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楚七国之乱
吴楚七国之乱是西汉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诸侯王国的叛乱，究其性质，则是地方割据与中央集权的斗争。
在楚汉战争中，刘邦为了集中力量击溃强大的项羽势力，被迫分封了一批异姓诸侯王。刘邦称帝后，共有异姓王七人，即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赵王张敖、韩王信、燕王臧荼、长沙王吴芮。异姓诸王据有关东广大地区，拥兵自重，专制一方，成为统一的隐患。为巩固汉朝的统治，刘邦采取果断措施，逐一铲除异姓诸王，他先后消灭了韩信等六个诸侯王。只有长沙王由于其封国僻远，又处于汉与南越的中间地带，可以起缓冲作用，所以直到文帝时才由于无后而国除。
在消灭异姓诸侯王的同时，刘邦以“海内新定，同姓寡少，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割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余邑；尊王子弟，大启九国”。诸侯王国封域范围十分广大，辖地共达三十九郡，约当于战国后期的关东六国故地，其中“大者夸州兼郡，连城数十”。而当时中央直辖领地则“独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云中至陇西，与内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颇食邑其中”。中央辖郡范围，约当于战国后期的秦国。其东、南、北三面，均为诸侯王国封域，形成“诸侯比境，周匝三垂”之势，依旧是树弱枝强的局面。为了控制诸侯王国，汉政府规定中央派太傅辅王，派丞相统王国众事；诸侯王必须用“汉法”，不得擅为法令；没有皇帝的虎符、诏书，诸侯王不得擅自发兵；不经皇帝准许，诸侯王不得擅自赐爵、赦死罪。但是王国得自置御史大夫以下官吏，自征租赋，自铸货币，自行纪年，实际上仍然处于半独立状态。
刘邦分封同姓诸侯王，原为巩固中央，欲以血缘关系作为政治支柱。但分封早已成为一种落后的政治制度，结果适得其反。公元前195年，刘邦死，子刘盈即位，是为惠帝。惠帝懦弱不喜权术，大权操纵在他母亲吕后手中。吕后一面打击、铲除刘氏诸侯王，一面分封诸吕及亲吕势力为王。至吕后八年（前180）吕后死前，诸侯王国一变而为十四国，原刘姓王国仅存齐、楚、代、淮南、吴五国，其他九国，除吴氏长沙国外，均为吕氏集团所据有。吕氏死后，以周勃、陈平为首的兀老大臣用计夺得兵权，与朱虚侯刘章（齐王襄之弟）共诛吕氏一族。诸吕势力被消灭后，陈平、周勃密迎代王刘恒入继大统，是为文帝。刘恒为高祖刘邦中子，惠帝之异母弟，即位之年，才二十四岁。文帝即位之初，诸吕虽诛，但他以藩王人承帝统，威信未立，羽翼未丰，而刘氏诸王则已屡代藩封，基础已固，他们据有“跨州兼郡，连城数十”的广大国土，自置丞相以外的官吏，掌握着地方财政、军事大权。又以新诛诸吕，气焰万丈。但文帝为人谨慎而有谋略，他即位后，对诸王采取优容政策：如吴王濞称病不朝而仍赐以几杖，淮南王长骄蹇，击杀审食其而仍赦其无罪。可见当时中央政权之衰微，而诸侯王则愈益骄纵。他们擅改法令，自置官属，各据一方，目无天子。如吴王濞“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东煮海水为盐”。他占有五十余城，并宣布吴国“百姓无赋”，引诱西汉政府直辖区的农民投到吴国，以增加王国的劳动力。文帝同父异母弟淮南王刘长也采取同一办法，招引许多西汉政府直辖区的农民和逃亡罪犯，“为治家室，赐与财物爵禄田宅，爵或至关内侯，奉以二千石所不当得”。甚至“废先帝法，不听天子诏，居处无度，为黄屋盖儗天子，擅为法令，不用汉法”，成为独立王国。
诸侯王国的势力日益强大，对朝廷态度也异常傲慢，甚至乘隙举兵叛乱。朱虚侯刘章和东牟侯刘兴居虽有反吕之功，但他们曾有拥戴齐王将间为帝的谋划，所以文帝对他们没有以大国作为封赏，只是让他们各自分割齐国一郡，受封为城阳王和济北王。城阳王刘章不久死去。济北王兴居于文帝三年（前177）乘文帝亲自出击匈奴之际，发兵叛乱，进攻荥阳，事败自杀。文帝六年（前174），最为骄恣的淮南王刘长遣人与棘蒲侯太子柴奇密谋在谷口（今西安市北）举兵反叛，失败后，被废徙蜀，死于道中。其他诸侯王也积聚力量，相机而动。
当西汉政权受到同姓王势力严重威胁时，朝廷中出现一些力主加强皇权的政论家，其中最著名的是贾谊和晁错。
