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谶纬为国宪
东汉王朝建立后，刘秀及其后继者为了巩固新政权，大力提倡谶（音衬）纬之学，并定为官方统治思想。
古代扇面所谓谶纬，即指谶记和纬书。“谶”是方土把一些自然界的偶然现象作为天命的征兆编造出来的隐语或预言，常附有图，所以也称“图谶”、“图书”。“纬”则是相对于“经”而言，《四库全书》说：“纬者，经之支流”，是假托神意来解释儒学经典的书，也称纬书。实际上，谶纬都是汉代人假托天帝或孔子的名义，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而编造的著作，其总的思想属于阴阳五行体系。它的内容很庞杂，有的解经，有的述史，有的论天文、历数、地理、文字，也有讲典章制度的，更多的则是宣扬神灵怪异的。这些内容，除包含一部分有用的自然科学知识和古史传说以外，绝大部分都是荒诞不经的迷信妄语，颇便于人们穿凿附会地作出任意的解释。
预言而以谶之名出现于中国史籍，始于秦穆公一梦。据史书记载，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曾于梦中会见天帝，天帝告以“晋国将大乱，五世不安；其后将霸，未老而死”；秦大夫公孙支书而藏之，“秦谶于是出矣”。秦始皇时，燕人卢生人海求神仙，奏上“图书”，上写“亡秦者胡也”。秦始皇以为匈奴（胡人）将威胁秦王朝，因此派蒙恬发兵北伐匈奴，夺取河套之地。类似这样的谶语还有不少，如“今年祖龙死”，“始皇帝死而地分”……这些都是当时人民假天神之名发出的预言。到了西汉末年，由于社会危机深重，图谶随之更加流行。汉成帝时，齐人甘忠可利用谶书，诈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刘向奏忠可假借鬼神罔上惑众，汉成帝把忠可下狱治罪，最后死于狱中。谶语的制造，到西汉末年达到全盛时代。王莽辅政之后，各地纷纷呈报样瑞，仅平帝在位的五年间就出现了七百多件，接着，武功（今陕西眉县东）县长孟通浚井得到一块上圆下方的白石，石上丹书曰：“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王莽竟因此做了假皇帝。但王莽并不以此为满足，后来又利用梓潼（今四川广汉）人哀章所作“天帝行玺金匮图”和“赤帝行玺某（指刘邦）传予黄帝（指王莽）金策书”，言“王莽为真天子，皇太后如天命”的符命，终于登上真皇帝的宝座，定国号为“新”，改正朔，服色配德尚黄。王莽建立新朝后，将上述这些谶文编录为“符命”四十二篇，遣五威将王奇等十二人巡行天下宣传解说，证明王莽代汉完全是上天的意旨。
到了新朝末年，刘秀又利用图谶起兵造反。当时，南阳一带饥荒严重，民不聊生，宛人李通乃以“刘氏复起，李氏为辅”的图谶，劝说刘秀起兵。当刘秀在河北立稳脚跟，并向中原推进时，他早年在长安的同学强华送来“河图赤伏符”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刘秀的部属大造舆论，说这是“受命之符”，应了火德之运，劝刘秀称帝。其后于建武元年（25），刘秀终于利用谶记在古代人物画像部做了皇帝。此外，还有和刘秀同时割据四川的公孙述，也找寻许多天帝允许他应当做皇帝的谶语，准备在成都称帝。
当时，谶语虽然极其盛行，但直至古文经出现之前，还未形成有系统的文献。古文经出现以后，才有人把这些天帝的言语编辑起来，而命之曰纬书。
谶语只是构成纬书资料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还有浩如烟海的传说与神话。编辑纬书的目的，主要地是要从侧面宣扬孔子的儒家学说，以达到吹捧利用儒家学说的汉朝统治者的目的。因此，光武帝在即位后，酷好纬书，虽头昏目眩，仍不忍释手。当时他的臣下，有人竞因谶纬的偶合，被提升官职。
