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佗发明新医术
一千七百多年前,我国有一位医学大家,他不仅善于诊断和治疗各种疾病,还精通方药,擅长针灸,其中以外科手术最为有名,被人们称为外科医生的鼻祖。他就是东汉末年鼎鼎大名的医学家华佗。
华佗(?—208),一名华蒡(古敷字),字元化,东汉末年杰出医学家。他出生于沛国谯县(今安徽毫县),精通儒学与医术,拒不为官,以医为业。他通晓养生之道,“时人以为年且百岁而貌有壮容”。华佗经历东汉末年的两次“党锢之祸”和公元184年的全国性黄巾大起义以及其后持续多年的军阀混战。华佗目睹战乱灾祸,不求仕进,立志“以医济民”。他重视前人经验,汲取民间偏方,发明创造。经过多年的华佗实践,他在针灸术、诊断学、药物学、儿科、妇科、驱虫等医疗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外科尤为擅长。行医足迹,遍及安徽、山东、河南、江苏等地,声名颇著,时人称为“神医”,在中国医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华佗给患者治病,所以疗效显著,关键的一点是他明于诊断,能根据病情看出病理,判断准确无误,然后对症下药。如一郡守,病情险恶,华佗察看病情,按脉后,诊断为瘀血积存腹内,长期不能吐泄出来所致。若设法使他暴怒,吐出瘀血,病即可愈。郡守之子一切照办,果然使郡守吐出黑瘀血,足有一升多,病症从此痊愈。
华佗在诊断术上的高明之处,还表现在善于区分病状相同,而病理不同的患者。当时有两个府吏,一名倪寻,一名李延。他们都是头疼发烧。感觉相同。华佗察看两人病情后,认为两人病理不同,处方也应当有别。倪寻是外实(感冒),应当吃泻药;李延是内实(伤食),应当发汗。这两人服了不同的药,第二天,二人均病愈。
又如一妇人,在妊娠六个月时,突然剧烈腹痛,经华佗、按脉,诊断为胎儿已死,并让她家人摸妇人腹部,告诉他如果胎儿在腹部左侧是男孩,若在右侧为女孩,家人摸了摸说在左侧,华佗给妇人开了药,服后果然坠下男死胎。在封建社会,由于受封建礼教的束缚,“男女授受不亲”,这就使华佗的妇科医术,受到很大限制。
华佗还善于诊断小儿科常见的疾病,东阳县陈叔山的两岁幼子,常腹泻和啼哭,孩子日益消瘦。华佗治疗时分别察看了母子二人,说“其母怀躯(母亲把孩子抱在怀中),阳气内养,乳中虚冷,儿得母寒,故令不时愈”。华佗让孩子母亲服“四物女宛丸”,十天后,孩子一切恢复正常。
华佗在诊断时,善于察形观色,从病状到病理,由表及里,因此,在诊断学上,有着丰富的经验,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就。晋代医学家王叔和编撰了《脉经》一书,其中的卷五,记载了《扁鹊华佗察声色要诀》,共有76条。所说“扁鹊华佗”,或指二人的要诀,或单指华佗继古代集市图承并发扬了扁鹊的医术,由华佗本人总结的经验。《要诀》根据病人的面色、五官、肤色、病状和举止行动等,可以判定患者的生死寿天。例如:“病人及健人面忽如马肝色,望之如青,近之如黑者死”;“病人妄语、错乱及不能语者,不治;热病者可治”;再如:“目色赤者病在心,白在肺,黑在肾,黄在脾,青在肝,黄色不可名者病胸中”。由于华佗经验丰富,观察入微,他的诊断相当精确。有一个做过督邮官的顿子献,曾患病,治疗后自觉良好。一日华佗为他按脉说:“尚虚,未得复,勿为劳事,御内(夫妻同床)即死。”恰巧顿子献妻听说丈夫病愈,不远百里,前来看望,夫妻同房团聚,时隔三天,果然病发而死。
华佗治病,常使用针灸法。他继承和发扬了春秋以来的针灸术,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他用针灸,根据病情,分别使用灸法和针刺法。“若当灸,不过一两处,每处不过七八壮,病亦应除。若当针,亦不过一两处。下针言‘当引某许,若至,语人’。病者言‘已到’,应便拔针,病亦行差(痊愈)”。最著名的一例,是华佗为当时的汉丞相曹操治疗头风眩症,每当发作,经华佗针灸,即立刻奏效。
