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之治”
唐高祖李渊的太穆皇后窦氏，生四子，即建成、世民、玄霸、元吉。按照皇位继承嫡长制，应由建成继承皇位。世民继位为皇帝，是经过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激烈斗争和“喋血禁门”的宫廷政变而实现的。
李渊对建成、世民、元吉（玄霸早年夭折）的安排，完全按照封建伦理原则，以先兄后弟为序：617年太原起兵后，以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统率左三军；李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统率右三军；李元吉为姑臧公、太原太守，留守晋阳宫。至攻克长安，李渊进封唐王，以建成为唐国世子，世民为秦公，元吉为齐公。618年李渊称帝以后，根据嫡长子继承制，立建成为皇太子，封世民为秦王，元吉为齐王。时建成与世民战功略同，唐帝国又面临统一战争的急迫形势，薛举已进攻泾州，世民为元帅，领兵出征。建成留居长安，协助李渊处理军国大事，统治集团内部尚属团结。
随着统一战争的节节胜利，李世民立下赫赫战功。武德元年（618）十一月，一战而降薛仁杲，“得其精兵万余人，男女五万口”。李渊派李密迎世民于豳州，这个“自恃智略功名，见上（李渊）犹有傲色”的李密，“及见世民，不觉惊服，私谓殷开山曰：‘真英主也，不如是，何以定祸乱乎!’”第一战役的胜利，极大地提高了李世民的威望。这对太子建成的地位不能不构成一种威胁。武德二年九月，“太子……疾秦王世民功高，颇相猜忌……信谗慝，疏骨肉”，李渊任命的辅导建成的太子詹事李纲，屡谏不听，“郁郁不得志，是岁，固称老病辞职”。因妒忌开始了勾心斗角的活动。
时刘武周进逼并州，留守晋阳宫的齐王元吉弃“强兵十万，食支十年，兴王之基”的晋阳城逃回长安。刘武周据并州。继续进攻，关中大震。李世民再次领兵出征。武德三年李世民乘胜追击，一昼夜行军二百余里，二日不食，三日不解甲，一日八战，大破刘武周部将宋金刚，俘斩数万人。刘武周闻讯，弃并州走突厥，所占州县全部收复。这一战役更加提高了李世民的声望。
平定刘武周三个月后，李世民又奉诏督师讨伐王世充，指挥历时十个月的唐统一过程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洛阳王世充据守坚城，河北窦建德拥有巩固的后方，发兵十余万西救洛阳。面对王、窦联兵，部将意见分歧，李世民当机立断，分兵围洛阳，扼虎牢，俘窦建德，降王世充，消灭了两大势力，而他们是“唐得关西，郑得河南，夏得河北，共成鼎足之势”的重要势力。至此，唐初统一战争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随着战功的显赫和自己力量的壮大，李世民逐渐产生了夺取皇位继承权的政治野心。李渊起兵时，著名道士王远知用密传符命的方法投靠李渊，说李渊将承天受命做皇帝。武德四年李世民在削平王世充、窦建德回师长安时，曾与秦府记室房玄龄“微服”拜访王远知，远知迎接说：“此中有圣人，得非秦王乎?”世民以实对，远知又说：“方作太平天子，愿自惜也。”俨然又是一个李渊。世民对此一直牢记在心，“眷言风范，无忘寤寐”。说明至少在这个时候世民已产生夺取皇太子地位的野心。也颇有人拥护他为皇太子。在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中，以王远知为首的道教徒都是拥护他的。
