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对外开放
“盛唐气象”的出现，与当时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是分不开的。所谓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就是既有经济贸易的往来，也有文化思想的交流，还有政治领域的接触。隋唐的封建文明中，包含有当时世界上许多国家和民族的贡献，隋唐的封建文明，又对当时与之交往的许多国家和民族的文明进步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人类文明的相互吸纳与共同进步史上，隋唐的对外开放，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在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合葬的乾陵，保存有大量的陵墓石刻。除了石碑、华表、飞马、朱雀（驼鸟）、石马、石狮等外，还有61个（现存60个）“蕃酋石像”。从文献记载中可以得知，他们都是当时我国西、南一带各国的首领，因与唐朝关系密切，前来参加唐高宗葬礼。武则天为了纪念这件大事，予以刻石记功。由于年代久远，石质风化，这些石像头部已毁，背后的文字也磨灭不清，但从服饰上可看出少数民族特点，大都身穿紧袖衣，腰束宽带，足蹬皮靴，体形雄伟，生动有力。明朝的刘伯温曾作诗道：“蕃王俨侍立层层，天马排行势欲腾。”对盛唐的雕刻艺术大加赞誉。而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盛唐时期的对外开放，气魄是何等宏大，影响是多么深远。
隋唐时期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经济的繁荣，边境的相对安宁和陆海路线的开通，国内基础设施的建设，使对外开放具备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
一个民族和国家、地区的对外开放，是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既要吸引人，又要使人进得来，住得下。而隋唐时期的封建社会，在这些方面，条件是具备的。
与秦汉时期一样，隋唐都是统一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在绝大多数时候，国内社会是稳定的，没有出觋过很大的动乱和公开分裂的现象。在统一、稳定的前提下，国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包括制度文明），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些我们在前面的诸章中，曾从不同的角度作过介绍，是从历史发展的纵向来看的。从横向看，当隋文帝杨坚建立隋王朝时，中国的封建社会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而当时西欧的封建制度才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其他各国进入封建社会的时期，更晚于西欧，如拜占庭帝国是从7世纪，也就是中国的隋末唐初开始走向封建社会的；阿拉伯帝国是在7世纪后期，即中国唐高宗以后才过渡到封建社会的；印度是在5～7世纪即中国南北朝到唐前期形成封建制度的；朝鲜、日本也是在7世纪中期，即中国唐高宗时进入封建社会的。这就是说，当时世界上比较先进的国家刚刚进入或者正在进入封建社会的时候，中国的隋唐王朝已是成熟的封建社会了，处于世界历史的先导地位。这不能不对世界各国尤其是邻近国家和地区，产生强烈的吸引力。
与国内的统一、强大、繁荣相应的，是这一时期的对外关系也较和睦。隋唐时期，虽然也时有对外用兵，与周边民族和国家发生冲突的情况，但在大多数时期，边境是安宁的，国际间的交通路线，也是畅通的，甚至可以说是四通八达的。
