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层面对秦帝国的考察
就制度层面而论，君主集权制、官僚制和郡县制的形成，推动了周、秦之际新旧国家形态的转化。
1在分封制的体制下，诸侯虽为封国之主，然而其权力却是相当有限的。进入春秋时代以后，在各国争霸和兼并日趋激烈的严峻形势下，诸侯们不得不进行改革，奋发图强。一些无能、腐朽的诸侯，或被消灭、兼并，或被取而代之（如三家分晋、田氏代齐）。各国改革的目标之一，是提高国君作为一国之主的权威。各种制度和措施相继推出，以利于君主的专制集权。战国时期建立的玺、符制度，就很有代表性地反映了当时各国国君已收揽了军政大权，成为一国的主宰。
玺（官印）、符（又称兵符、虎符）是两种凭证，国君用以任免官吏，传达政令，调遣军队，派遣使者。官吏的任免以玺为凭，任命时发给，免职时收回。符作伏虎形，其上有铭文，分为两半，由君主和将领各执一半。传令的人必须持有君主的那一半，并与将领那一半相合无误，将领才受命行动。“窃符救赵”事件就反映了这种合符制度。
2随着各国改革的深入，特别是经过战国时期前100年的变法运动，极大地剥夺了世袭贵族的特权，废除了世袭的卿大夫按声望和资历担任官职，并享受一定的采邑收入的世卿、世禄制度，而代之以一整套官僚制度。其要点是：高级官员由国君直接任免。除了君主和一部分封君外，从朝廷到地方的官吏都不能世袭。国家机构是常设的，人员则可能随时变动。官吏以粮食等为俸禄。还有一套相应的考核和奖惩办法，以监督和检查官吏。
下面以宰相制为例，看一下官僚制度是如何取代世卿世禄制度的，以及它所具有的进步意义。
春秋以前，执掌王室和诸侯国大权的卿，都是君主的近亲或近臣，而且世代相传。到春秋时期，一些诸侯国的世卿不仅操有军政大权，而且还凌驾于君主之上，废立或谋杀君主，君主成了傀儡。凡是世卿掌权的诸侯国，内乱不休，国势日衰。春秋初年，楚国率先称王，不久实行令尹制。令尹由楚王任命，并可随时撤换，甚至处死。担任此职的，也不限于楚国贵族。此后，齐桓公任命非贵族出身的管仲为相；秦穆公起用奴仆出身的百里奚，委以重任。这些都是不同于世卿制的宰相制的萌芽。到战国时期，宰相制度已发展为各个大国的基本制度，有相、相国、丞相等不同称呼。宰相制度有明显优点，它打破了血统的限制，使真正有才干的人掌握权力；宰相由君主任命，保证了君权的集中和行使。在行宰相制以前，卿既是最高执政官，又是军事首领。宰相制确立后，文武分职，军政分治，这又有利于提高行政效能。
3郡县制是便于君主集权的又一种政治形式。郡和县作为地方行政单位，出现于春秋。那时，县设于边地，带有军事设防性质；郡则设在戎、狄杂居的地方。战国中期以后，从三晋开始，随后是楚和燕，都形成郡、县两级政权。郡、县两级地方政府均属中央的派出机构，其长官由君主任命，可随时撤换或调动，权力集中于君主的手中。郡县内的农民归国家直接控制和管理。
说明一点：作为新的国家制度中三项最基本要素的君主集权制、官僚制和郡县制，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完全分离的，而是相互依存的。它们的有些内容，相互交叉。像官僚制和郡县制，都有利于加强君主集权，也可以理解为君主集权制的两项内容。
从战国到秦汉，君主集权制、官僚制和郡县制的发展，有着比较明显的因袭特点。以官僚制为例，秦王朝政府部门的设置就是以战国时期各国的官僚制为蓝本的。当代著名史学家杨宽曾指出：“秦汉以后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便是沿袭战国时代的制度的。秦汉时代的中央政府组织，在皇帝之下设有三公，三公是左右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不仅丞相是沿袭战国时代的，就是太尉和御史大夫的官制也还是从战国时代的官制中发展而来的。”（《战国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