贾谊（前201—前168），河南洛阳人，二十余岁即被文帝擢为太中大夫。他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和敏锐的政治见解，曾对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提出深刻的建议。他的建议和主张大都包括在上给文帝的《陈政事疏》（即《治安策》）中。他在疏中尽情极致地向皇帝指出诸侯王的专横说：“今或亲弟谋为东帝（指淮南王刘长），亲兄之子西向而击（指济北王兴居欲西袭荥阳），今吴又见告（被人告发）矣。天子春秋鼎盛，行义未过，德泽有加焉，犹尚如是，况莫大（最大）诸侯，权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国之王幼弱未壮，汉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数年之后，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气方刚，汉之傅相称病而赐罢，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异淮南、济北之为邪!”因此，贾谊极力主张加强中央集权。他认为，当时最严重的问题是诸侯王势力的存在。他说：“天下之势，方病大疸（肿），一胫之大几如要（腰），一指之大几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伸）。”指出这种本末倒置、尾大不掉的情形，是最可痛心的事，必须立即扭转，否则必成痼疾，难以为治。他向文帝建议：“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小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最后达到“辐辏并进归命天子。文帝十二年（前168），贾谊因怀才不遇而死，但他的《治安策》毕竟使文帝受到影响。文帝十六年（前164），分齐国之地为七国，分淮南国之地为三国，实际上就是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政治方案之实现。
继贾谊之后，与贾谊持相同见解的有晁错。晁错（前200—前154），颍川（今河南禹县）人，年少时学法令，义从伏生受《尚书》，为文帝太子舍人。他屡次向文帝建议削夺诸王的封土。景帝即位后，晁错被任命为御史大夫。其时诸侯王愈益骄横，渐至目无法纪，晁错建“削藩之策”。他明确指出：诸侯王势力日益强大，“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急，祸小；不削，反迟，祸大”。景帝三年（前154），用晁错之策，削楚王东海郡，削赵王常山郡，削胶西王六县，以次削夺。景帝的削藩，引起诸侯王的震恐。当“汉廷臣方议削吴”时，“吴王恐削地无已，因以此发谋，故举事”。吴王濞先后与楚王戊、胶西王印、胶东王雄渠、济南王辟光、淄川王贤、赵王遂等串通，于公元前154年正月同时起兵。原来参与策划的诸王中，齐王将闾临时背约城守，济北王志和淮南王安都为国内亲汉势力所阻，未得起兵。实际起兵的只有七国，史称“吴楚七国之乱”。在七王中，吴王濞年六十二，是宗室元老，也是晁错所议削藩的主要对象。他致书诸侯王，声称起兵目的是为了诛“贼臣”晁错，恢复王国故地，安刘氏社稷。在刘濞的影响和策划下爆，发的这次叛乱，遍及整个关东地区，形成东方诸王“合纵”攻汉的形势，震动很大。
吴国始受封于高帝十三年（前195）。前一年，异姓王英布因谋反，为高祖击杀于吴越，时刘濞年仅二十，曾以骑将从征。刘邦认为东南之地与汉廷悬隔，非壮士无以镇之，而高祖亲子均年少，乃封兄子刘濞为吴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吴国的鄣郡（辖今江苏西南、皖南、浙北之地）产铜，滨海地区产盐，吴王濞“招致天下亡命者”从事铸钱、煮《盐，收其利以足国用。吴国由于经济富饶，境内不征赋税，不愿亲服徭役的更卒，可以出钱由政府雇人代役，王国按照“平价”付给受雇者佣值，因而得到百姓的支持。经过三十余年的经营，吴国积累了大量财富，经济实力十分雄厚。七国之乱，吴为谋主，与它的经济优势有很大关系。再有，文帝时，吴国太子入朝长安，由于博弈争执，为汉太子刘启（即后来的景帝）以博局击杀，引起吴王刘濞的怨恨，自此二十多年称病不朝。文帝初立，只得赐几杖以示优容，此后刘濞愈益骄横，失藩臣礼，以致举兵叛乱。
如何对待吴楚叛乱，西汉朝廷内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晁错力主以武力平叛。建议景帝亲自领兵出征，并积极筹划军备供应。曾经接受吴王刘濞财货的吴相爱盎则坚决反对，他阴谋离间晁错与景帝的关系，说诸王无非因晁错主张削藩而反，“方今计，独有斩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地，则兵可毋血刃而俱罢”。在爱盎的蛊惑下，景帝被迫错杀了晁错。但七国志在推翻汉中央政府，谋取最高领导权，是以晁错虽诛，而七国之兵不解。景帝至此开始醒悟，决定任命周亚夫为太尉，统率三十六将军东击吴楚；另派曲周侯郦寄击赵；将军栾布击齐；并以窦婴为大将军屯于荥阳，监督进攻齐、赵的军队。
