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之治”
唐玄宗明皇帝李隆基开元（713—741）年间，政局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国力富强，是唐朝极盛时期，也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鼎盛时期之一，史称“开元之治”。
中宗景龙四年（710）六月，李隆基与太平公主共谋起兵讨韦后，杀韦后、安乐公主、武延秀、上官婉儿及诸韦亲党，武氏宗属亦诛死流窜殆尽。睿宗即位，立隆基为皇太子，任用姚元之、宋璟两宰相，但政局并未因之而获得稳定，原因来自太平公主。
唐货币太平公主（武后女），深沉聪慧多权略，武后时特承恩宠，军国大事每预谋议，贵盛无比。神龙元年预谋诛张易之有功，进号镇国太平公主。在诛灭韦党拥立睿宗之政变中又立大功，加实封五千户通前满万户。睿宗常与谋议大政，权倾人主，“军国大政，事必参决，如不朝谒，则宰相就第议其可否”。“公主所欲，上无不听，自宰相以下，进退系其一言，其余荐士骤历清显者不可胜数”。
太平公主深忌太子隆基英明干练，欲改立懦弱者以巩固其权势，乃集结党羽，散布流言，说“太子非长不当立”。睿宗景云二年（711），太平公主邀宰相于光范门，提议改易太子，众皆失色，提议遭拒绝，太平公主与太子的矛盾已公开化。宰相姚元之、宋璨、张说为维护太子的地位，密奏睿宗并获准：命太子监国，安置太平公主于蒲州，宋王、豳王皆出为刺史。太平公主闻之太怒，指责太子，太子恐惧，上奏姚元之、宋臻离间多承侄、兄弟关系，请处以极刑。睿宗为应付太平公主，贬姚、宋为远州刺史，继而宰相韦安石等五人皆罢政事，以刘幽求、魏知古、崔浞、陆象先为相，任免皆按太平公主之意。太极元年（712）七月，彗星出西方，太平公主使术士言于睿宗曰：“慧所以除旧布新，……皇太子当为天子。”其原意本拟借此挑拨睿宗猜疑防范太子，但睿宗却决计传位太子。太平公主力谏，以为不可。睿宗说：“传德避灾，吾志决矣。”太子固辞，睿宗曰：“汝为孝子，何要待柩前然后即位也!”诏传位于太子。八月隆基即位，是为玄宗，尊睿宗为太上皇，改元先天。
李隆基虽登皇位，太平公主的权势仍在发展，宰相七人中四人依附太平，满朝文武，“太半附之”。双方矛盾日趋尖锐。先天二年（713），太平公主与宰相窦怀贞、左羽林大将军常元楷等密谋于七月初四率羽兵丘入宫，废掉玄宗。宰相魏知古闻讯立报玄宗，玄宗与宰相、兵部尚书郭元振、龙武将军王毛仲等先发制人，引兵入宫斩常元楷，控制羽林军。大事捕杀太平党羽，太平公主逃入山寺，三日方出，赐死于家。
自神龙元年（705）正月武则天退位到诛杀太平党羽，为时八年半，政局动荡不安，七度政变，四易皇帝，至铲除太平公主才结束这一混乱局面。玄宗初年迫切需要稳定政局，为此玄宗采取如下几项措施：一是加深同胞兄弟的手足之情，以免离心离德。同时对诸王严加限制，不授实职，不给实权，禁朝官与诸王往来以削弱皇室内部发动政变的政治基础。玄宗“初即位，为长枕大被，与兄弟同寝，……退则相从宴饮斗鸡击球，或猎于近郊，游赏别墅，……然专以声色畜养娱乐之，不任以职事。……以宋王成器兼岐州刺史……令到宫但领大纲，自余州务，皆委上佐主之”。开元元年（713）宰相张说密见岐王范，事为姚崇揭露。张说被贬为相州刺史，逐出京城。二是贬斥恃功邀求权位的功臣。他们多参加诛韦后、诛太平公主两役，因立功身居要职，居功自傲，贪求无厌，动辄心怀不满。玄宗对之亦不姑息迁就。开元元年（713）十一月命中书侍郎王琚兼御史大夫，按行北面诸军，将其派出京城。十二月宰相张说和刘幽求同时被免职，张说左迁相州刺史，刘幽求罢为太子少保。开元二年（714）贬刘幽求罢为陆州刺史，钟绍京为梁州刺史，王琚为泽州刺史。开元五年（717）太常卿姜皎解职，放归田园。开元十九年（731）开府仪同三司、内外闲厩监牧都使霍国公王毛仲，求为兵部尚书不得郁郁不乐，形于词色。宦官高力士乘机进谗言。王毛仲贬讓州别驾，中途赐死。三是任用名相。