当时在西北方面，是陆路往来。陆路方面，通往中亚、西亚和欧洲的路线，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又有三条大道，即北道、中道、南道。北道是循天山北路，从敦煌出发经伊吾（今哈蜜）、蒲类海（今巴里坤）、西突厥可汗庭（今巴尔喀什湖南部），转东罗马，出地中海。中道是走天山南路的北道，由敦煌起程往高昌（今吐鲁番一带）、焉耆（今焉耆）、龟兹（今库车）、疏勒，越葱岭而达波斯。南道是走天山南路的南道，从敦煌经鄯善、于阗（今和阗），过葱岭及吐火罗至北婆罗国（今北印度）。
在东南方面，主要是海路。与大食、波斯及南海（印度洋）诸国的商路，都从广州出发，主要经过真腊占不劳山（今越南东200里海岛）、海峡（今马六甲海峡）、罗越国（今泰国）、佛逝国（今苏门答腊南部）、诃陵（今爪哇）、哥谷罗国（今苏门答腊东北部）、狮子国（今斯里兰卡）、莫来国（今印度西南海岸）、拔风日国（今孟买），再西行到弗利刺河（今幼发拉底河）而达末罗国（今巴拉斯）。通往日本的航线，有南北两路。北路从登州出海，过渤海海口，沿辽东半岛及朝鲜半岛到达新罗再转日本；南路从扬州或明州（今浙江宁波）出发，横渡东海经值嘉岛（今五岛列岛）而达博多湾。
这一时期国内的基础设施也成就斐然，有利于商业贸易活动的开展和对外交往的进行。
作为内外商贸、文化等交流活动的主要载体的城市，建设成就举世瞩目。首都长安和东都洛阳，都是当时世界上少有的特大城市，不仅规模宏大，建筑雄伟壮丽，而且结构、布局合理，便于工商业的经营和对外交流活动的开展。扬州、广州、泉州、明州等城市的发展也很迅速，既是有名的商业城市。又是当时的国际港口。其中广州是当时全国第一大港，也是世界大港之一，每天平均有11只船舶到达，一年约4000余只，唐政府在广州还设有“蕃坊”，专门居住外国商人；设置蕃长、都蕃长等官员，专门管理蕃商事务。都蕃长由蕃商自己推举，经唐政府任命，都蕃长除了管理蕃商事务外，还协助唐政府招徕外商。
国内的水陆交通也很畅通。水路方面，当时的各主要河流都可以通航。隋朝修建的大运河，更是把南北水路联接一起，十分便利航运。当时从长安经渭河入黄河到东都洛阳，经永济渠可北达幽州（今北京一带），洛阳东南由通济渠可南达扬州及东南各州。另一路由长安经蓝田到商州（今陕西商州市）200里山路过后，可从商州利用丹江、汉水到达长江，由长江顺湘江南下，经灵渠（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桂江、珠江到广州。陆路方面，更是四通八达。
当时国内的主要通讯设施——邮驿，也是空前发达。官邮交通线以京城长安为中心，向四方辐射，直达边疆地区，大致是每30里设一个驿站。全国有驿站1600多处，服役人员约5万人左右。邮驿分为陆驿、水驿和水陆兼办3种。各驿站设有驿舍，配有驿马、驿驴、驿船、驿田。传递速度很快。紧急事情，驿马一天传递300里以上，公元755年安禄山在范阳（今北京）起兵反唐，当时唐明皇正在陕西临潼的华清宫和杨贵妃玩乐，两地相隔3000里，6天之内唐明皇就接到了这个紧急情况，传递速度达到每天500里，这在当时是惊人的!唐朝诗人岑参有一首描写驿骑的诗说，“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把驿骑比作流星，恰到好处。后代小说戏曲中常说“流星飞马来报、”“流星探马报到”，就是由此而来。
古人射龙恢弘大度，不惧往来，是这一时期对外开放的基本特征。它的具体表现是，既有经济贸易往来，又有文化意识的交往，还有政治方面的接触，充分体现出当时统治者的自信与开明。
隋唐时期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所谓全方位，就是既有经济贸易往来。又有文化意识的交流，还有政治方面的吸纳。这在封建时代，的确是空前的，充分体现出统治者的自信与开明。
经济的往来以官方的贸易为主。隋朝在京城建国门外设有“四方馆”，管理对外贸易，主管东方的称“东夷使者”，北方称“北狄使者”。唐朝则除了设有管理陆上贸易的机构外，还在广州设置市舶使，检查出港商船，同时也管理唐朝开往国外的商船，检查货物，征收关税等，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海关机构。为了促进对外贸易，隋唐政府对外国商人采取优待，如隋炀帝时对来到京城的四方外商，从吃、住、行、玩等各个方面予以优待，虽含有夸耀自己的意思，但在客观上也有利于对外商贸活动的开展。唐朝也曾多次颁发诏令，让各地妥善处理外商来华事宜，如适当降低关税，给予交通往来的方便，并在广州、扬州、明州、登州、泉州、楚州、长安等地设置“蕃坊”，听任外商居留，在法律上予以优待。这一时期的出口商品主要是各种丝织品、陶瓷、茶叶、纸张等，进口商品主要是珍珠、宝石、香料、药品、犀角、象牙等。在官方贸易中，进口商品多以“朝贡”的形式，出口商品多以“回赐”形式进行，均带有一定的优惠性质。对外贸易的国家和地区，则扩大到亚洲、欧洲以及非洲的一部分地区。