例如有一个做野王（今河南沁阳）令的王梁，因为《赤伏符》上有一句“王梁主卫作玄武”，刘秀认为玄武是北方水神，司空是水土之官，于是擢升王梁为大司空，居于三公的高位。也有人妄改纬书，希图幸进，例如建武二年（26），光武帝命尹敏校对纬书，并指示他把那些吹捧王莽的图谶全都删除。尹敏对刘秀说：“谶书非圣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别字，颇类世俗之词，恐疑误后生。”光武帝没有同意他的意见。尹敏见有机可乘，便利用谶书阙文添上一句“君无口，为汉辅”，即是说尹敏（“君”字去掉口为“尹”字）应为汉王朝的辅弼之臣。光武帝觉得奇异，便召尹敏查问，尹敏回答说：“臣见前人增损图书，敢不自量，窃幸万一。”⑥光武帝虽不悦，但并未治尹敏之罪，只是终身未加升迁而已。
古代扇画光武帝把谶纬作为一种重要的统治工具，甚至决断政事，发诏颁命，施政用人，也要引用谶纬，谶纬实际上超过了经书的地位。一次，光武下诏群臣会商修建灵台（天象台）处所，欲用图谶决断，他问桓谭有何意见?桓谭沉默良久，回答说：“臣不读谶”，并极言图谶不合经义。光武帝大怒，斥责桓谭“非圣无法”，即要将他问斩。桓谭在光武帝的淫威下，被迫叩头流血，直至刘秀气消，这场风波才算过去。然而这位七十余岁的老人竟因此被贬外任，死在途中。桓谭“博学多通，偏习五经”，尤好古学，数从刘歆、扬雄辩析疑异。建武初年，经大司空宋弘推荐，拜议郎给事中，因上疏陈时政所宜。是时，光武帝正在迷信图谶，每以谶记决定嫌疑，桓谭上疏批评谶记之虚妄曰：“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贪邪，诖误人主，焉可不抑远之哉!”他建议光武帝：“宜垂明听，发圣意，屏群小之曲说，述五经之正义，略雷同之俗语，详通人之雅谋。”
光武帝对于桓谭的议论，本已感到不快，这次桓谭在建灵台的廷议中又直言不讳地“极言谶之非经”，更加激怒光武帝，以致必要加之以死罪。桓谭的遭遇表明，在光武看来，非谶即非法，谶纬神学已成为东汉初年官方的统治思想。
还有一次，光武帝问太中大夫郑兴郊祀之事，曰：“吾欲以谶断之，何如?”郑兴回答说：“臣不为谶。”光武大怒，反问之曰：“卿不为谶，非之邪?”显然把不学谶与反谶联系在一起，给郑兴加上一个非圣非法的罪名。郑兴惶恐万状，当即谦辞解释说：“臣于书有所未学，而无所非也，”表示自己对于谶书有所未学，而不敢反对，这才幸免于难。郑兴少学《公羊春秋》，晚善《左氏传》，王莽当政时，曾携门人从刘歆讲正左氏大义，与当时另一名儒贾逵并称“郑贾之学”。郑兴每言政事，则依经守义，文章温雅，然而因为他“不善谶”，始终未能得到重用。在当时，图谶已成为仕途显达的决定因素。
古代人物画像光武帝不仅用谶纬决定政事，当时的一些礼仪制度和礼仪盛典，也无不以谶记纬书为根据。光武帝晚年，大司空张纯、博士桓荣等人，曾根据《七经谶》、《明堂图》等纬书，请立辟雍（古太学及祭祀之所）及明堂（古代天子宣明政教之所），光武帝准奏施行。张纯又请封禅泰山，曰：“自古受命而帝，治世之隆，必有封禅，以告成功。”中元元年（56），光武帝东巡岱宗，登泰山举行祭天大典；之后又禅于梁父，祭祀地神于梁阴，命张纯以视（比也）御史大夫随从。是年十一月，光武帝“宣布图谶于天下”，正式以法律形式确立谶纬神学的统治地位，从此谶纬迷信风行全国。章帝时，举行汉宫白虎观会议，使诸儒讲论《五经》异同，在皇帝的亲临主持下，最后由班固编集成《白虎通》（亦称《白虎议奏》）——一部集儒学与谶纬于一体的神学化国典。自此以后，儒家学说，遂蒙上一层神学的云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