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之治绩
公元前141年，景帝死，太子刘彻即皇帝位，是为汉武帝。明年，称建元元年，自古帝王有年号，始于此。从此以后，西汉的政治走向一个新的阶段，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进一步得到加强。在他统治的五十多年间，形成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汉武帝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以适应封建统一国家的需要。
武帝即位之初，即注意广开仕途，招揽人才。建元元年（前140），“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十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其后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元光元年（前134），武帝“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自是以后，郡国岁举孝廉的察举制度予以确立下来。元光五年（前130），又下令“征吏民有明当时之务习先圣之术者”，每岁遣诣京师，以备选用。但察举制开始颁行时，有些郡国执行不力，因此元朔元年（前128）又严令各郡国“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用以督促察举制度的实行。武帝时期，号称文学之士的董仲舒、公孙弘、司马相如、严助、朱买臣、主父偃、倪宽、终军等，皆由考选推荐或上书言事而获得官职。《汉书·董仲舒传》云：“武帝即位，举贤良义学之士前后数百。”《东方朔传》亦云：“武帝初即位，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自街鬻者以千数。”元朔五年（前124），汉武帝采纳公孙弘的建议，以五经博士置弟子员，每年考试一次，能通一经以上者，即可补文学掌故，成绩优良者可任郎官。元狩六年（前117），又诏“举独行之君子，征诣行在所”。汉武帝通过察举，征召和“公车上书”等途径，选拔了大量人材，为西汉封建王朝统治服务，出现了“汉之得人，于兹为盛”的局面。
汉武帝为了进一步加强封建中央集权，继续奉行景帝时期的“削藩”政策。武帝之世，诸侯王虽然不像以前那样强大难制，但有的王国仍然“连城数十，地方千里”，威胁着西汉中央政权。元朔二年（前127），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行“推恩令”，即允许“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是年春正月，首先批准梁王、城阳王以封邑分给诸弟，“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之”。西汉一代王子侯计四百零八人，其中大部为汉武帝实行“推恩令”时所封。从此，“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王国领地日益缩小，势力大大削弱。元狩元年（前122）冬十一月，淮南王安、衡山王赐谋反被杀，党羽死者数万人。武帝于是“作左官之律，设附益之法”。“左官律”规定，在诸侯王国任官者称为左官，不得入朝任职，以示歧视。“附益法”严禁封国官吏阿媚王侯，结党营私。元鼎五年（前112），汉武帝借口诸侯王和列侯所献“酎金”（酎音酬，汉制：每年八月，举行饮酎大典，祭祀宗庙，诸侯王和列侯都要献酎金助祭）成色不好或斤两不足，削夺列侯爵位凡一百零六人。丞相赵周坐知而不举，下狱，自杀。至此，王、侯二等封爵制度虽仍存在，然“诸侯惟得衣食租税，不与政事，”，基本上结束了汉初以来诸侯王割据一方的局面。
在削弱诸侯王势力的同时，汉武帝还采取打击地方豪强的措施。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地主阶级中出现了一些强宗豪族。他们依仗权势，武断乡曲，欺凌百姓，兼并土地，独霸一方，对封建制度构成严重威胁。汉武帝对于这些豪强，一方面继续推行汉初以来迁徙关中的办法，使之“内实京师，外销奸猾”。以达到“不诛而害除”的目的。另一方面，则任用酷吏，诛锄豪强。如张汤为御史大夫，“排富商大贾出告缗令，锄豪强兼并之家，舞文巧诋以辅法（以虚诬助法，言不公平也）”。王温舒为河内太守，“捕郡中豪猾，相连坐千余家。上书请，大者至族（族灭），小者乃死，家尽没人偿赃”。而是对“郡守尉诸侯相二千石欲为治者，大抵尽效王温舒等”。酷吏的活动，对于加强皇权，抑制豪强放恣起了显著作用。