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今古文之争
儒学经典——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著作，在中国封建社会中长期传播，崇奉勿替，经过历代统治者和封建知识分子的训释和阐发，形成了经学。
汉朝自武帝以来，在封建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儒学传授出现了一个空前昌盛的局面。博士官学中不但经学博士完备，而且由于经学师承的不同，往往一经兼有数家，各家屡有分合兴废。甘露三年（前51），汉宣帝为了进一步统一儒家学说，加强思想统治，诏萧望之、刘向、韦玄成、薛广德等儒生，在长安未央宫北的石渠阁举行会议，讲论五经异同，由他亲自裁定评判。经过这次会议，博士员中《易》增立“梁丘”，《书》增立“大小夏侯”，《春秋》增立“谷梁”。到了宣帝来年，五经共有十二家博士。博士就是经师，他们的任务是记诵和阐释儒家经典。他们解经繁密驳杂，有时一经的解释达百余万言。博士有弟子，武帝时博士弟子五十人，以后递增，成帝时多至三千人，东汉顺帝时甚至达到三万人。经学昌盛和博士弟子众多，主要是由于经学从理论上为汉朝的统治进行了辩护，因此统治者对儒生实行了广开“禄利之路”。
在儒学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搜集与整理图书的热潮。汉武帝敕令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同时设写书之官抄写书籍。当时集中的图书数量颇多，外廷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宫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当时的皇家图书馆，已初具规模。以后，汉成帝命陈农访求天下遗书，从此皇家图书馆的图书，日益丰富。成帝以图书既多，杂乱无章，乃派员分别整理而以刘向总其事。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任宏校兵书，尹咸校数术（占卜之书），李柱国校方技（医药之书）。每一书校毕，都由刘向条成篇目，写出提要。后刘向子刘歆继承父业，完成这一工作，并且总括群篇，撮其指要，写出了《七略》一书：《辑略》《诸书总要》、《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总共著录图书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大致都保存在《汉书·艺文志》中。
孔子刘歆在校书过程中，发现了一些经书的不同底本，因而导致了经学内部今文经和古文经的区分和两派的争论。原来西汉博士所传述的儒家经典，是根据战国以来学者师徒父子口耳相传，用当时通行的文字——隶书记录，到汉代才一一写成定本。而民间却仍有用秦以前古文字写成的经书，相传出于孔子住宅壁中和民间。如武帝末，鲁共王《刘馀》坏孔子宅，得《古文尚书》、《礼》和《论语》、《孝经》等，都是用古文字书写的，因被称为“古文经”。而原来用隶书字体写的便被称为“今文经”。
今文经和古文经不仅字体不同，篇章多少不同，而且对经学内容的解释也有很大差异。今文经学解释经义，主要在于“通经致用”，着重章句推衍，结合阴阳五行灾异和刑名学说来发挥经文的“微言大义”，提倡大一统、尊君抑臣、正名分等思想。其特色是结合当时政治需要为现实服务。古文经学解释经义，主要在于“通经识古”，详于训诂，把儒学经典视为古代历史资料，主张实事求是，反对借题发挥。它在理论上没有重大发明，但在认辨解释先秦文字的过程中，建立了系统的训诂方法，有一定的贡献。今文经出现较早，董仲舒以治今文经《春秋公羊传》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在他的建议下，今文经陆续被立为学官。如《诗》有鲁、齐、韩三家；《书》有欧阳、大、小夏侯；《易》有施、盂、梁丘、京；《礼》有大、小戴；《春秋》有严、颜（均为公羊家）等，都先后被立为博士。古文经晚出，遭到今文经派的排斥，长期不得立于学官。
西汉末年，刘歆“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以与今文博士相抗衡。哀帝命他与五经博十讨论，但博十们多不赞成，或不肯表示意见，或说《尚书》二十九篇已完备，或说左氏不传《春秋》。刘歆因而写了一篇著名的《让太常博士书》，他一方面攻击今文经传是“因陋就寡”，“保残守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而残缺的原因是由于秦始皇“燔经书，杀儒士，设挟书之法，行是古之罪”的缘故。另一方面则竭力宣传古文经传的可靠，认为它可以补现有经传的残缺，如《古文尚书》较伏生所传多十六篇等；它又可以校补现有经传的脱误，较现有经传为可信。如刘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由于刘歆言词激切，遭到今文学家古代铜器和当权官员们的怨恨和猛烈攻击。当时任大司空的儒者师丹，对于刘歆的主张极力反对，向哀帝表奏刘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刘歆虽未遭到哀帝斥责，但由是忤执政大臣，刘歆惧诛，求出补吏，从此离开长安，到外地任职，这次争论以无结果而告终。此后，经学出现了今文和古文两个派别，争论异常激烈。
原来，汉朝自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通晓儒家的“五经”，就成为人们仕进的重要途径。武帝还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兴太学，置魄师，以养天下之士”。当时所建立的学官，大抵是今文经学家。由于今文家的学说受到了国家法令的提倡，士子们当然趋之若鹜，国家选拔官吏，也大都以这些学说为准则。久而久之，朝廷中的大臣，自然也以今文经学的信徒为主。这些人一旦进人仕途，自然要把自己信奉的说法视为唯一合于孔子之道的“真理”。学派门户之见与利禄之争交织在一起，相持不下。
古代帝王平帝时，王莽当权，由于托古改制的需要，刘歆借机把《左氏春秋》、《古文尚书》、《逸礼》、《毛诗》立于学官，后又立《乐经》为博士，《周官经》六篇也立为博士，古文经学逐渐成为官学。
东汉光武帝即位，聚集四方学者于京师洛阳，废除王莽时所立的古文经博士，复立今文经十四博士，建武年间，大司徒韩歆又提出为《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又引起一场争论，最后由光武帝决定立《左氏春秋》为博士，因“群议讙”，不久又废。章帝时，曾在洛阳北宫白虎观，召集群儒讲论《五经》异同。章帝亲临主持，并作结论。白虎观会议的结果，由著名史学家班固编成《白虎通义》一书，它集中了今文经学的基本观点，是我们了解汉代今文经学的重要资料。终汉之世，古文经没有再立于学官。可是由于古文经学在内容上胜过今文，再加上东汉时期，古文经学家中出了几位大师，如贾逵、服虔、马融、郑玄等都是古文家或兼通今古。马融是马太后（明帝皇后）的侄子，贵族地位足以保卫他的经师地位。他学问广博，通各经，门下有好几千名学生，因此，古文派地位就更高了。他的学生郑玄，名望尤高。在马融、郑玄兼采今古文注经的影响下，今古文渐趋于混同。汉末，经董卓之乱，博士失官守近三十年，今文经学遂日益衰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