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与“中国”
在秦国走向强盛最后又建立起秦王朝的过程中，“秦”与“中国”这两个名词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发生了极有意思的变化。
据研究，“中国”一词至迟出现在西周武王时期。它的最初涵义，是指国都。周人在灭商以前，将周王所在的丰、镐及其周围地区，称为“中国”。灭商以后，又将原来商的国都（殷，今河南安阳市）一带，也称作“中国”。以后西周覆灭，平王东迁，丰、镐沦为戎人占领区，那里就丧失了“中国”的地位。
在殷、周两代人的观念里，他们（殷人、周人）居于“天下之中”。例如甲骨文记录的殷人常提到的东、西、南、北“四土”以及“四方”，就是以“大邑商”为天下的中心而言的。从春秋战国使用的“中国”一词的内涵看，它已具有“天下之中”的意思，而不局限于“国都”。这一变化的细节，目前尚难确考。
平王定都的洛邑曾作为西周王朝的陪都，它是周公东征胜利后，为了加强对东方的统治而兴建的。周人称洛邑为成周，称镐京为宗周。成周既是国都，又处于南来北往、东转西运的交通枢纽，遂成为兼有政治中心和地理方位双重意蕴的“中国”。
不过，东迁以后，诸侯国的势力急剧增长，周天子的权威则日薄西山，所以，一些得以与周天子平起平坐的大的诸侯国，也自称起“中国”。这样，春秋时期的“中国”，其范围就由周天子的直属区域扩大到晋、郑、宋、齐、鲁、卫等国，大致覆盖了今河南大部、山西南部、山东西部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这些地区的人民自称华夏族，自以为自己居于世界的中心地区，并且在种族和文化上不仅有别于而且高出于周边地区的其他民族。
秦族人虽被平王赐予丰、镐之地，以后又从戎、狄手中夺回了关中，但由于政治的、地理的、民族与文化的诸种因素，他们仍长期被摒斥于“中国”之外。当时不能享受“中国”“待遇”的，还有楚、吴、越等国。
进入战国以后，随着韩、赵、魏（这3国是分裂晋国而来的）、齐、燕、秦、楚“七雄”纷争的逐渐展开，各诸侯国之间交往迅速扩大，民族和文化上的差异趋于缩小，“中国”的范围也越来越大，最后将燕、秦、楚3国全囊括于其中。
秦国被接纳进入叫“中国”的行列，是在商鞅变法以后。在商鞅变法以后的130余年时间里，秦国的版图不断扩大，最终又将整个“中国”都划了进去。与此同时，“秦”字的内涵，也由作为一个“诸侯国”，变为代表一个新型的统一的“大帝国”。公元前221年，当秦始皇统一六国，“秦”、“中国”这两个概念，在经过语义上的互不关涉到部分重合的变化之后，划上了等号：秦人=中国人。
我们从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大宛列传》和东汉班固的《汉书·西域列传》可以看到，当时邻近的一些少数民族，就称中国人为“秦人”。
可惜的是，“秦”与“中国”的这个等式，未能在汉语中留下痕迹。随着秦王朝的灭亡，代表秦人、秦朝的“秦”字，很快地被斩断了与“中国”的关联。它仅作为中国史上的一群人、一个诸侯国和一个朝代，还继续出现。而不像继它而起的汉代，其“汉”字，在汉代灭亡以后，还继续作为“中国”、“中国人”的代名词而继续存在，并使用至今天。个中原因，固然与大统一的中国和汉民族、汉文化的最终形成是在汉代有关，显然地，也与秦王朝的短命和造成这种短命的暴政不可分——中国人不愿意在自己的称呼中留下秦朝的短命和暴政的阴影。
然而，这仅是汉语中所发生的现象。在英语及其他一些非汉语中，“中国”（比如英语的China）的原意就是指“秦”。中国近代学人薛福成在他的《出使日记》中曾指出这一点。他说，在欧洲各国语言中，英语称“中国”为“采依那”，法语为“细纳”，意大利语为“期纳”，德语为“赫依纳”，拉丁语为“西奈”。这些叫法，究其意义，都是“秦”的音译。
“秦”（China）是英语“中国”及各种非汉语中其他同源名称的原型，这一观点在1986年推出的《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再次被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