华佗的针灸疗法,还能医治一些妇科病。一位李将军的妻子怀孕不慎流产,请华佗检查。华佗按脉后判断:根据脉象,胎儿还未下来。李将军说亲见胎儿坠下,对华佗的诊断不以为然,华佗只得告辞离去。百日后将军妻子又腹痛不止,只好再次请来华佗。华佗告诉将军夫妇:“此脉故示有胎。前当生两儿,一儿先出,血出甚多,后儿不及生……胎死,血脉不复归,必燥著母脊,故使多脊痛。”华佗针、药并用,妇人有欲产而不能的腹痛。华佗说:“此死胎久枯,不能自出,宜使人探之。”照此实行,果然是一个手足完具、全身变黑的死胎男孩。这时,将军悔恨自己的固执,对华佗的医术赞叹不已。
古代山水画华佗针灸的高明之处,不仅针灸准确,效果显著,而且还能诊断出别人针灸的失误。当时有一位督邮官徐毅得病,华佗前去看视,徐毅对华佗说:“昨使医曹吏刘租针胃管讫,便苦咳嗽,欲卧不安。”华佗察看了扎针的部位,询问了扎针的深度,然后对徐毅说:“刺不得胃管,误中肝也,食当日减,五日不救。”五天之后,徐毅果然死去。
华佗除在内科诊断和治疗方面有很大成就外,在医学上最大的贡献是在外科手术方面。据《三国志·魏书·华佗传》记载:“若病结积在内,针药所不能及,当须刳割者,则饮其麻沸散,须臾便如醉死无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肠中,便断肠湔洗,缝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间,即平复矣。”“麻沸散”的药物成分和配制方法,今已失传,后人一般认为华佗是用麻蒉(音坟)、羊踯躅、当归、菖蒲等中草药,研制成散剂,每次手术前,用酒服下,即可全身麻醉。这种麻醉方法比西医用乙醚施行全身麻醉术至少要早一千六百多年。有文献记载,华佗给患者施行麻醉后进行过两次腹腔手术,一次骨科手术,一次放血术的病例。这从当时的医药水平来看,也是可行的。
华佗作为名医,努力尽职,即使一些不治之症,为了减轻患者一时的痛苦,也尽量满足患者的要求,施行手术治疗。有位士大夫,身体极不适,求华佗医治。华佗在认真做了检查后对他说:“君病深,当破腹取。然君寿亦不过十年,病不能杀君,忍病十年,寿俱当尽。”患者感到难以忍受,坚持要求手术。华佗为了减轻患者一时的痛苦,就照患者之意为其施了手术,当时见轻,十年后果然死去。
由于华佗的外科手术高超,时人称他为“神医”。他为患者进行外科手术的事迹在民间广为传颂,在这些故事中,有的是把别人做的事,也附会在他身上了。《襄阳府志》曾记载了华佗为蜀国名将关羽“刮骨疗毒”一事,《三国志·关羽传》也记载了这件事:“羽便伸臂令医劈古代风景画鉴赏之,时羽适请诸将饮食相对,臂血流漓,盈于盘器,而羽割灸饮酒,言笑自若”。但并未说医生是华佗。按关羽镇守襄阳时,华佗已死,“刮骨疗毒”二事似不可能。但是,在动手术前,使用华佗的“麻沸散”,进行局部麻醉,还是大有可能的。这也说明,华佗在外科医术上的成就是卓越的,也是一件了不起的革新创造。这对于那种克服疾病完全抱消极态度,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迂腐见解,也是一个有力的批判。
虵虫是当时危害人们身体健康的病害之一。华佗在治虫除害中,吸取民间良方妙药,再配合自己经验,总结提高,有效地降伏体内各种寄生虫及其他虫害,以解除人们的痛苦。
一次,华佗外出行医,道上遇见一妇人病痛呼叫,即上前问病,得知病人自感咽喉有堵塞物,无法吞咽。华佗告诉病人:买三升又酸又辣的蒜齑(音积ji,即蒜泥)大酢(作,即醋)喝下,病且好。病人按他的指点服了药,很快就吐出一条地虫来,病痛立时减轻。
华佗还擅长用水疗法医治虫病。“彭城夫人夜之厕,虿(chāi拆)螫其手,呻吟无赖”,华佗让她把螯伤的手浸泡在热水中,“卒可得寐”。华佗又让她每过一个时辰换一次水,以保持水温,第二天,螯伤的手就恢复了正常。