武德四年七月，李世民凯旋长安，世民被黄金甲，齐王元吉、李世勣等二十五将从其后，铁骑万匹，甲士三万人，前后军乐齐奏，献俘于太庙，真是荣耀已极。当年十月，李渊以秦王建立殊勋，“前代官皆不足以称之，特置天策上将，位在王公上。“以世民为天策上将……增邑二万户，仍开天策府，置官属”。世民又开“文学馆”引进四方文士，以本官兼文学馆学士。计有杜如晦、房玄龄、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颜相时、苏勖、于志宁、苏世长、薛收、李守素、陆德明、孔款达、盖文达、许敬宗等十八人，号称十八学士。这时的秦王是威震四海，人心所向，秦王府谋臣猛将济济一堂。夺取皇位继承权的图谋更加强烈，条件也更为具备了。房玄龄曾对李世民说：“杜如晦聪明识达，王佐才也（有辅佐帝王创业治国的才能）。若大王守藩端拱（安分守己做藩王严肃不苟地朝见天子），无所用之；必欲经营四方（夺取皇位），非此人莫可。”“世民惊曰：‘微公言，几失之。’即奏为府属”。从这一段谈话可以看出秦王府的政治动向。所以支持太子的大臣封德彝指出：“秦王恃有大勋，不服居太子之下。”
上述情况严重威胁着太子建成的地位，所以“建成内不自安，乃与元吉协谋，共倾世民，各引树党友”。东宫与齐王府的联合，虽然加强了东宫的力量，使秦王府处于不利地位，但没有从根本上扭转当时的形势。这一点东宫的谋士们看得很清楚。当武德五年十一月，刘黑闼第二次起兵时，太子中允王珪、洗马魏征建议太子说：“秦王功盖关下，中外归心；殿下但以年长位居东宫，无大功以镇服海内。今刘黑闼散亡之余，众不满万，资粮匮乏，以大军临之，势如拉朽，殿下宜自击之以取功名，因结山东豪杰，庶可自安。”这一分析是切中要害的，所以建成立即采纳这一建议，请兵出征。李渊也立即予以批准，反过去历次重大战役皆令李世民挂帅的惯例，显然是为了加强东宫在斗争中的地位，抑制秦王府声势的发展。
建成长期留居长安，出入后宫，收买高祖妃嫔，以获得她们的支持，并通过她们对李渊施加影响。世民妻长孙氏虽在宫廷“孝事高祖，恭顺妃嫔，尽力弥缝，以存内助”，努力从高祖妃嫔中争取支持者，但建成凭借太子的有利地位和“无所不至”的活动，获得大多数妃嫔的支持。“诸妃嫔争誉建成、元吉而短世民”⑩。世民攻克洛阳以后，妃嫔数人到洛阳，私自向世民索取珍宝。并为她们的亲属求官，都被拒绝，“由是益怨”。淮南王李神通有功，世民给田数十顷。张捷妤求李渊把这块地赐给她父亲，李渊“手敕赐之”，李神通不给，张捷妤告诉李渊说：“敕赐妾父田，秦王夺之以与神通。”李渊大怒，责世民说：“我手敕不如汝教也?”后谓裴寂曰：“此儿久典兵在外，为书生所教，非复昔日子也。”尹德妃父纵家童殴打秦王府属杜如晦，折一指。德妃反奏“秦王左右陵暴妾家”。李渊大怒，责世民说：“我妃嫔家犹为汝左右所陵，况小民乎!”诸妃嫔密奏李渊说：秦王“憎疾妾等，陛下万岁后，妾母子必不为秦王所容，无孑遗矣!”又说：“皇太子仁孝，陛下以妾母子属（zhǔ托附）之，必能保全。”在后宫，李建成显然占居有利地位。
武德六年以后，随着唐初统一战争的胜利结束，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越来越激烈了，唐太宗回忆说：“我当此日，不为兄弟所容，实有功高不赏之惧。”齐王元吉劝太子建成除掉秦王世民，并说：“当为兄手刃之。”世民随李渊至齐王府，元吉令刺客潜伏内堂，欲刺杀世民，建成宽简仁厚，制止了这场暗杀。元吉抱怨说：“为兄计耳，于我何有?”
