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社会的发展-唐朝历史事件

时间:2023-04-19 20:29:02关键词:经济社会,发展,大唐王朝

经济社会的发展

由于国家的统一、制度的文明创新,隋唐时期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是空前的。在许多方面都达到了封建社会所能达到的高度。唐中叶后,这种发展与进步遭到破坏,经济文化的重心由北向南转移,但在某些方面仍然保持甚至创造着新的发展势头。从总体上看,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发展高峰时期。

古代风景农业、手工业以及商业贸易的进步与发展,直接推动着这一时期经济的繁荣,奠定着隋唐封建盛世的基础。

农业是封建社会最基础、最基本的产业。在以农为本的封建社会中,农业的兴衰直接关系着整个社会的兴衰。隋朝和唐朝前期,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在较大范围内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公平赋税,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政府组织农民兴修水利工程,灌溉面积扩大,抗旱能力增强:生产工具不断改进,生产技术也不断提高和推广,使这一时期的农业生产迅速得以恢复和发展。隋文帝时“强宗富室,家道有余”,封建国家的中外仓库,无不盈积,西京太仓,东都含嘉仓、洛口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等,所储米粟多的达千万石,少的也有数百万石;长安、洛阳和太原的府库所储的布帛,也各有几千万匹。这些,再加上其他地方的储积,可供隋朝统治者支用五六十年。唐朝到玄宗时,百姓家中的储粮,大都可以食用数年,政府仓储的粮食,到天宝八年(749年)约为1亿石。当时的粮价降到历史上的最低价,且保持较长时间的稳定。但“安史之乱”后,均田制、租庸调制逐渐废弛,北方大部分地区的水利设施年久失修,人口凋敝,农业生产下滑。南方的农业生产,则因长期的人力、技术积累和开发,保持向上发展的势头,并支撑着中后期已经逐渐腐朽的唐王朝勉强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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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农业的恢复发展与繁荣,手工业也得以发展。隋朝的私营和官营手工业中,都有达到很高水平的种类。丝织业中,蜀郡(今四川)的绫锦雕镂之妙,世人称叹,豫章(今江西南昌)出产的鸡鸣布,颇受消费者欢迎;制瓷业中,当时已有白瓷出现,并且能够制造玻璃,且工艺相当熟练;造船业空前发达。能够制造4层,高45尺,长200尺的“龙舟”。唐代手工业的规模和水平,都达到一个空前的高度。纺织业是唐代主要的手工业部门。唐前期,丝织、麻织、棉织的种类和产量十分可观,成为国家租庸调中庸调的主要对象。唐后期,南方的丝织业仍有很大发展,丝织品的质量和水平,甚至超过前期制作水平。采矿业,尤其是铁、铜、锡等矿业,在整个唐代保持兴盛的状态,唐后期的银矿冶炼达到很大的规模和较高的水平。瓷器的制作中,越州的玉类冰,邢州的银类雪,釉下彩的技法开始使用,三彩陶俑为后世称道,由于技术的改进和产量的提高,瓷器开始在民间普遍使用。造纸术更为发达,益州(今四川成都)的麻纸,薄州(今山西永济)的薄白纸,扬州的六合笺,都享有盛誉:墨、砚、笔的制作,也出现了不少名品。

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商业贸易也空前活跃起来。隋开皇元年(581年),隋朝统一货币,更铸五铢钱,解决了周、齐以来货币轻重不等的问题,便利了商品的流通。大运河开凿后,商旅往返不绝,促进了商业的发展。长安和洛阳,是当时最大的商业城市,成为国内外商旅云集之所;丹阳(今南京)、蜀郡(今成都)、江都(今扬州)、京口(今镇江)等城市,商业也很繁荣。唐朝前期,一些地方性的政治军事中心和水陆交通要塞,逐渐成为较大的商业城市。唐后期的商业较前期更为发达,长安和洛阳虽经战乱破坏,但很快就恢复了繁荣。扬州、益州、洪州、苏州、杭州、泉州、明州等城市,商业贸易活动日益兴盛。扬州、汴州(今开封)、长安还出现了“夜市”。在水陆要道或津渡之所,兴起了许多定期集市,俗称“草市”。在交易频繁的情况下,大城市中出现了柜坊,商人将钱存放在柜坊中,柜坊根据商人所出凭证代为支付,征取一定的保管费用。后来由于钱币铸造不敷使用,商人把货款交给本道的进奏院及诸军使或富家,取得文券,回到本地,执券领取,叫做“飞钱”或“便换”,类似今天的“支票”。