在官方贸易的同时，民间贸易也很频繁。如黑衣大食（今阿拉伯部分地区）除了多次向唐朝派遣使节外，民间商业往来也不可胜数，当时长安的西市，是黑衣大食商人的聚集地带。广州及东南沿海地区，还有许多从海路来的大食商人，有暂住的，也有久居的，有的还在中国成家立业。波斯（今伊朗）、新罗（今朝鲜）、日本、天竺（今印度、巴基斯坦地区）、林邑（今越南）、真腊（今柬埔寨）等邻近国家的民间商业贸易，更是常不间断。
文化交流方面更为广泛。以宗教特别是佛教为纽带的相互交往，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佛教产生于印度，西汉末传入中国。东汉以后，统治阶级逐渐意识到它有利于维护其统治地位的一面，从而加以提倡，使其日益发展，到南北朝时，已非常盛行。隋唐时期佛教更加兴盛，一方面，中国的一些学者到印度等地去学习佛教，取回并翻译佛教经典；另一方面，朝鲜、日本等国的僧人又到中国来学习佛经。一方面，印度等国僧人来中国传经布道；另一方面，中国僧人也到朝鲜、日本、印度等地讲经传法，互相往来，切磋交流。
作为文化交流的载体，这一时期来中国的各种留学生人数很多。其名目有“遣隋使”、“遣唐使”、“学问僧”等等。如新罗，仅开成五年（840年）留学生和其他人员一次由中国返回的就有105人。日本，在唐朝前后派遣了19次遣唐使，最多的一次达600多人，都挑选博通经史、娴熟文艺和熟悉唐朝情况的人担任，遣唐使的随行人员中，还有一些医师、阴阳师、乐师等，是为了进一步深造和求解疑难而被派来中国的。
以宗教传播为主要纽带，以留学生为载体的隋唐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内容极为丰富。既有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方面的传播，又有语言、文学、文史、典籍、音乐、舞蹈、书法、绘画、体育、杂技、天文、历法、算学、医学、律令、官制，乃至服饰、饮食、居室、礼仪等各个方面的相互学习、交流与影响。科学发明在这一时期也得到相互交流与及时传播。如医学方面，这一时期天竺的外科手术、整骨科、眼科等，已传入中国，并产生了较大影响；中国的中医又传播于日本和朝鲜，切脉术和一些重要医书还传到了中亚和西亚，影响了阿拉伯医学。中国在这一时期发明的雕版印刷术，先传到朝鲜，唐末五代又传到了日本，以后又传到越南和欧洲，促进了这些国家的文化传播事业。公元751年，唐将高仙芝在怛逻斯战役中为大食所败，中国的战俘把造纸术传人撒马尔罕，此后，又由中亚传入阿拉伯国家，纺织技术，制陶技术，炼丹术和火药，也在唐代传到国外。
除了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往来外，隋唐时期中外政治吸纳也在进行之中，这是非常引人注目的。
在来中国的留学生中，有许多人学习中国的律令和典章制度，有的还参加中国的科举考试，他们学成后回国，多任高官显职，并根据唐朝法制改革本国的礼仪和法律，摹仿中国的行政体制立制设官，试用中国的科举制考选官员。这在当时的新罗（朝鲜）表现得最为明显。
当时在中国做官的外国人也很多。如隋炀帝时曾为江都通守的王世充是西域胡人。日本的阿倍仲麻吕留居中国50年，因“慕中国之风”，改名为晁衡，先后在中国任右补阙、左散骑常侍、安南都护、镇南节度使、光禄大夫兼御史中丞等职。波斯被阿拉伯消灭后，其王子卑路斯来到唐朝，唐高宗拜他为右武卫将军，中宗时又拜为左威卫将军，后来死在唐朝。阿拉伯人李彦升，曾在唐时考中进士，为唐朝立过大功。历任开府仪同三司、武威太守、河西节度使的高仙芝，是高丽人。另一高丽人王毛仲，也曾在唐朝当过辅国大将军、左武卫大将军，并晋封霍国公。安息（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人李元谅，曾当过唐朝的华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潼关防御、镇国军节度使等。这些外国人在中国政府中任职，这在当时世界上是少有的。例如。日本的阿倍仲麻吕在唐朝当官，在唐朝看来是很寻常的事，而在当时日本，却被作为罕有事迹大肆宣传。