建成、世民等在长安各自拥兵，树立自己的势力。建成的东官兵、世民的秦王府兵、元吉的齐王府兵都是公开的。另外都私养一批勇士作为自己的死党。武德七年六月李渊去仁智宫避暑，留建成居守京师，命世民、元吉随行。建成使元吉俟机除掉世民说：“安危之计，决在今岁。”建成又使庆州都督杨文干私募勇士送长安，并遣尔朱焕、桥公山送盔甲给杨文干。二人中途畏罪，告太子使杨文干起兵以便里应外合。李渊怒，召建成至仁智宫，并遣使召杨文干，文干遂起兵。李渊召世民说：“文干事连建成，恐应之者众。汝宜自行（征讨），还立汝为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自诛其子，当封建成为蜀王。蜀兵脆弱，他日苟能事汝，汝宜全之；不能事汝，汝取之易耳。”世民出发后，内有元吉与妃嫔为建成说情，外有封德彝为建成营解，李渊改变废立皇太子的主意，仍遣建成回京师居守。
武德七年七月，世民谏止因避突厥而欲迁都的计划，建成和妃嫔乘机向李渊进谗言说：“突厥虽屡为边患，得赂即退。秦王外托御寇之名，内欲总兵权，成其篡夺之谋耳!”李渊命三子比武驰射，建成以肥壮而喜仆倒的胡马授世民，世民乘马驰射，胡马仆倒，世民一跃站于数步之外。一连三次，世民语左右曰：“彼欲以此见杀，死生有命，庸阿伤乎!”建成令妃嫔进谗言说：“秦王自言，我有天命，方为天下主，岂有浪死。”李渊大怒责世民说：“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求；汝求之一何急也!”适突厥人寇的奏报到达，矛盾才缓和下来。李渊“每有寇盗，辄命世民讨之，事平之后，猜嫌益甚”。
武德九年，世民遣温大雅、张亮等经营洛阳，结纳山东豪杰，在地方树立势力。元吉告张亮谋反，查无实据，复令其还洛阳。“建成夜召世民，饮酒而酰之，世民暴心痛，吐血数升”。李渊一面敕建成：“秦王索不能饮，自今无得复夜饮。”一面见兄弟不相容，为避免骨肉相残，拟遣世民“居洛阳，自陕以东皆主之”。将行，建成、元吉恐世民一至洛阳，拥有土地甲兵，必成后患，多方阻挠而止。元吉、尹德妃、张捷妤日夜向李渊进谗言，李渊相信，将治世民罪。陈叔达力谏：“秦王有大功于天下，不可黜也。且性刚烈，若有挫抑，恐不胜忧愤，或有不测之疾，陛下悔之何及!”此事才得缓解。元吉密请杀秦王，李渊也以为秦王有定天下之功，罪状不显著，无以为辞。
形势紧急，秦王府僚属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劝世民效周公诛管、蔡故事，杀建成、元吉，以求得家国的安宁。
建成、元吉加紧收买、斥逐秦府僚属。将金银器一车密赠尉迟敬德，致书招请，被拒绝。于是元吉使刺客夜刺敬德，敬德获悉，重门大开，安卧不动，刺客不敢入。又挑拨李渊将敬德下诏狱，由于世民力请，始得免死。又以金帛诱段志玄，也被拒绝。程知节、房玄龄、杜如晦等皆遭斥逐。世民收买东宫官属率更丞王睚却获得成功，并把常何也拉到自己一边，安置他屯守宫城北门玄武门。常何先从世民消灭王世充，后从建成平定刘黑闼，这种经历可以减少建成的疑虑。世民还收买了屯守玄武门的其他将领敬君弘、吕世衡等。
武德九年夏，突厥数万骑入塞侵扰，建成向李渊推荐元吉率诸军北征，以免世民掌握兵权。元吉要求秦府骁将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及秦叔宝等同行，并挑选秦王帐下精锐充实自己的军队。意图将秦王骁将精兵转移到自己手里，然后谋杀世民。率更丞王睚向世民告密说：“太子语齐王：‘今汝得秦王骁将精兵，拥数万之众，吾与秦王饯汝于昆明池，使壮士拉杀之于幕下，奏云暴卒，主上宜无不信。吾当使人进说，令授吾国事。敬德等既入汝手，宜悉坑之，孰敢不服?’”形势危急异常，秦府僚属皆主先发制人，世民私养勇士八百余人也已入寓，世民于是定计准备动手，密召斥逐在外的房玄龄、杜如晦回秦府共同谋划。
六月三日，世民密奏建成、元吉淫乱后宫，并说他无负于兄弟，而建成、元吉都要杀害他，似是为王世充、窦建德报仇，他若被杀，魂归地下，也耻见诸贼。李渊闻之愕然，决定第二天鞫问。