与经济繁荣互为表里,隋唐时期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成就斐然,其中城市的建设和运河的开通,尤为突出。

作为隋唐王朝都城的长安,这一时期在前代营建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隋开皇二年(582年),动工兴建大兴城(即长安城),一直到唐永徽五年(654年)外郭城完工为止,前后经历了50多年。唐代长安城周围70里,全城总面积84平方公里,等于今天西安旧城(明代建筑)的10倍,大于现在的北京旧城,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全城布局严整美观,由宫城、皇城、外郭城三部分组成,宫城为宫殿区,皇城为中央衙署区,外郭城从东、西、南三面拱卫皇城与宫城,是百姓与官员的住宅区,也是工商业区。在外郭城中,列置着108坊,由11条南北大街和14条东西大街分割而成。外郭城内还有100多座寺院,其中的慈恩寺最为有名,唐高宗时安置玄奘从印度带回的经卷而建造的大雁塔,就在慈恩寺内,至今保存完好,是举世闻名的古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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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认为,洛阳“水陆通,贡赋等”,即水陆交通方便,各地到洛阳的距离相等,以此为中心,最便于控制全国。仁寿四年(604年)下令营建洛阳,以为京都。第二年,宰相杨素和著名建筑家宇文恺设计营建洛阳,每月征发男丁200万人修建,用10个月完工。新的洛阳城修好以后,隋炀帝把原洛阳城的居民和各地的富商大贾,都迁到那里居住,使之成为当时国内著名的商业城市和国际贸易的重要据点。虽然当时京城仍为长安,但隋炀帝却常住洛阳,洛阳遂成为政治、军事、漕运的中心,直到唐朝,洛阳仍保持着东都的地位。

在营建东都洛阳的同时,隋炀帝为了便利漕粮和军事运输,利用天然河流和旧有渠道,开凿了一条以洛阳为中心,沟通南北的大运河。全部完工后的大运河(包括隋文帝开皇四年命宇文恺开的由大兴城到潼关的300余里的广通渠)全长5000多里,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运河工程之一。大运河开通后,成为全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适应了当时和以后南北经济交流的需要,加强了南北的联系,促进了沿河流域经济的发展,对于全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交流和统一,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文化科技等社会事业的发达,与这一时期的经济繁荣有着必然的联系,并与经济的繁荣一起,构成隋唐时期经济社会的整体文明与进步。