在这一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中，涌现出大量值得称道的人物事迹。其中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在后世已是家喻户晓；而鉴真和阿倍仲麻吕，也是人们称赞的中日友好使者。
从《西游记》问世以来，“西天取经”的故事已是家喻户晓。《西游记》的内容是虚构的，只有其中的唐僧，确有其人，他就是玄奘。
玄奘原名陈祎，于隋文帝开皇十六年（596年）生于河南缑氏县（今河南偃师）。13岁那年受剃度当了和尚，法名玄奘。他自幼聪明好学，出家以后，又在全国许多地方遍访高僧，钻研佛经。学得越深，疑问越多，为了了解经典的真义，寻求佛教的究竟，他决心到佛教“圣地”求法。于是，他注意向外国人学习天竺语文，筹集旅费，准备到“西天”取经。
贞观元年（627年，一说贞观三年），玄奘从长安出发西行。抱着“若不至天竺，终不东归一步”的决心，战胜了沿途流沙雪山、严寒酷暑等种种障碍，经过现在我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前苏联的中亚地区和阿富汗等国，终于到达了巴基斯坦和印度。他在今天的巴基斯坦、尼泊尔和印度北部，游学了3年，随后来到当时印度的佛教学术中心那烂陀寺（今伽维城西北），学习《瑜伽师地论》。在那烂陀寺刻苦学习了5年以后，玄奘继续到印度和巴基斯坦各地求学。经过5年左右，又回到那烂陀寺，在那里主讲《摄大乘论》，发表了重要的论文《会宗论》，并在辩论中驳倒了他的论敌。公元642年，戒日王为玄奘在曲女城（今印度卡诺吉城）举行了一次佛教经学辩论大会，有五印度十八国国王和各派僧人数千人参加，在这次大会上，玄奘获得了很高的荣誉。
玄奘在印度留学15年中，无时无刻不想念祖国。贞观十七年（643年），他用大象和马匹，驮着657部佛经及其他物品起程回国。贞观十九年（645年）正月二十四日，平安回到唐朝首都长安。唐太宗听说玄奘回来，派宰相房玄龄、大将军侯英、长安令李乾佑等迎接，长安市民还在朱雀大街开了欢迎大会。
回到长安后，玄奘即组织专门机构翻译佛经。20年中，共译出佛经75部，1335卷。他还根据自己在旅途中的丰富见闻，写成了《大唐西域记》一书，记载了我国新疆及原苏联中亚地区、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和锡兰境内的138个古国的山川、物产、风俗、宗教和政治经济情况，是研究这些国家和地区7世纪中叶历史的重要文献。他的另一个贡献，就是把老子的《道德经》译成梵文，介绍给印度。又把唐朝的《秦王破阵乐》介绍给印度，印度的戒日王了解到《秦王破阵乐》的来源后，决定派使臣到长安，与唐朝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唐高宗麟德元年（664年）二月五日，玄奘死于玉华寺。四月十四日，安葬在终南山下。在举行葬礼时，长安周围500里内。有数万人来送葬，3万余人庐于墓旁，可见当时人们对玄奘是多么爱戴。
在玄奘“西天取经”后不久，公元688年，鉴真出生在江苏扬州江阴县。鉴真俗姓淳于，14岁出家，曾在长安、洛阳两京游学。他的活动以他所住持的扬州大明寺为中心，遍及淮南地区，威望很高。鉴真除了戒律以外，还学习钻研建筑和医药知识。他特别热心社会活动，主持建寺80余所，铸像无数，还开慈悲院救济贫民，给贫病的人亲自煎药。
天宝元年（742年），日本高僧荣睿和普照从长安来到扬州大明寺，拜谒鉴真大师。除了听他宣讲戒律以外，还希望取得他的支持，派几位弟子东渡日本。鉴真答应了这一请求，但他的弟子们认为日本远涉大海，不愿东渡。鉴真庄严宣誓：“这是法事，不应顾惜生命。大家不愿去，我去!”弟子深受感动，有20多人决心跟他一起东渡，但因为种种原因，5次东渡计划均受到阻碍，未能成功。
天宝十一年（752年），日本遣唐使从长安回国途中，到扬州延光寺，拜会鉴真，敦请他继续东渡日本。这时鉴真已66岁，且已双目失明，扬州僧俗都挽留他，但他决心东渡传戒。这一年的十一月十五日，鉴真率弟子们乘日本副使大伴古麻吕的船只东渡，于天宝十四年（755年）二月四日，到达平城京（今日本的奈良市），受到天皇以下朝野人士的欢迎。