六月四日，李渊召裴寂、萧踽、陈叔达等欲审察其事。张捷妤探知世民密奏内容，飞报建成。面对这一情况，元吉主张“勒宫府兵，托疾不朝，以观形势”。建成说：“兵备已严，当与弟人参（朝参），自问消息。”于是照常入朝。其时世民已在常何协助下，率领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公孙武达、独孤彦云、杜君绰、郑仁泰、李盂尝等伏兵于玄武门。建成、元吉行至临湖殿，发觉情况异常，立即回马欲归东宫与齐府。世民跃马而出随后大呼，元吉引弓射世民，由于仓皇失措，控弦不开，再三不达有效射程。世民一箭射杀建成。尉迟敬德率七十骑继至，左右箭射元吉坠马。世民马奔入丛林，被树枝绊住，坠马不能起，元吉突至，夺弓将扼世民，敬德大声喝叱，跃马而来，元吉逃向武德殿，被敬德射杀。东宫将领冯立、薛万彻、齐府将领谢叔方率东官、齐府精兵二千驰攻玄武门，与守门兵激战多时不得入。薛万彻等鼓噪欲攻秦府，形势紧急，尉迟敬德持建成、元吉头出示对方，宫府兵溃散，薛万彻、冯立等逃匿。
世民使尉迟敬德人宫宿卫，敬德擐甲持矛，直至李渊处。李渊大惊，谓裴寂等曰：“当如之何?”萧瑀、陈叔达曰：“建成、元吉本不预义谋，又无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为奸谋。今秦王已讨而诛之，秦王功盖宇宙，率土归心，陛下若处以元良（太子），委之国事，无复事矣!”李渊表示这是他素常的心愿。其时双方战斗仍未结束，敬德请李渊“令诸军并受秦王处分”，这一手敕宣读后，战斗才停下来。建成之子五人，元吉之子五人皆被杀。
六月七日立世民为皇太子，又诏：“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
六月十六日李渊给裴寂等人的手诏中说：“朕当加尊号为太上皇。”表示有传位于太子之意。世民做皇太子两个月后，武德九年八月，唐高祖李渊传位于太子，唐太宗即皇帝位于东宫显德殿。次年（627）改元贞观。
贞观元年（627）至贞观二十三年（649），是唐太宗统治的贞观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唐朝政治上相对清平稳定，经济上较快恢复发展，国防上日益强大，文化上初步昌盛，出现了封建社会中罕见的“太平盛世”，史称“贞观之治”。
早在唐太宗即位之初，武德九年十月，在朝廷中就进行过一次如何统治农民以实现“天下大治”的辩论。封德彝等认为：“三代以后，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意思是夏、商、周以后人心不古，逐渐浇薄，所以秦朝专用刑法律令，汉朝也杂以暴力刑罚治天下。因而他们主张：欲实现天下大治，必须严刑峻法，对农民实行严厉镇压。魏征坚决反对这种主张，他说：“若谓古人淳朴，渐至浇讹，则至于今日，当悉化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魏征主张行王道，以“仁义”治理国家，如孟子所说：“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上下同心，不必太久，即可实现“天下大治”。唐太宗采纳了魏征的意见，确立了贞观时期施政的总方针。行之数年，“国内康宁，突厥破灭。因对群臣说：‘贞观初人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征劝我（行王道）’”。“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讨四夷’。唯魏征劝朕‘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远戎宾服”。可见这一施政总方针的确立，对贞观之治影响颇为深远。
同年十一月，唐太宗与群臣讨论“止盗”之策，有的主张“重法以禁之。唐太宗说：“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也!”这就确立了贞观时期在经济上实行的“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的政策。