古代风景这一时期的科学技术领域,发明创造层出不穷。在天文历算方面,唐初王孝通的《缉古算经》,第一次用解三次方程式的方法解决一些复杂的工程计算问题,高宗时李淳风等人审定并注解了10部算经,成为唐王朝规定的算学教本。唐玄宗时,僧一行完成的《大衍历》,比较正确地掌握了地球在绕太阳运行时速度变化的规律,他还与梁令瓒合作,创制了能够直接测量黄道坐标的黄道游仪,制成了以漏水转动的浑天铜仪,是后世天文钟的前身。在医学方面,隋朝巢元方等人的《诸病源候论》,隋和唐初孙思邈的《千金方》、《千金翼方》,唐玄宗时王焘的《外台秘要》,唐高宗时苏敬等人修定的《唐本草》,把这一时期的医药学推向一个高峰。在建筑技术方面,隋代工匠李春设计建造的赵州安济桥,隋代建筑家宇文恺、高龙义和唐代建筑家阎立德等设计的长安城,堪称世界之最。隋末唐初发明的雕版印刷术,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印刷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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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艺术领域,更是高峰迭起。以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为主要代表人物的诗歌创作,把这一文学形式发挥到了极致。以韩愈、柳宗元为核心人物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和古文创作,一扫六朝以来柔靡浮艳和形式僵化的骈体文风,对中国古代散文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这一时期出现的小说,以及随着佛经的大量翻译和佛教流传而出现的俗讲和变文,也为文学领域增添了新的奇葩,并为后世的文学创作开辟了新的途径。在艺术领域,以石窟寺造像,陵寝前的石雕。墓葬中的俑器为主要种类的雕塑艺术,如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太原天龙山、四川大足北山等的石窟雕刻,唐太宗昭陵六骏的浮雕,以及唐代的彩陶俑,最能代表这一时期雕塑艺术的水平。阎立德、阎立本兄弟的人物故事画,吴道子的佛道画,张萱和周昉的仕女画,展子虔、李思训、李昭道的山水画。以及边莺的花鸟画,韩混、戴嵩、曹霸、韩干的牛马画,把这一时期的绘画艺术不断推向高峰。欧阳洵、虞世南、颜真卿、柳公权、孙过庭、张旭、怀素等人各具特色的书法艺术,至今为世人称道。在汉族传统乐舞的基础上,借鉴边疆民族和邻近国家乐舞精华而形成的隋唐宫廷乐舞,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精美绝伦,并广泛地传播到民间和周边地区,至今仍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哲学、宗教等思想学术领域的研究,也有很大的成就。宗教方面,汉代传入中国的佛教,从南北朝到隋唐之际,开始出现宗派,隋唐时期的主要宗派有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禅宗,各派教义互有异同,繁简不一。消长也不定。在隋唐统治者的提倡下,佛教广为流传,寺院遍布,僧尼众多,虽然唐武宗曾下令灭佛,但不久又兴盛起来,成为国中主要的宗教形式。道教在唐代也很盛行,许多著名的道士为皇帝所宠信,但由于道教多讲炼丹服食之术,主要在上层社会流行,其影响不及佛教广。西方的袄教(又称大袄教或拜火教)、景教(基督教的别支)、摩尼教(又称明教)、伊斯兰教等,随着这一时期中西方交通的发展,也相继传入中国。哲学方面,唐初的傅奕和吕才,以朴素唯物主义的观点,抨击宗教迷信;后来的柳宗元、刘禹锡等人,从不同角度,批驳传统的孔孟唯心主义的道统和人性论,力图正确阐释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宣传无神论和人定胜天的思想,具有时代的进步意义。学术方面,这一时期的史学和地理学成就最大,隋文帝时曾下令禁止私人撰辑国史,臧否人物。唐太宗则置史馆,修撰前代和本朝的历史,并令宰相监修,使官修正史和宰相监修成为定制;唐代刘知几撰写的《史通》,是我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史学批评和史学理论著作;唐玄宗时编纂的《唐六典》,唐德宗时杜佑编撰的《通典》,都详细记载了当时的各项典章制度,并开创了新的史学编纂形式和体例。唐宪宗时,宰相李吉甫撰写的《元和郡县图志》,是我国现存最古的一部舆地总志,史料价值很高;唐懿宗时,樊绰搜集有关云南地区的史料写成的《蛮书》,是研究今天云南地区各兄弟民族历史的最珍贵的文献;唐德宗时,宰相贾耽制作的《海内华夷图》,长三丈三尺,宽三丈,图上每一寸表示实际的100里。这个图虽已失传,但伪齐阜昌七年(1137年)时把它缩成《华夷图》和《禹迹图》,刻于石上,现存西安碑林,《华夷图》中所绘我国山川及平面地形的轮廓,大致和今天的地图相似,这是留传下来的我国最古的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