玄宗即位后，励精图治，“卅年未曾不四更即起”，忧勤国政，谏无不从。决心起用姚崇为相，政绩显著，屡建战功。开元元年（713）十月玄宗借渭川打猎之机，召见姚崇，要他出任宰相，因其才兼文武，“吏道敏捷”，在武周和睿宗时期两度出任宰相。姚崇上献“十事”，包括稳定政局、防止国亲外戚宦官干预朝政；结束酷吏政治施行仁政；整顿吏治，国亲不任台省官，停罢斜封、待阙、员外等官，严格执法赏罚分明；不求边功，停建寺观，除租庸赋税外杜绝额外贡献等方面，玄宗一一允诺陆续施行。“十事”实亦为姚崇出任宰相后的施政纲领。姚崇拜相后开元三年四年，山东诸州连续蝗灾。蝗虫食苗，“声如风雨”，民或于田旁设祭而不古代山水敢捕杀。姚崇奏遣御史督州县捕埋治蝗。朝野内外多人反对，另一宰相卢怀慎以为杀蝗太多，恐伤和气，玄宗颇为犹豫。姚崇坚主治蝗，并谓“若使杀蝗有祸，崇请当之”。玄宗始下决心，派御史至诸道督州县组织捕蝗。“获蝗一十四万石，投之汴水，流下者不可胜数”。故连岁蝗灾尚未出现大饥荒，这对稳定政局，发展经济颇为有利。姚崇因两子及亲信受贿，数请避相位，荐宋王璟以自代。开元四年（716）末姚崇罢相，宋璟继为宰相。“姚宋相继为相，……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由于上述措施，稳定了政局，奠立了开元之治的基础。姚宋之后任宰相的张嘉贞、张说、李元绒、杜暹、韩休、张九龄等，“皆得贤才”，这也是太平盛世的基础。
在姚崇等辅佐下，玄宗注意整顿吏治。首先废除酷吏，开元二年（714）诏周利贞、裴谈等十三人“皆酷吏，宜终身勿齿（永不录用）”。继而罢免冗官，五月下令全部罢免员外官、试官和检校官。规定此三项官今后非有战功及别敕特行录用外，吏部和兵部不得给授。严格控制官吏选授，开元四年，有人反映县令选授，不得其才，及新选县令入宫辞谢，玄宗召入宣政殿，试以安人策，只鄄城令韦济文理第一，升为醴泉令，余二百人不及格，且令上任，另四十五人回家读书。定内外官互换制，开元二年下令“选京官有才识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绩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为恒式”。改变重京官轻外官的风气。同时并加强对官吏的监察，上述措施有利于澄清吏治。
于整顿吏治的同时，着手改善“府库空虚，人力凋弊，造作不息”的财政匮乏状况。措施之一是禁抑奢靡。开元二年七月制：“乘舆服御，金银器玩，宜令有司销毁，以供军国之用；其珠玉锦绣，焚于殴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锦绣。”并规定百官服带、酒器、马衔、镫，三品以上以玉为饰，四品以金，五品以银，以下皆禁止使用。开元二年九月颁布《禁厚葬制》，指出厚葬之为害，令所司据品位高低明加节制。“如有违者，先决杖一百，州县长官不能举察，并贬授远官”。措施之二是沙汰僧尼。中宗以来，贵戚争建佛寺，私度僧尼，建寺规模壮丽，所费巨万。“是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且因僧尼免缴赋税免服劳役。於是富户强丁多削发以避徭役，达官贵人倚势建佛寺度僧尼，隐占人丁户口，增加私产收入。造寺不止国家开支日增，度人无数，国家收人日减，府库自然空虚。开元二年（714）正月，玄宗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因伪度而令其还俗的一万二千余人。二月下令自今严禁创建新寺，旧寺维修亦需经有司检视允准。七月下令禁百官家与僧尼道士往还，禁人间铸佛写经。这一措施有利于改善财政匮乏的状况。措施之三是改革实封制度。唐初实封家不过二三十家，中宗时增至一百四十余家，庸调绢流人实封家每年达一百二十余万匹，政府收人多则不过百万匹，少则七八十万匹，是所谓“国家租赋，太半私门”。玄宗即位后虽在几次政变中一些实封家被诛杀，封家对国家赋税收入的分割有所减少，但问题并未完全解决。开元初年公主食实封由几千户甚至上万户改为五百户。诸王及长公主亦皆减少；并规定封户“通以三丁为限”，封家占有封丁数受到限制。封家的实封户数和丁数的削减使封建国家收入增加。与此同时封物的征收办法亦由封家直接向封户征收，改为政府向封户征收租调，封家向官府领取。实封制度的改革，有利于改善国家财政状况，也有利于加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