古代战争唐太宗政治思想的形成和统治政策的确立，深受隋朝覆亡的影响，他注意勤行始终不渝的是“鉴前代成败事，以为元龟”。（大龟，古代用以占卜，引申为借鉴之意）故经常与群臣讨论历代王朝的盛衰成败和治国的方针政策，从中吸取历史经验。对隋朝覆亡的教训尤为重视，他们看到既富且强的隋朝，曾“统一寰宇，甲兵强锐，三十余年，风行万里，威动力殊俗”。他之所以一旦土崩瓦解，归于覆亡，皆由于隋炀帝“恃其富强，不虞后患。驱天下以从欲，罄万物而自奉，采域中之子女，求远方之奇异。宫苑是饰，台榭是崇，徭役无时，干戈不戢”。以致“民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尊，殒于匹夫之手”，这个教训是深使封建统治者震惊的。唐太宗就曾说：“隋炀帝富有四海，既骄且逸，……朝而败，吾亦何得自骄也?言念于此，不觉惕焉震惧!”“亡隋之辙，殷鉴不远”。贞观君臣常“思隋氏灭亡之事”，以为前车之鉴。他们从前代兴亡历史中看到人民群众的力量，人禁宗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荀子·王制篇》的一句名言：“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被反复引用来警励自己，教戒子孙。他总结出一条重要的统治经验，就是：“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皇帝如果暴虐无道，横征暴敛，弄得民不聊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纵欲也”。唐太宗的统治政策，就是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制定的。
唐太宗的政治思想与经济思想中，有明确的民为邦本，农为政本，静为农本的思想内容。贞观二年他对侍臣说：儿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及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又说：“夫食为人天，农为政本，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志廉耻。”又说：“育物济人，必资于食；家给人足，本藉于农。纵使瓦砾尽作隋珠，沙石皆为和壁，珍宝满目，何解饥寒?”这些话明确指出，要治国安邦，必须“先存百姓”，使百姓能生存下去；要使百姓“家给人足”，必须重视农业；要恢复发展农业生产，必须“人君简静”，不“兵戈屡动，土木不息”，做到不夺农时。
贞观时期从各方面推行重农政策。贞观二年，京师一带蝗虫大起，唐太宗入禁苑察看庄稼，见蝗虫，拾取数只，诅咒说：“民以谷为命，而汝食之，宁食吾之肺肠。”举手欲将蝗虫吞下，左右进谏说：“恶物恐成疾。”太宗说：“朕为民受灾，何疾之避!”遂将数只蝗虫吞下去。贞观三年正月，恢复废弃已达数百年之久的藉田仪式，唐太宗“亲祭先农，躬御耒耜，藉于千亩之甸。……观者莫不骇跃”。在春耕前由天子亲执耒耜，在藉田上施行三推或一拨的藉礼，通过这一仪式，倡导举国上下尽力农耕。“观者莫不骇跃”，说明这一举动取得了某种程度的预期效果。
唐太宗经常遣使赴各地劝课农桑。贞观四年，他同诸州考使说“国以人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谷不登，恐由朕不躬亲所致也”。接着说他自己亲自种了几亩地，有时锄草不及半亩，已感疲乏。“以此思之，劳可知矣。农夫实甚辛苦”。所以要求诸州考使到各地，要“遣官人就田垅间劝励，不得令有送迎。若迎送往还，多废农业，若此劝农，不如不去”。