随鉴真到达日本的25人中，有建筑师、画师、雕刻家，以及医药、刺绣、铸写等方面的人才，他们实际上是一个文化使节团。他们到达日本后，除宣传戒教外，在建筑、艺术、医学等方面也对日本做出了很大贡献。鉴真在日本领导创建的唐招提寺，其中的金堂、讲堂和一些重要的经象法物，代表了我国盛唐时期建筑雕刻的最高水平，是日本的艺术明珠，至今保存完好，视为国宝。鉴真又是医学、药物学专家，他给日本皇太后治愈了疑难病症，当时曾有《鉴真上人秘方》一书问世，据说就是他的处方记录。当时日本药物学初兴，药物真伪混杂，日本天皇下令“辨证”，鉴真虽然双目失明，但他凭着自己的嗅觉，识别药物品种，鉴定药物性能，给日本古代药物学奠定了基础。据说现在日本东大寺传的“奇效丸”，就是鉴真传到日本去的。正因为如此，一直到江户时代（1603～1867年），日本的药袋上，仍然画着鉴真的图像。
唐广德元年（763）三月，鉴真开始患病，弟子们为他造了肖像，至今仍保存在日本的唐招提寺开山堂，这就是日本的国宝“鉴真和尚坐像”。这年的五月六日，鉴真在招提寺逝世，终年76岁。
在这一时期的中日友好关系史上，还有一位杰出的人物，就是日本的著名学者阿倍仲麻吕。
阿倍仲麻吕公元689年生于日本本州大和。他自幼聪明好学，少年时代在本国度过。唐开元五年（717年）十月，他被选人唐朝留学，随日本遣唐使来到中国长安。到达长安后，唐政府分配他到太学学习。这里的学生都是五品以上官员子弟，太学的教师都是全国的知名学者，课程有《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等必修课，还有《孝经》、《说文》和时务策等，阿倍仲麻吕在太学经过9年的勤奋学习，不仅精通经典，而且善作诗赋，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强烈的爱慕之心，改名叫晁衡（一说叫“朝衡”）。
大约开元十六年（728年），阿倍仲麻吕担任了唐朝左右春坊司经局的校书郎（从九品），专门校理图书。次年，转任“补阙”（从七品），这是皇帝身边的谏官，职位虽然不高，但接触中央高级官员的机会较多，是中央政府中的清贵官职。4年以后，他又担任了仪王李燧的“友”（从五品下），职责是陪伴亲王，并以封建道德教育亲王。就在这个时期，大诗人李白应唐玄宗的邀请来到长安。担任翰林供奉，是皇帝的文学词章顾问侍从。李白在长安居住的两年多时间里，除结识了贺知章等人外，还结识了阿倍仲麻吕。两人经常在一起痛饮酣歌，高谈阔论，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天宝年间，传说阿倍仲麻吕在归国途中的海上遇难，李白以十分悲痛的心情写诗悼念他的挚友：“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日本史籍中至今仍记载着这首诗。
阿倍仲麻吕在海上遇救后，又回到长安。任秘书监（国家图书馆馆长，从三品）。这一时期，他又与王维等人结成密友。阿倍仲麻吕回国时，王维送他到海边，写下《送秘书晁监还日本》的五言诗：“积水不可极，安知沧海东。九州何处远，万里若乘空。向国惟看日，归帆但信风。鳌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乡村扶桑外，主人孤舟中。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在诗句里，王维心随神往地写出阿倍仲麻吕东渡的艰险。充满对挚友安危的深切关注和惜别之情。
阿倍仲麻吕在担任唐政府官职，以及与中国文人交往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两国友谊交往的桥梁。他既是唐朝官员，又执行日本大使任务。每当日本遣唐使来到长安。他都主动协助使团。与唐政府接洽有关事务。比如，天宝十二年（753年），日本第十一次遣唐使到达长安后，阿倍仲麻吕即引领日本使团会见唐玄宗。会见后，唐玄宗令阿倍仲麻吕带领使团参观唐中央政府的府库和三教殿等。由于阿倍仲麻吕的疏通，唐玄宗授予日本大使藤原清河“特进”（正二品散官），授予副使大伴古麻吕银青光禄大夫、卫尉卿（从三品）。
大历五年（770年），阿倍仲麻吕在中国辞世，终年72岁。
