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尊儒术
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以后，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鼓励农民安心从事生产。他很懂得农业生产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农业生产搞好了，政府才能收到更多的赋税。他给地方官吏下命令说：“黄金、珍珠、宝玉这些东西，肚子饿了不能当饭吃，身上冷了不能当衣穿，不如粮食、丝、麻这些东西更实惠。你们做地方官的应当劝农民种好粮食和桑麻，使得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政府能够收到更多的赋税。”为了鼓励农民生产，汉景帝把赋税减到三十税一，就是农民生产的粮食，按三十分之一的比例交赋税。
汉朝在文帝和景帝时期，社会趋于稳定，生产也有很大发展，人民生活也逐渐安定了。所以历史上有“文景之治”的说法。汉景帝去世以后，他的儿子刘彻即位，就是雄心勃勃的汉武帝。
西汉前期的其他几个皇帝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最终目的是为了巩固他们的封建统治，但是这对当时的农民来说是有好处的。农民得到了喘息的机会，能够安心地从事生产和提高生产技术，所以在当时，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汉武帝刘彻在位的时候，有个管理农业的官吏名叫赵过的，在总结农民生产经验的基础上，发明了代田法和耧犁。
代田法就是在一块田地里实行垄沟轮作的办法。耕种的时候，先把土地犁成一条条互相间隔的垄和沟，垄比沟高出一尺，种籽播在沟里。在庄稼成长的过程中，逐渐地把垄上的土培到沟里，使庄稼的根扎得深，耐风耐旱，能够获得比较好的收成。第二年耕种的时候，垄沟的位置互相调换，使土地轮流休耕，恢复地力，使农作物能够增加产量。
耧犁是一种播种的农具，由耧斗、耧腿、犁铧和耧把四部分构成。楼斗是盛种籽用的。耧腿有两条或三条，细长中空，上面与耧斗相通，下面装有一个小犁铧。播种的时候，用牲口拉着耧前进，耧腿下面的小犁铧就在地上开沟，人扶住耧把来回摇动，种籽就通过空心的耧腿均匀地播到了地里。这样，既大大节省了劳动力，提高了播种的速度，又提高了播种的质量，能够使农作物产量增加，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丝织、冶铜、漆器是西汉时期比较发达的手工业部门。解放以后，考古工作者发掘了一些西汉时期的古墓，出土了许多文物。像满城汉墓出土的金缕玉衣和铜器，制作十分精细；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和漆器，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这些都说明了当时手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由于长期的战乱，西汉初期，人口稀少，生产遭到很大破坏，国家相当贫穷。经过汉初几十年的与民休息，发展生产，国家逐渐地富裕起来了。据说到汉武帝刘彻即位的时候，政府里存钱和储粮的仓库都装得满满的。钱库里积累的钱多得数都数不清，串钱的绳子都烂了。粮仓里的粮食，一年一年往上堆积，都露到了外面来，有些已经霉烂了。
经济上这样富裕，文化自然也相应地发达起来。西汉前期，在文学、音乐等方面都出现了比较繁荣的景象。
汉武帝很喜欢一种介于散文和诗歌之间的叫做辞赋的文体，谁能跟他谈论辞赋，他就给谁官做。司马相如写的赋，文字优美，描写细腻，立意新颖，是当时最负盛名和广泛流传的文学作品。据说司马相如长得一表人才，善于弹琴，但是因为家里穷，大富翁卓王孙起初不愿意把女儿卓文君嫁给他。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只好偷偷地一起出走，逃到外地开一家小酒店维持生古代石器活。司马相如系着围裙亲自洗碗洗碟，卓文君在垆（放酒瓮的士台子）旁边卖酒。这就是有名的“文君当垆”〔垆lú〕的故事。有一次，汉武帝看到了司马相如写的赋，赞叹说：“写得多好的赋呀!可惜我没有缘份跟这赋的作者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给汉武帝养猎狗的杨得意是司马相如的同乡，他听到汉武帝的赞美，对汉武帝说：“禀告陛下，这赋的作者并非古人，他如今还在，就是我的同乡司马相如。”汉武帝听了很高兴，立即下令召见司马相如，封他做了大官。卓王孙本来对女儿女婿一个钱不给，如今一听到女婿有了出头之日的消息，就立即把自己的财产分出一部分来给女儿女婿，使司马相如和卓文君也成了大富翁。
