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兼听纳谏
“贞观之治”的出现，和唐太宗肯于兼听纳谏有密切关系。
不让宫里的阴气过剩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中书舍人李百药说：“以前虽然释放过宫女，但宫中无用的宫女仍然很多。宫里阴气太盛，也会招致天灾。”唐太宗接受了李百药的建议，下令释放宫女，前后放出三千多人。
不征少年当兵
武德九年，太宗派使臣征兵，封德彝建议中：男虽未满18岁，身强力壮的也可当兵。唐太宗批准了他的建议，已经写好了诏令。但是魏征坚持认为不能这样做。唐太宗很生气，对他大加指责。魏征回答说：“竭泽而渔，暂时虽然有鱼吃，但是，一次把大小鱼都捞尽了，以后就无鱼可捕。同样道理，假若毁林打猎，虽然暂时可得来不少野兽，但是将来就永远打不到野兽了。如果叫全国的男子都去当兵，那么租调徭役由什么人负担呢?况且兵不在多，全在统帅得当，何必拿幼小的人凑数呢?”唐太宗一想，魏征说的很有道理，便接受了他的建议。
自比商纣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太宗打算到洛阳巡游，于是下令修洛阳乾元殿。给事中张玄素上书反对，他说：“因巡游东都，先修宫室，这不是当前的急务。当年平定王世充时，凡隋朝宏大奢侈的宫殿都拆毁了，取得了人民的拥护。现在还不到十年，又建豪华的宫殿，为什么以前的坏事，又去学呢?关中是全国的要地，应千方百计设法使其保持稳定。目前民生凋弊，陛下这样做，就是走隋炀帝的老路，那弊害恐怕比隋炀帝时还甚。”
唐太宗回答说：“你说我不如隋炀帝，比夏桀、商纣怎样呢?”张玄素说：“如果这项工程不停，将来的命运和商纣同样可悲。”
唐太宗接受了张玄素的建议，说：“这是我考虑的不周。既然如此，就停建吧。”
魏征放过县令
有一次，唐太宗到九成宫，随行的宫女住在围川县的官舍里，不久，宰相李靖和王珪也来了。当地的有关官吏把宫女迁到别处，把官舍让给李靖住。唐太宗知道这件事很生气说：“为什么轻视我的宫人?难道让这些人在此作威作福吗?”准备下令惩罚这个县令。魏征说：“李靖、王珪都是朝廷大臣，而宫人不过是后宫服役的奴仆。朝廷大臣到地方上巡视，县令要向他们请示公事；大臣回朝以后，陛下也要向大臣询问民间疾苦。官舍应作为接待朝廷官员之处，这是合情合理的事。至于宫人他们除了办理生活小事以外，根本不接待来访的客人。如果因此惩罚县令，将会引起天下人批评。”唐太宗听了魏征的话，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就不再查办县令了。
择善而从
唐太宗纳谏的事例很多。他不仅能纳谏，并且主动采取措施引导大臣评论朝政，提出改进意见。例如，太宗登基不久，上朝时态度十分严肃，弄得大臣们战战兢兢，很长时间没有人敢发表意见。唐太宗发现这个问题以后，主动改变作风，自己有意识找大臣交谈，摆出一副和颜悦色的面孔，以减少大臣的畏惧情绪。对敢于批评朝政的大臣，给予赏赐。有一次，唐太宗准备把元律师判处死刑，当时孙伏伽不以为然，批评太宗说：“元律师没犯重罪，陛下判刑过严，实际这是滥加酷刑。”
他接受了孙伏伽的批评，并且把价值一百万的兰陵公主园赏给他，有人议论说：“赏赐得过分优厚了。”唐太宗说：“我从登基以来，大臣没有敢批评朝政的，这次厚赏孙伏伽，就是为了鼓励大家关心朝政多提意见。”
其次，唐太宗为了给大臣创造批评朝政的条件，建立了一种新制度，即允许谏官史官参加政事堂会议。实行这种制度以后，谏官能及时了解朝政内幕，宰相不敢谎报政绩。军国大政如果有错误，谏官有权当面指责。同时，史官参加政事堂会议，可以及时了解皇帝和宰相的言行，然后根据第一手材料编写起居注，对于封建统治者是一种监督。
另一方面，唐太宗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叫臣下把意见反映出来。一是令文臣武将写书面材料；二是太宗自己先提出具体问题，主动听取大臣的意见；三是组织大臣进行辩论，择善而从。例如，贞观九年（公元631年），太宗令文武大臣写书面材料评论朝政。当时有个叫马周的人，在中郎将常何家作客。常何本人目不识丁，于是请马周代笔，写出二十条建议。唐太宗看了常何送来的意见，表示非常满意，并且嘉奖了他。常何面红耳赤地说：“臣下不会写字，这些意见是我的客人马周代笔的。”太宗立即召见马周，和他谈了一席话以后，提拔他任监察御史，后来马周还当了宰相。唐太宗李世民作为一代明君，兼听纳谏，不怕批评，择善而从的精神，在历史上传为佳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