隋唐时期的对外开放，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隋唐的封建文明中，包含有当时世界上许多国家和民族的贡献。隋唐的封建文明又对当时与之交往的许多国家和民族的文明进步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人类文明的相互吸纳与共同进步史上，隋唐的对外开放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隋唐时期的国门四开、不惧往来的全方位对外开放，对当时中国和世界的文明进步，都产生了积极的深远的影响。
从中国方面而言，以佛教广泛传播为代表的思想文化领域，以及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都从对外开放中吸纳了许多新的有益的成分。
佛教既是宗教，也是哲学。佛教在这一时期的广泛传播，对中国哲学思想领域的影响，是相当深刻的。这一时期的天台、法相、华严、禅宗等四大佛教宗派，程度不同地渗透到各个阶层的思想意识之中，与中国传统的统治思想之间，发生着错综复杂而又有些微妙的相互影响，总的来说，是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的成熟与完善的，这从当时绝大多数统治者对佛教的大力提倡中，就可以得到证明。当然，在某些时候，也会产生一些不利于社会稳定的副作用，并因之而受到统治者的排斥，甚至出现武力灭佛的事件，如唐武宗时期就是如此。但这只是短暂的插曲，冲突过后，是更广泛的发展。到了宋代以后，有人感叹，传统的儒家思想只剩一副假面具，骨子里完全是佛家思想了。
佛教的影响，主要是在思想意识领域，但又不止在思想意识领域，而是十分广泛的。如文字方面，唐朝沙门守温仿拟梵文字母体系，择定了汉语的30个字母（后经宋人修订为36个字母）。此外在大量经典翻译中所新创的词汇和成语，有数万之多，虽然未必一一流行，但确有不少成为中国的新词汇和新成语。在文章方面，当时佛教界所用的，通常是带有白话性质的新文体，文章的组织结构，也随佛经本身的组织结构而有新的类型，有人甚至认为，唐代的义疏之学，就是从佛典的疏钞中学来的。文学体裁方面，起于隋唐、盛行于宋元明以后的传奇小说等，显然与佛教传播中的“俗讲”与“变文”有渊源关系。建筑方面，随着佛教的传人，中国建筑领域也出现了浮屠（梵文的音译，意为“塔”）、石窟、佛寺等新的成分。举世闻名的唐代大雁塔，就是唐高宗时期，为安存玄奘取回来的佛经而建造的。此外，在雕琢、印刷、绘画等方面，也都因佛教的传入而增添了一些新的成分或因素。
在学术艺术领域，这一时期天竺的数学、天文学传入唐朝，唐代《开元占经》中就保留有天竺数学的数码、圆弧的画法、弧的正弦等知识；僧一行编制《大衍历》时，就曾参考过天竺的《九执历》。音乐、舞蹈方面。外国的音乐、舞蹈占相当比重，如隋炀帝制“九部乐”、唐太宗制“十部乐”，其中都有外国乐，安国（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乐，康国（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麻尔罕）乐，就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医药学方面，天竺的外科手术、骨科、眼科等，阿拉伯传人的大量新药材品种，都对当时的中国医药学领域产生一定的影响。在其他学术、艺术领域中，都能或多或少地找到外来因素的成分，堪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相辉映，共同繁荣。
在经济生活领域，一些新的动、植物品种引入中国。如印度的白茄、刀豆，尼泊尔的菠菜，地中海沿岸的莴苣，都于这一时期在中国种植成功。汉武帝时由西域传来的葡萄，这一时期经过培育繁殖，已十分兴盛。长安一带的葡萄是“园种户植，接荫连架”。在原有的制糖技术基础上，这一时期还从印度吸收了新的制糖技术，加工制出了白糖和冰糖。从西域引人大批优良马种，进行繁殖杂交，使内地的马种得到改良，体质健壮，外形优美。还利用杂交方法制造出新畜种——骡，更是畜种科学中的一大成就。除了新的动、植物品种的引进和加工方法的革新外，经济生活中的居室、服饰、饮食等方面，也受到域外习俗的影响。如唐玄宗曾筑“凉殿”，引水入室，以转风扇，据传说就是从佛菻（东罗马）传来的。唐朝宫人骑马都戴“胡帽”，并影响到民间，还学习外国的化妆技术，白居易以诗形容“元和（唐宪宗年号）妆梳君记取，髻堆面赭非华风”。波斯的三勒浆、龙膏酒以及西域的“胡饼”等，也传入长安，当时曲江池一带，开设不少波斯酒店，酒店里还有外国女招待，著名诗人李白曾在这里醉酒吟诗。