由于政局稳定，吏治较为澄清，国家财政状况获得改善，为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于是开元年间生产发展经济繁荣。是时土地垦闻，“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天宝时实有耕地面积估计在八百二万顷至八百五十万顷之间，略高于西汉时的最高垦田面积。耕地面积扩大，单位面积产量提高。“至开元十三年持泰山，米斗至十三文，青齐谷斗至五文”。“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太仓委积，陈腐不可较量”。“自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匹二百一十文。东至宋（今河南商丘南）汴（今河南开封），西至岐州（今陕西凤翔），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仸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今湖北江陵、襄樊），北至太原、范阳（今北京），西至蜀州（今四川成都）、凉府（即凉州，今甘肃武威），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刀”。反映出粮食布帛产量丰富，物价低廉，商业兴旺，道路畅通，行旅安全的繁荣景象。开元天宝年间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迅速上升。开元二十年（732）全国户7861236，口45431265，比唐初户口增加一倍半以上。天宝十四年（755），全国户增至8914709，口52919309，是为历代最高人口统计数。如连逃户计算在内，杜佑估计唐天宝年间全国人口实际户数至少有一千三、四百万户，如一户平均以五口计，当时人口大约为六七千万人。
经济的繁荣推动了文化的昌盛，唐诗是唐代灿烂文化的结晶，是我国古典诗歌的顶峰。而开元天宝时三期即所谓盛唐时期的诗尤为光彩夺目。著名诗人李白、杜甫、王维、王昌龄、高适、岑参、孟浩然等都生活在这个时代。李白、杜甫都曾受玄宗赏识。唐朝中期的著名诗人所谓大历十才子亦培育于这个时代。其他绘画雕塑等艺术以及科技医药等方面无不成就显著，僧一行主要活动于开元时期。
国力强盛，国威远扬是开元之治的另一重要标志。高宗以后，吐蕃强大，后突厥复兴，契丹崛起。不少在贞观、永徽年间归属唐朝的地区又脱离唐朝的控制。玄宗加强多事地区的驻军。开立屯田，充实防务，设立节度使，统一指挥战守。收复失陷州县；防止吐蕃势力北上；与后突厥化干戈为友好往来；增置军镇，巩固河西走廊的安定，保证与中亚西亚交通顺畅。唐帝国声威远达西亚，事迹将在另题叙述。
《通典》卷六《食货典》《赋税》下所载天宝时总的收支情况，岁入五千七百余万，发出五千四百余万，所余三百万左右。故天宝年间虽军费增加五六倍，宫中用度日奢，对臣下赏赐无节，而政府仓库存粮和库府钱帛仍不断增加。天宝八载（749）官仓存粮共九千六百余万石，相当于国家四年的粮食收入。
开元时期繁荣强盛的同时，社会及政治危机也在发展。土地兼并激烈，农民大量逃亡，均田制、府兵制及租庸调制濒临崩溃，节度使拥兵太盛，而内地军备废弛，内轻外重，导致安史之乱的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