为政简静，与民休息，不夺农时在贞观初期是比较突出的。唐太宗即位之初，突厥颉利可汗引兵深入到渭水便桥北，太宗与颉利盟于便桥之上，突厥退兵后，太宗对侍臣说：“所以不战者，吾即位日浅，国家未平，百姓未富，且当静以抚之。”贞观君臣深知“隋氏以富强而丧败，动之也。我以贫穷而安宁，静之也。静之则安，动之则乱”。贞观五年春，礼部上书说，皇太子将举行冠礼，用二月为吉，请征府兵以备仪仗。太宗说：“今东作方兴，恐妨农事，令改用十月。”肖璃奏称：据阴阳书，不如二月。太宗说：“农时甚要，不可暂失。”贞观元年，太宗对侍臣说：“秦始呈营建官室，而人多谤议者，为徇其私欲，不与众共故也。朕今欲造一殿，材木已具，远想秦皇之事，遂不复作也。”在大臣劝谏下停止土木兴建、封禅等事的记载也屡见史册。不夺农时，与民休息的政策，还得到法律的保证。《唐律》《非法兴造》条文中规定：“诸非法兴造及杂徭役，十庸以上坐赃论。”《唐律疏议》解释说：“非法兴造，谓法令无文。虽则有文，非时兴造亦是。若作池亭宾馆之属及杂徭役，谓非时科唤丁夫，驱使十庸以上，坐赃论。”就是擅兴土木，妨夺农时，被视为“非法”，要以贪赃论处。在太宗的倡导命令下，“二十年间，风俗简朴，衣无锦绣，财帛富饶，无饥寒之弊”。
此外唐太宗在推行均田、奖励垦荒、增殖人口、兴修水利等方面都采取了一些措施，在隋末农民战争部分调整了当时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改善了社会生产条件的基础上，广大农民安居下来，以辛勤劳动推动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隋末动乱造成唐初社会经济的一片衰蔽凋残，直至贞观初期，仍是“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全国人口锐减，政府掌握的户口只有二百多万户，不到隋盛时八百九十多万户的三分之一。加之贞观元年关中歉收，斗米值绢一匹，贞观二年蝗灾，贞观三年大水，克服天灾人祸造成的困难，实非易事。由于广大农民勤于“耕稼”，迅速改变了农村的凋残景象。贞观四年“天下大稔，流散者成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
唐代史学家杜佑说：“自贞观以后，太宗励精为理。至八年、九年，频至丰稔，米斗四、五钱，马牛布野，外户动则数月不闭。至十五年，米每斗值两钱。”贞观政要》记述当时情况说：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这里虽不无溢美之词，但基本上反映了贞观时期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据《唐会要》、《通典》等书的记载，永徽三年（652，唐太宗死后三年）户口增至三百八十万户，比武德末年的二百万户，增长一百八十万户，贞观时期每年平均增长近七万户，是唐代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这反映着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唐太宗的“知人善任”，是“贞观之治”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它的主要内容之一。唐太宗深知用人的重要性，他在《帝范》、《求贤》篇中说：“任使得人，天下自治。”贞观十三年，他又对侍臣说：“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贤才。”他把“官不得其才”，比作“画地作饼，不可食也”。正因为如此，他在“贞观之初，求贤如渴”。载人《全唐文》的太宗所下求贤举人诏达五次之多。贞观二年，太宗对房玄龄、杜如晦说：“公为仆射，当助朕忧劳，广开耳目，求访贤哲。比闻公等所受辞讼，日有数百，此则读符牒不暇，安能助朕求贤哉?又对封德彝说：“比来命卿举贤，未尝有所推荐。……卿既不言，朕将安寄?”对曰：“未见有奇才异能。”太宗说：“前代明王使人如器，皆取士于当时，不借才于异代。……何代无贤，但患遗而不知耳!”