华佗治疗虫病的方法很多。其中用汤药治地虫是他的得意之作。建安五年(200),“广陵太守陈登忽患胸中烦懑,面赤,不食”。华佗按脉后说:“府君(指陈登)胃中有虫,欲成内疽(jū居),腥物所为也。”华佗让人给他煎煮了二升汤药,先喝了一升,稍停片刻,又喝完另一升。片刻·“吐出三升许虫,头赤而动,半身犹是生鱼脍”。陈登顿时觉得轻松。临别时,华佗告诉陈登说:“此病后三期(三年)当发,遇良医可救”。果然不出华佗所料,时过三年,陈登病情复作。由于华佗不在,又没遇到良医,陈登终于死去。
华佗为了使自己的医术后继有人,为子孙后代造福,他把自己的医术和秘方,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弟子。其中广陵吴普、彭城樊阿是最有代表性的两名医学家。
华佗在教授中,曾谆谆告诫吴普说:“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犹户枢,终不朽也。”他还说:古代的长寿者,都做“导引之事”,仿照熊、鸱的动作,伸展躯体,活动关节,以求健康一长寿。“吾有一术,名‘五禽之戏’,一日虎,二日鹿,三日熊,四日猿,五日鸟”。可以除病和强健身体。当人身体感到不舒畅时,可起作一禽之戏,稍稍汗出,身体自感轻便,增加腹中食欲。吴普按照华佗的“五禽戏”,经常进行锻炼,“年九十余,耳目聪明,齿牙完坚”。
古代集市图樊阿向华佗学习针灸之术,很有成绩。一般医生认为“背及胸脏之间不可妄针,针之不可过四分”。而樊阿却敢于打破常规,在背部扎针,深度可达一二寸;在胸部扎针,竞可达五六寸。由于技术精湛,疗效十分显著。另外,华佗还将精心研制的漆叶青黏散,传授给樊阿。漆叶青黏散的药物成分是由漆叶屑一升,青黏屑十四两配制而成。据华佗说:经常服用此散,可以“去三虫,利五脏,轻体,使人头不白”。樊阿遵照老师的教导,长期服用,活到一百多岁。
华佗在用药方面没有留下著作,但李时珍认为,华佗的学生所著《吴普本草》中载有他的用药经验。南朝陶弘景怀疑《神农本草经》是华佗、张仲景所记,虽不免武断,但作过增修工作还是有可能的。关于华佗著作,《隋书·经籍志》所载的几部均已佚失。唯一流传至今的是晋代王叔和撰《脉经》一书,其中卷五有《扁鹊华佗察声色要诀》一篇。世传的《华氏中藏经》,据考为六朝人所撰,但其中部分内容则为山水画鉴赏华佗的学术思想。华佗创作的《五禽戏》则是对养生学的一大贡献。
曹操得了一种头风病,“每发,心乱目眩”,多次治疗都不见效,听说华佗医术超群,便派人把他请来。经“佗针,随手而差(愈也)”。但仍不能除根。曹操为了让华佗随时为自己治病,要华佗做他的侍医。华佗离家年久,思归探视,乃以“求还取方”之名告假回家。其间曹操曾屡次作书召还,并敕令郡县发遣,华佗托词妻病,不肯上路。曹操大怒,派人前去调查,并指示使者:“若妻信病,赐小豆四十斛,宽假限日;若其虚诈,便收送之”。使者至谯,见华妻安然无恙,便拘捕了华佗,传送到许昌狱中。曹操的高级谋士苟取或(音玉)为华佗向曹操请求说;“佗术实工(善也),人命所悬,宜含宥之。”曹操说:“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耶?”下令赐死。华佗临死前,将其所著书一卷交给狱吏说:“此可活人。”怎奈狱吏在曹操的淫威下不敢接受。华佗悲愤之极,不再勉强,遂用火焚化。
华佗死后,曹操的头风症并未根除,当发作时,愤然叹息说:“佗能愈此。小人养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杀此子,亦终当不为我断此根原耳。”建安十三年(208),曹操的爱子仓舒(即曹冲)病重,找不到良医救治。曹操喟然长叹说:“吾悔杀华佗,令此儿强死也。”
华佗被害后,引起人们对他的深切怀念,吴普在广陵修建了华佗的神庙,以表达其对恩师的哀思和悼念!在徐州,人们建造了华佗墓,来纪念这位伟大的医学家。
由于当时科学水平和社会制度的限制,华佗的医学成就也有其局限性,但他对我国医药学特别是外科手术、麻醉剂和医疗体育及养生学方面所作的贡献,确是很大的。千百年来一直为我国广大人民所景仰,也为世界学者所称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