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帝国的重建
自东汉末年董卓之乱后，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分裂割据状态之中，长达400年之久。在长期的封建割据之中，孕育着重新统一的条件，并且逐渐向统一的方向迈进。
造成汉末分裂割据局面的一个主要社会原因，是豪门士族势力的强大。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曹操与刘备煮酒论英雄时，刘备提到的一大堆英雄之中，大都是当时的豪门望族的代表人物，如袁绍是“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孙策是祖居江东，子承父业。在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分裂割据时期，豪门望族既是割据势力，又在相互倾轧中遭到削弱。这种削弱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战乱之中的打击。如南朝梁简文帝时期的侯景之乱，使侨居江南的名门大族，消亡殆尽。唐朝诗人刘禹锡“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诗句，就非常形象地刻画了这一时期世事的沧桑变化，名门起伏急剧的景象。另一个是国家政策的限制。如南朝从刘宋以来，使“寒人掌机要”，即让出身寒门之家的人掌握国家枢密之权，含有在政治上限制士族势力的倾向；实行“土断”和“检籍”，将由北方南迁的豪门士族，一律编入当地户籍，与土著居民同等待遇，并检查户籍有无诈冒脱漏等情况，含有在经济上限制士族势力发展的意图。北魏开始实行的“均田制”、西魏实行的“擢贤良”等政策，也都有从经济上和政治上限制豪门士族势力的意思。在这两个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强盛的士族门阀势力逐渐衰落，统一的社会障碍逐渐排除。
边疆诸少数民族进入内地，并纷纷建立独立的或相对独立的政权，是形成魏晋南北朝分裂割据状态的又一个重要因素。晋室南迁，在很大程度上是受逼于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的内徙；晋室南迁之后在北方领土上出现的“十六国”，大都是这些少数民族建立的，之后统一北方的北魏政权，也是鲜卑族一支的拓跋氏。在内徙各少数民族逐步封建化的过程中，他们既大量吸收汉族的封建文化，同时也以自己的文化习俗影响汉人。到隋初，原先进入汉族地区的诸少数民族，无论在经济生活还是语言风俗等方面，都已基本上和汉族合流，以至后来的历史学家只能从他们后裔的姓氏郡望上来考知他们族性的渊源。各民族的大融合，为统一帝国的重建创造了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
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北方和南方的经济文化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北方在北魏中期孝文帝改革之后，社会经济有了明显的发展。南方的农业生产在这个时期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南北方经济恢复发展的同时，商品交换等经济文化联系越来越普遍。北方的洛阳、长安等城市，成为南北贸易的重要商业城市，“南货”成为北方畅销的商品。当时洛阳城南的“四夷馆”附近住有万余户外来人，销售外地运来的或外地人经营的各种商品。南方的长江沿岸及三吴地区，商业也非常活跃。当时的成都，不仅是西南各族交换商品的重要市场，而且吸引了远方商贾，西域商人也经由凉州前来贸易。在沔水（汉水）和淮水沿岸，南北贸易也日益增多，军吏和商人以寿春（今安徽寿县）为中心，交换各自需要的货物。南北经济的发展及其紧密的联系，造成了全国重新统一的物质前提。
随着统一诸条件的逐渐成熟，统一的斗争也开始进行。经过一系列曲折复杂的过程，最后由隋文帝完成了这一大业。
在隋文帝统一全国之前，被迫南迁的东晋统治者，曾进行过多次统一的努力。如晋元帝时，侨居南方的原北方大族祖逖请命北伐，他以弱小的兵力，乘北方统治者内部冲突之机，收复黄河以南的领土，并使后赵的统治者石勒因害怕而求和。后来因南北土著势力的挟制，功败垂成。祖逖北伐之后，庾亮出兵受挫，殷浩北伐无成，桓温始胜终败，刘裕北伐进到长安，但因部下在长安内讧起来，终为夏主赫连勃勃所败。到了南北朝时期，双方时有攻战举动，北朝不能完全征服南朝，南朝也不能完全征服北朝，虽然这种武力统一的努力都没有获得成功，但清楚地反映出统一是各方各阶层都向往的趋势。而且这些努力在客观上加速着统一的进程，不管这种统一最终以何种方式实现。
公元578年，已经统一了北方的北周王朝的军政大权落到外戚杨坚（即后来的隋文帝）手中。两年之后，杨坚取代北周，建立隋朝，并积极为进军江南、统一全国做各项准备工作。由于隋朝在隋文帝杨坚的统治下，国力蒸蒸日上，远远超过了江南的陈朝；同时也由于经过长期的民族斗争和民族融合以后，南北对立所具有的民族矛盾的性质已基本消失，隋朝统一全国的战争非常顺利。公元588年，隋文帝的二儿子、晋王杨广统帅50万大军，分五路，向江南的陈朝发动总攻，次年（589年），一举攻下建康，消灭了陈朝。接着又陆续摧毁了南方各地分散的反抗，隋文帝杨坚平定了南方全部州县。这样，长期以来的南北分裂局面宣告结束，统一的封建帝国重建。
隋帝国建立后，隋文帝杨坚励精图治，政局比较稳定，国力日益强盛。但到了隋炀帝杨广当政时，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加剧，人民群众的负担加重，在统一的封建帝国重建不久，各地的农民大起义就很快爆发，统治集团内部的实力人物也纷纷起来逐鹿中原，隋王朝迅即土崩瓦解，全国又陷入分裂混乱之中。这时隋朝的太原留守李渊，乘机起兵，打败了各地的割据势力，镇压了农民起义军，统一了全国，开创了唐朝近300年统一帝国基业。
隋末的战乱与秦末极为相似，都是在统一帝国后不久发生。又都是旋发即终，重归一统，从此出现近三四百年的统一局面。所谓秦隋二世而亡。汉唐数百年一统，说的就是这个历史现象。
唐朝近300年的统治时期，也并非一帆风顺，没有波澜。唐朝前期政治总的来说比较清明，社会也比较稳定，由“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走的是上坡路。但同时，孕育着衰败分裂的因素。开元、天宝之际，即由盛转衰。“安史之乱”就是这一转折的标志。在这之前，唐王朝是中央高度集权、统一的帝国，与边疆各民族的关系处理得也比较好。“安史之乱”以后，国家内部分裂的局面已经出现，中央统治的无力，藩镇的割据与相互间的攻战，使昔日的帝国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与边疆各民族的关系，也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总的看，是摩擦多于和睦，受逼多于控制，且与藩镇之间的相互利用与争夺交织在一起，摇荡着唐朝的江山。但无论是藩镇割据，还是少数民族的进逼，终唐之世，没有出现像两汉中间的那种王朝更迭，一统帝国的形式保持始终。在唐末农民大起义中，在藩镇割据基础上出现的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也没有像汉末出现的分裂局面那样持久。汉末之后的分裂长达400年，唐末之后的分裂只有60年，这表明，秦汉开创的统一事业，经过隋唐的加工之后，已基本定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