太宗除督促大臣“求访贤哲”外，自己也处处留心，多方物色。贞观三年太宗命百官上书指陈朝政得失。常何一介武夫，不通文墨，家客马周代草奏疏奏事二十余条，事事皆合太宗旨意。太宗怪而问之，常何以实对，“太宗即日召之（指马周），未至间，凡四度遣使催促。及谒见，与语甚悦。令直门下省，授监察御史……历迁中书令”。又如褚亮原为薛仁杲父子的太常博士，世民平薛仁杲后，因素闻其名，“乃于众中访之，深加礼接”，并云“寡人受委专征，喜于克敌得俊”，发现网罗贤俊早在即位之前已在进行。而他的网罗贤俊，不分士族庶族，不分为官为民，不分故旧新进“昔仇”，不分汉族夷族，“用人但问堪否”，“惟有才行是任”，“才若不堪，亦岂以旧人而先用?”即位后健全科举制度，为选拔录用人才开拓了一条重要途径。
唐太宗明于知人在于他知人能兼明善恶，兼知优劣长短。贞观十八年太宗面举长孙无忌、高士廉等八大臣的优点和缺点，说长孙无忌“善避嫌疑，应对敏速，求之古人，亦当无比；而总兵政战，非所长也。高士廉涉猎古今，心术聪悟，临难既不改节，为官亦无朋党；所少者，骨鲠规谏耳”。接着对唐俭、杨师道、岑文本、刘洎、马周、褚遂良等逐一品评，无不全面、中肯。
唐太宗的善于用人，在于他用人能舍短取长。他深知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之行能，不能兼备”。用人必“弃其所短，取其所长”。“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对房玄龄、杜如晦的任用可为范例。房玄龄、杜如晦多谋善断，有王佐之才，但不善于理狱及处理杂物琐事，太宗任之为左右仆射，并“敕尚书省，细碎务皆付左右丞，惟冤滞大事合闻奏者，关于仆射”。于是房玄龄“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已长格物，随能收叙，无隔疏贱。论者称良相焉”。杜如晦则“军国多事，剖断如流”，“与房玄龄共掌朝政。至于台阁规模，典章文物，皆二人所定，甚获当时之誉，时称房、杜焉”。贞观六年，太宗对魏征说：“为官择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矣。”魏征对日：“天下未定，则专取其才，不考其行；丧乱既平，则非才行兼备不可用也。”太宗用人坚持“才行兼备”这一标准，许敬宗虽“文字宏奥”，马周、刘洎皆“无以过之”。但马周、刘洎皆被任为宰相，而许敬宗终贞观一代一直未被重用。“太宗任遇相殊者，良以高阳（即许敬宗）才优而行薄故也”。官吏选授之后，唐太宗很重视对他们的考核，制定考核制度，由吏部或遣专使进行，他也亲自加以监督。他曾说：“为朕养民者，唯在都督、刺史，朕常疏其名于屏风，坐卧观之，得其在官善恶之迹。皆注于名下，以备黜陟。”“由是官吏多自清谨”。由于唐太宗的“知人善任”，贞观时期人才济济。这些猛将谋臣为李唐王朝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这与“贞观之治”的成功是密切相关的。
唐太宗的求谏纳谏，群臣的犯颜直谏，形成贞观时期良好的政治风气，为封建社会所罕见。唐太宗深知纳谏的重要性。贞观二年他问魏征何谓明君、暗君?魏征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人君兼听广纳，则贵臣不得拥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对此他深表赞同。贞观四年他对肖瑀说：“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且日断十事，五条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继月，乃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他深知一个人的耳目有限，思虑难周，必须从谏如流，集思广益，才能求得天下大治。