七国反后，吴楚合兵西进，梁首当其冲，成为叛军进攻的第一个目标。梁能否抵挡住吴楚的进攻，关系着战争的全局。指挥主要战场作战的周亚夫，是一个熟习韬略的将军。他过去屯军细柳（今陕西咸阳市西南）防备匈奴时，曾因治军严谨，受到文帝的称赞。文帝临终时嘱咐景帝：“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所以当七国举兵反叛时，景帝命他担负进击吴楚联军的重任。周亚夫受命太尉，出发前曾向景帝报告作战方案说：“楚兵剽轻（剽悍轻捷），难与争锋。愿以梁委之（拖住它），绝其粮道，乃可制。”周亚夫很明白，此计施行，必然会结怨于梁王（景帝之弟），故先请示景帝。经景帝批准，亚夫即大胆地按计划实行。
周亚夫率军从长安出发，准备会师洛阳。当行经霸上（在长安东）时，赵涉拦马向亚夫建策说：“吴王素富，怀辑（集）死士久矣。此知将军且行，必置问人于觳（山）渑（池）隘狭之间。且兵事尚神秘，将军何不从此右去，走蓝田，出武关，抵洛阳!间（迂回）不过差一二日，直入武库（洛阳有武库），击鸣鼓。诸侯闻之，以为将军从天而下也。”于是周亚夫立即改变行军路线，迅速由蓝田出武关，经南阳到达洛阳，并派兵抢先占领了荥阳要地，据有武库和敖仓之粟。由于第一步计划的顺利实施，周亚夫高兴地说：“吾据荥阳，荥阳以东无足忧者。”
周亚夫到洛阳后，为了保障潼关、洛阳间的交通补给线和后方的安全，立即派兵清除了觳、渑问的吴楚伏兵。军到淮阳，又向绛侯（周勃）故客邓都尉问 计。邓都尉建议说：“吴兵锐甚，难与争锋，楚兵轻，不能久。方今为将军计，莫若兵东北壁昌邑（今山东金乡西北），以梁委吴，吴必尽攻之。将军深沟高垒。使轻兵绝淮泗口（今江苏淮阴县西泅水入淮之口，又名清口），塞吴饷道。彼吴梁相敝而粮食竭，乃以全强制其疲极，破臭必矣。”由于邓都尉的意见与周亚夫的作战计划不谋而合，更加坚定了周夫亚实施原订方案的决心。
吴楚方面，吴王出兵之前，大将军田禄伯建议：“兵屯聚（集中一路）而西，无他奇道，难以立功。臣愿得五万人，别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长沙，入武关，与大王会，此亦一奇也。”吴王太子谏阻说：“王以反为名，此兵（兵权）难以借入，入亦反王，奈何。”刘濞因而未采纳田禄伯奇正并用之策。
吴国青年将领桓将军向刘濞建议说：“吴多步兵，步兵利险；汉多车骑，车骑利平地。愿大王所过城不下，直去，疾西据洛阳武库，食敖仓粟，阻山河之险以令诸侯，虽无入关，蚕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攻打）城邑，汉军车骑至，驰人梁楚之郊，事败矣。”吴王以此问吴老将，老将皆认为，年轻人只能冲锋陷阵，安知大计。于是吴王又拒绝采纳桓将军避短用长、速据中原战略要地的建议。
汉景帝前三年（前154）正月，吴王濞亲率十二万大军从广陵出发北渡淮河，会合楚兵。他一方面派周丘乘夜袭占下邳（今江苏邳县）向北略取城邑；一面发书遍告诸侯：声称起兵的在于诛杀晁错，以清君侧，并宣扬吴国声威，说吴国地方三千里，拥有精兵五十万，还有南越兵三十万人听从调遣。刘濞部署进军路线：长沙王子“定长沙以北，西走蜀、汉中”；南越、楚王、淮南三王，“与寡人西面”；齐诸东越人诱杀吴王濞，献其首级于汉。楚王戊军败自杀。吴楚叛乱起于正月，三月吴楚两军首先败亡，七国之乱基本平定。
当吴楚联军向梁进攻之际，胶东、胶西、济南、淄川、赵等王国亦同时举兵西向。由于齐王将闾临时背约，据城自守，胶西等王国军乃围攻齐都临淄，三月不能下，从而为汉军从容集中兵力提供了时间。当栾布率军到达齐地时，胶西、胶东、淄川、济南等国军队，在兵疲意沮的情况下，全被击破。
胶西王自杀，其余各王均伏诛。齐王将闾为汉城守有功，但是他曾拟夺取帝位，还参与过七国之乱的策划，特别是在临淄被围困时，又与胶西王等通谋，因此不能见容于汉，当他听说栾布将移兵伐齐时，畏罪自杀。赵王刘遂。
在河北暗结匈奴，并集结兵力于西境，欲待吴楚军破梁以后，并力西攻长安。但当郦寄军向他进攻时，赵军立即退保邯郸，负隅固守，汉军久攻邯郸不下。匈奴闻吴楚兵败，不肯发兵助赵。栾布在击灭胶西等四国后，还军与郦寄共同引水灌邯郸城，赵王于城破后自杀。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的战争至此全部结束。
七国之乱既平，景帝“感吴楚之难，始抑损诸侯王。景帝中五年（前145），下令改革诸侯王国官制，令诸侯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剥夺诸侯王的治民权，以削弱王国的分权势力。同时在经济上，取消“高祖时诸侯皆赋”的特权，改为“诸侯独得食租税”，使其不再具有与中央相对抗的物质条件。从此以后，地方割据的局面，遂告结束，中央集权日益高涨，西汉的政权开始走向新的发展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