交往提供有利条件。如陆路交通以长安为中心，东经河北、辽东达朝鲜半岛，西经河西走廊，出敦煌、阳关、玉门关，分三路穿新疆，一经于阗，一经龟兹、疏勒，一经碎叶、然后越葱岭，通印度、波斯、阿拉伯，此即著名的丝绸之路。海路交通自山东、江苏出海达朝鲜、日本。从广州出海经越南海岸，过马六甲海峡，分别达爪哇、斯里兰卡、印度，直至波斯湾沿岸，并初步开辟至埃及与东非的海上交通。唐代中国航海大船长20丈，体积与抗风能力均超过大食海舶，可载六七百人，经常往来于广州与波斯湾之间。见于史书记载的外国船只有“南海舶”、“昆仑舶”、“师子国舶”、“婆罗门舶”、“西域舶”及“婆斯舶”等数十种。代宗时每年来广州的各国船只达4000余艘。可见唐代国际交通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使当时和中国通商往来的国家发展到70多个。唐朝首都长安成为世界都会、各国经济文化交流中心，数十国家的使节汇于长安，波斯、大食和中亚诸国商人集合于西市，大批各国留学生入长安国子监学习，外国僧人来中国研习佛法，中亚诸国艺术家在长安也异常活跃。高度繁荣的唐文化依据本身发展的需要，对外来新成分，选择取舍，汲取发扬，使自身愈益丰富多彩。唐文化远播东西各国，各国依据自身文化传统，斟酌吸取，使本国文化获得助益，加速发展。唐朝经济文化对许多国家发生巨大影响。在与唐通商往来的70余国中，以朝鲜、日本、印度等国与我国的联系最为密切。
唐朝时期中国同朝鲜交往十分密切。唐初朝鲜半岛上高丽、百济和新罗三国鼎立时期，三国皆遣使与唐朝往来，并相继选派贵族子弟到长安读书。房玄龄等所撰《晋书》完成后，唐太宗特将一部赠给新罗。唐高宗上兀二年（675）新罗王金法敏统一朝鲜半岛后，直至唐末，始终和唐朝保持友好关系。中朝在政治、经济、文化关系方面进一步发展。
双方互遣使节，频繁往来于陆、海两路。据不完全统计，自高宗永徽元年（650）至武宗会昌元年（841）约190年中，仅新罗遣唐使者即达21次。其使命或为“贺正”（祝贺春节），或为赠礼，或为国丧致哀，或贺新君即位。唐朝也不断遣使赴新罗，当时海路常冒覆舟之险，代宗大历初归崇敬充新罗册立使，在海上波涛迅急，舟船坏漏，众成惊骇，他毫不畏惧，坚持航行，胜利完成出使新罗的使命。钱起《送陆埏侍御使新罗》诗有“受命辞云陛，倾城送使臣”句，表明中国人民对出使新罗的重视。新罗使者带来珍贵礼物，如开元闻新罗使者带来牛黄、人参、朝霞纳（绸的异体字）、鱼牙锦、纳绅、镂鹰铃、海豹皮、金、银等。唐朝也给新罗以名贵答赠，如开元时曾一次即赐予新罗使者精美丝织品300段（唐制，凡赐杂彩十段，通常包括丝布二匹，绸二匹，绫二匹，缦四匹）。
唐朝同朝鲜贸易往来繁盛，很多新罗商人来唐贸易，他们主要活动于北起登州（今山东蓬莱）、莱州（今山东掖县），南达楚州（今汪苏淮安）、扬州（今属江苏）一带，唐朝在楚州等地设“新罗馆”，以接待新罗商旅。在我国东部沿海尤其是山东牟平、海阴、文登、荣成，江苏江都、淮安、东海等地有许多朝鲜侨民聚居，他们聚居的街巷叫“新罗坊”，坊中有总管、翻译。唐朝地方政府，设“勾当新罗所”管理其事务，他们主要从事商业贸易，是中国和朝鲜交往的中间人。山东文登县有新罗人所建佛寺，当地新罗人经常按新罗风俗举行法会，用新罗语讲经。唐文宗开成五年（840），日本和尚圆仁来唐时，在文登县参加过正月十四、十五两天的讲经，每天都有新罗男女200余人听讲。唐朝与朝鲜的商船经常行驶在中、朝、日之间的航线上，常多达数十艘。从朝鲜输往唐朝的物品有牛、马、苎麻布、纸、折扇、人参等，从唐朝输往朝鲜的有丝绸、茶叶、瓷器、药材、书籍等。新罗“所输物产，为诸蕃之最”。在唐朝对外贸易输入总额中，新罗居各国首位。