与隋唐的封建文明中有当时世界上众多国家、民族的贡献相应的，是中国的封建文明，也对世界众多国家和民族的文明进步，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古代人物中国的一些重要的科学发明成果，在这一时期广泛传播到世界许多国家，对这些国家的技术进步与社会繁荣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天宝十年（751年）十月，唐将高仙芝率军与阿拉伯军在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打仗，唐军大败，很多士兵被俘，其中有的是造纸工匠，阿拉伯就利用这些造纸工匠开始造纸。后来，阿拉伯又把造纸术传到埃及、摩洛哥以至欧洲。到公元1189年，法国有了造纸作坊，在此之前，欧洲人用羊皮纸，一部圣经需用30只以上的羊皮，用纸代替羊皮，其意义自不待言。与造纸术相应，雕版印刷术也先后传到朝鲜、日本、越南，以及欧洲，不仅对这些国家，而且对整个世界的文化发展与交流，都产生了无法估量的积极作用。这一时期，僧一行的《大衍历》传到日本，淳仁天皇于公元763年废去原有的《仪凤历》，采用了《大衍历》。唐高宗制定的《麟德历》，也很快传到新罗，被新罗采用。以“药王”孙思邈的《千金方》为代表的中国中医药学，传到日本和朝鲜等国。并与阿拉伯医药互相交流、影响，促进着当时世界上比较先进的医学事业的共同发展。
与科学发明的传播有一定联系的，是中国的文化对当时世界许多国家文化事业的影响，也很广泛。如在文字方面，日本、朝鲜等国都受到中国文字的影响。日本最初没有自己的文字，大约从3世纪起，中国文化通过朝鲜半岛传人日本，如《论语》、《千字文》等都到了日本。到5世纪，日本贵族已经能熟练地使用汉字。到8世纪，日本正式有了文字，而日本文字的“片假名”，是吉备真备根据汉字的偏旁创制的楷书字母；“平假名”，则是空海根据汉字草体而创制的草书字母。朝鲜在由新罗统一后，由薛聪创造了“吏读”法，就是利用汉字的音表示朝鲜文字的助词、助动词，夹在汉字中间，帮助阅读汉文，这对朝鲜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此外，中国的文学、史学、书法、绘画、音乐乃至建筑艺术、雕塑艺术，还有服饰、饮食等诸多方面，都既渗透着当时世界许多国家民族的文化因素，又对世界许多国家民族的文化生活领域产生影响，尤其是对邻近的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影响更为深远，直到今天，仍可看到当时的影子。
更为重要的，是当时中国的政治、法律制度，也对与之相互交往的国家产生革命性的影响。《唐律》对当时朝鲜、日本、越南等国法律制度的影响，我们在本书中已经作过介绍。除此之外，在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方面的影响也不小。这一时期，除了朝鲜在制度方面多仿效中国外，日本也很重视运用中国的制度改造自己的旧有制度。当时来中国的日本“遣唐使”最多，这些遣唐使回国后。很多人做了中央或地方的文武官员，他们在任职期间，利用各种机会，把在唐帝国的所见所闻推广于日本，在日本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化革新”，就是日本留唐学生在政治上的一场革新运动。从当时革新的主要内容看，“班田制”与唐的“均田制”大体类同；官吏制度的改革，实际上也是以唐朝官制为样板的。“大化革新”推动了当时日本社会的文明进步，并由此出现了与唐朝社会趋同的发展方向。由此可见，包括政治借鉴的全方位对外开放，在总体上有利于世界各国各民族相互取长补短，从而在与本国、本民族的实际结合中，选择更为合理、正确的前进方向、道路和方法，促进人类社会的共同富强、民主和文明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