唐太宗在“贞观之初，恐人不言，导之使谏”。玄武门之变后，他刚被立为太子处理军国庶事时，就“令百官各上封事”，陈述治理国家的意见与建议。正式即位后又号召百官“上封事”，对这些上书他非常重视，“皆粘之屋壁，得出入省览”。他对大臣说：“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主若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乎?……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须极言规谏。”为了导之使谏，不仅晓以利害，而且给以奖赏，“赐（魏）征金瓮一”“赐征绢五万匹”、“赐（张）玄素彩二百匹”等记载时见史册，由于他的积极倡导，极言直谏，蔚然成风。
唐太宗屈己纳谏，从谏如流。对确属自己的过失或可以不做的事，常能采纳臣下的谏诤。如武德九年十二月，遣使点兵，下令中男身形壮大者亦点。魏征反对，不肯签署敕令。太宗怒责其固执，魏征说：“竭泽取鱼，非不得鱼，明年无鱼，焚林而畋，非不获兽，明年无兽。……”太宗悦服说：“我不寻思，过亦深矣。行事往往如此错失，若为致理?”遂撤消点中男人军的敕令。不仅如此，对一些他认为必须做的事，有时也因臣下的极言直谏而暂缓施行。如贞观四年他下令修洛阳宫，认为洛阳地位适中，转运财物比较便利，此举实属必要。张玄素上书规谏说：“且以陛下今日功力，何如隋日?承凋残之后，役疮痍之人，费亿万之功，袭百王之弊，以此言之，恐甚于炀帝远矣。”太宗说：“卿以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玄素说：“若此殿卒兴，所谓同归于乱。”太宗遂停此役。贞观五年又要修洛阳宫，又因戴胄规谏而止，许久以后才命将作大匠窦琏修建洛阳宫。
唐太宗的从谏如流，在封建帝王中无一可与之媲美，对当时的政治生活起了很好的作用。首先是避免了许多错误，他说自己“及居帝位，每商量处置，或时有乖疏，得人谏诤，方始觉悟。若无忠谏者为说，何由行得好事?”唐宪宗也说：“朕览国书，见文皇帝（太宗）行事少有过差，谏臣论诤，往复数四。”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其次是避免了上下阻隔，了解下情，使国家政策的制定符合客观实际，比较切实可行。再次这种开明作风，形成贞观时期比较融洽的君臣关系。如贞观十年，长孙皇后卒，葬于昭陵，太宗思念不已，在御苑筑层观以望昭陵。曾引魏征同登，一起远望昭陵，魏征说他老眼昏花不能见，太宗“指示之，征日：‘臣以为陛下望献陵（唐高祖与太穆皇后陵），若昭陵则臣固见之矣。’上泣，为之毁观”。这种纯属家庭生活个人感情的小事，魏征竞亦直言无隐，君臣关系可见一斑。又如太宗对功臣深怀厚爱，杜如晦死后，“上每得佳物，辄思如晦，遣使赐其家。久之，语及如晦，必流涕”。即使对卷入太子谋反事件的侯君集也表现出君臣之情，侯君集被收后，太宗对他说：“朕不欲令刀笔吏辱公，故自鞫公耳。”至反形已具，又对侍臣说：“君集有功，欲乞其生，可乎?”群臣以为不可，于是对侯君集说：“与公长诀矣!”并“泣下”。开明的作风、融洽的君臣关系是贞观时期政治上比较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
贞观十五年，李世勣镇守晋阳已十六年，唐太宗曾说：“隋炀帝劳百姓筑长城以备突厥，卒无所益。朕唯置李世勣于晋阳而边尘不惊，其为长城，岂不壮哉!”这虽是太宗对李世勣的充分肯定，也是贞观时期边境上“烽烟不举”的恰当写照。
此外唐太宗在文化上的兼容并蓄，吸取并融合边疆各族与亚洲各国的文化，为唐代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虽然贞观后期，唐太宗在为政简静、与民休息、居安思危、从谏如流等方面“渐不克终”，但“贞观之治”仍然是封建社会中有名的“盛世”，在我国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