但是有些酷吏本身即是豪强，他们在诛锄豪强的同时，也必然使百姓受到祸殃。《汉书·刑法志》说：“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以致“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即是最好的说明。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提高专制主义皇权，还采取了削弱丞相权力的措施。汉初官制，基本上沿秦之旧，刘邦以功臣为丞相，丞相权重位隆。景帝时，高祖功臣死亡殆尽，陶青、刘舍等人以功臣子列侯继为丞相，丞相权力有所削弱。但至武帝时，皇帝与丞相在权力上仍存在矛盾。元朔五年（前124），汉武帝任命公孙弘为丞相。公孙弘起自“布衣”，少时家贫，曾牧豕海上，在朝无所援接，凡事唯唯诺诺，顺旨行事，“有所不可，不肯庭辩”。从此，丞相居职“充位”而已。武帝还从贤良文学及上书言事者中，提拔一批人才，在其本职之外，另加侍中、给事中、常侍等官衔，使其出人禁省，随侍左右，参与大计。他们与为皇帝掌书札的尚书，形成一个宫内决策机构，称为“中朝”或产和交换，而且为企图进行割据的图谋不轨创造了冶铁煮盐。吴王擅障海泽……山东奸猾，咸聚吴国。”至景帝时终于酿成吴楚七国之乱。元鼎四年（前113），武帝颁布禁止郡国铸钱之令，专令中央所设水衡都尉所属钟官、辨铜、技巧三官负责铸造五铢钱（亦称三官钱）。钟官负责铸造，辨铜负责审查铜的质量成色，技巧负责刻范。他还责成各郡国将以前所铸旧币全部销毁，所得铜料输给三官。由于五铢钱重如其文，质量很高，盗铸无利可图，因而成为当时的标准货币，得到长期的流通。
冶铁煮盐事业对国计民生具有重大影响。汉武帝为了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元狩中，任用大冶铁家孔仅、大盐商东郭咸阳为大农丞领盐铁事，任用洛阳贾人子桑弘羊主持计算，建立先人为筅盐铁和均输，平准制度。筅盐是在产盐区设立盐官，募人煮盐，产品由官府收购发售。筅铁是在产铁区设立铁官，经营冶采铸造，发售铁器。“敢私铸铁器鬻盐者，钛（dì弟，钳也）左趾，没人其器物”。至于“郡不出铁者，置小铁官，使属在所县”。当时所设的盐官遍及二十八郡国，计有三十余处；铁官遍及四十郡国，计有四十余处。盐铁官统属中央大农管理。诸侯王国以前自置之盐铁官，则由大农所设盐铁官代替。
汉武帝在推行盐铁官营的同时，又实行均输、平准政策。均输即调剂运输之意。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在郡国置均输官，归大司农领导，专门负责管理、调度，征发郡国的各种货物，并负责向京师运送。均输法的推行，消除了郡国贡输“往来烦难，物多苦恶，或不偿其费的弊端。同时，在京师置平准官，接受各地均输货物，“贵则卖之，贱则买之”，以调剂市场的有无，使“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跃”。实行的结果“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为了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打击富商大贾的经济势力，元狩四年（前119），武帝“初算缗钱”，规定商人及手工业者，无论有无市籍，其“贳贷卖买、居邑、贮积诸物及商以取利者”，都须向政府申报，每二千钱纳税一算（一百二十钱）。手工业作坊主凡四千抽一算。另外，除官吏、三老、北边骑士外，有轺车（一马车也）者一乘算；商贾人一乘轺车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商人有产不报或报而不实，“罚戍边一岁，没人缗钱”；贾人有市籍及其家属，皆不得“名田”（占有土地），以便于农民耕种。有敢违犯禁令者，没收其土地和财货。算缗令公布之后，“富豪皆争匿财”，与政府相对抗。元鼎三年（前114），武帝又下“告缗令”，鼓励人民告发那些呈报财产不实者，并规定告发者可以分取违法商人财产的半数。武帝以杨可主持其事，命杜周处理案件，一时之间，“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政府“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万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工商业主遭到一次沉重的打击，上林苑的府库重新充盈起来，西汉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经济基础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