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后，派遣更多留学生到长安学习，在唐朝的外国留学生中新罗人最多，文宗开成二年（837）旅唐新罗学生多达216人，文宗开成五年（840）学成归国的新罗学生一批就有105人，不少新罗留学生参加唐朝进士科举考试，从穆宗长庆元年（821）至唐末，共58人考中进士，时称“宾贡进士”（意为外籍进士），他们“登唐科第语唐晋”，有的担任了唐朝的官职，归国后使汉文学在朝鲜获得广泛传播。其中如崔志远，12岁入唐，18岁中进士，曾任溧水县尉、侍御使、内供奉等职，29岁返新罗，他的书法和诗文在新罗发生很大影响。他用汉文写的《桂苑笔耕集》二十卷，保存了不少有关当时中国的珍贵史料，至今仍为研究唐朝历史的重要资料，它被著录于《新唐书·艺文志》，在当时已受重视，它不仅在我国流传至今，亦为朝鲜现存一部有价值的文集。新罗留学生回国时，带回许多我国的文化典籍，在吸收传播唐文化上起了很大作用。
唐朝文化对新罗影响巨大，高宗上元二年（675）新罗开始采用唐朝历法，唐以前，朝鲜已利用汉字作为表达思想和记事的工具，七世纪末，新罗学者薛聪创造“吏读”法，用汉字作为音符标记朝鲜语的助词、助动词等，夹在汉文中间，帮助阅读汉文，更加丰富了朝鲜语汇，推动了文化普及和文学艺术的发展。从贞观十三年（639）至天宝八载（749）间，新罗相继设立了医学、天文和漏刻博士，研究唐朝的医学、天文和历法，并传授生徒，如新罗医学博士即用《本草经》等中国医书教授学生，中国的典籍如诸子书、《文选》、诗文等大量传入新罗。白居易的诗歌和张鹜的文章等深受朝鲜人喜爱，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对新罗影响很大，八世纪中期，新罗仿效唐朝政治制度改进其行政组织，中央设执事省，相当于唐朝尚书省，下设三府三部，相当于唐的六部，地方设州、郡、县、乡，亦与唐朝相似，德宗贞元四年（788），新罗设“读书出身科”采用科举制选拔官吏，以《左传》、《礼记》、《孝经》为主要考试科目。新罗都城平壤是模仿隋唐的长安、洛阳建成的，也分宫城、皇城和外郭城，文宗太和二年（828）新罗使臣从唐朝带茶种回国，自此朝鲜开始种茶。唐末五代时期，雕版印刷技术传到朝鲜。由于新罗大量吸取唐朝的制度和文化，学习汉人的诗赋辞章，他们的作品有的不下于中国作家。新罗文物昌盛，当时被称为“君子之国”。唐朝常选饱学之士出使新罗。开元二十五年（737）新罗王逝世，唐玄宗特选经学家邢臻（sh6赎）前往吊祭，并说：“新罗号为君子之国，颇知书记，有类中华。以卿学术，善与讲论，故选使充此。”可见在唐文化影响下新罗文化之发达。在长期友好交往中，朝鲜文化对唐朝亦产生一定影响。朝鲜的音乐舞蹈艺术在南北朝初期已传入中国。隋朝时作为宫廷乐舞，隋文帝选定“七部兵”和隋炀帝选定“九部乐”中都有“高丽乐”。唐初，唐太宗选定“十部乐”，“高丽乐”仍为其中之一，直至武则天代唐称帝时，高丽乐仍保存25套曲谱，其后逐渐散佚。中朝经济、文化交往，也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由于唐朝与新罗关系密切，双方多次互相救助。一次，登州商人马行余由江苏去浙江，在海上遇暴风，船飘至新罗，新罗王闻中国商人遇险而来，即以贵宾之礼相待，并助其回归中国。唐宪宗元和十一年（816）冬，新罗王子金士信来唐朝，船被恶风刮至楚州盐城县，当地官府妥善安置，并及时报告唐朝廷。是年，新罗发生饥荒，“其众一百七十人求食于浙东”，唐朝亦予周到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