西汉著名的辞赋家还有枚乘、贾谊、扬雄等人。西汉辞赋家共作赋一千多篇，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数目。
汉武帝也很喜欢诗歌和音乐，他在政府里设立了一个叫做“乐府”的机构，专门负责搜集诗歌，配制乐谱，训练乐工，演唱歌曲。汉朝的乐府诗，是我国文学史上一支艳丽的花朵。乐府诗的内容有反映民间疾苦的，有揭露上层社会奢侈生活的，有描写爱情的，也有鼓励人们上进的。有一首题为《长歌行》的乐府诗，全诗十句，五十个字，以自然界的现象作比喻，说明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应该及早努力，不要耽误了青春。诗的最后四句是：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这四句诗被后来的人们当作激励自己上进的座右铭，算得上是千古名句。
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全国实行了政治上的统一。汉武帝为了巩固他的统治，进一步实行学术思想上的统一。他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chù〕百家，独尊儒术，结束了战国以来百家争鸣的局面。
董仲舒是广川（今河北省枣强县境内）人，是个精通儒家学说的大学问家，在汉景帝时候做过博士官。他看到汉朝建立以来经历了几次王国谋反的事件，认为应当宣传大一统的思想，巩固皇帝的中央集权的地位。他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当时政治上的需要，改造了由孔子创立经过孟子发展的儒家学说，并且把各家学说和阴阳五行等迷信思想融合在一起，使儒家学说变成了一种为封建政治制度服务的、带有宗教迷信色彩的理论。他在汉武帝下诏选举“贤良之士”的时候，给汉武帝提出了“天人三策”的建议。什么是天人三策呢?董仲舒说：天是有意志的，人世间的事物，是按照天的意志存在和变化的。皇帝是老天爷的代表，皇帝的权力是老天爷授予的，人民服从皇帝，就是服从老天爷，就是服从天道。在天道之下，君臣、父子、夫妻、兄弟之间，都必须严格遵守上下尊卑的礼节，绝对不许违反这种礼节。董仲舒在建议里还说，诸子百家的学说妨碍皇帝的绝对权威，只有儒家学说才能保持思想上的统一。因此，儒家以外的诸子百家学说都应当禁止传播，从此以后只许把儒家的经书《诗》《书》《礼》《易》《春秋》等传授给读书人，诸子百家的著作一律不许作为教学的内容。
汉武帝认为董仲舒的建议很适合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就在大力加强中央集权政治的同时，下令在政府里设置了专门传授儒家学说的五经博士，在五经博士下面配置了五十名弟子员。这些弟子员在五经博士的指导下攻读儒家经书，规定每年进行一次考试，五经中能学通一经的就可以做官，成绩优良的还可以做大官。后来，博士弟子员的人数不断增加，最多的时候增加到了三千人。这样一来，儒家的经书就变成了官场的敲门砖，学习儒家学说成了做官的主要途径，其他诸子百家的学说逐渐被排斥了。依靠儒家学说做了官的人，自然按照董仲舒的那一套来帮助汉武帝治理天下，并且用儒家学说来教育子孙后代。从董仲舒的时候起，中央集权的思想成为中国社会里的正统思想，儒家学说几乎完全统治了中国封建社会整个的思想文化领域。
汉武帝在董仲舒建议下实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当时来说，对于加强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治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它把君权神化了，把战国以来诸子百家自由宣传学术思想和政治主张的权利给剥夺了，这就起了禁锢人们头脑的坏作用，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坏影响。后来，各个王朝的统治者又不断对儒家学说作了补充和发展，使它更适合于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儒家学说越来越落后于时代，成为一种顽固保守的学说。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不前，长达二千多年之久，同汉武帝和董仲舒提倡“独尊儒术”是分不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