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商背景之一：战国的商业和商人
有意思的是，在战国时期重农思想发展的同时，商业以及手工业渐渐受到贬抑。在一些人眼里，农业是“本”，即国家的根本，而工商业则是“末”，即不重要的；为了国家的利益，必须重“本”抑“末”。但是，我们千万不要由此而误以为战国时候的商业活动，已受此严重摧残而一片萧条。恰恰相反，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商业活动空前繁荣。那么，这该怎么理解呢?重“本”抑“末”的作用又该如何看待呢?先让我们来对战国时期商业的发展和商人的情况，做一番了解。
中国的商品交换活动，早在公元前16世纪至前11世纪的殷代，就有相当的发展。殷人占卜用的大海龟，来自南方；殷墟（在今河南安阳。系殷代后期的都城遗址）发掘所见的鲸鱼骨，也来自南方；还有，丹砂出自湖南、广西一带；松绿石、玉石则产于西北陕甘、新疆地区。殷代已普遍使用具有货币性质的等价交换物——贝。在殷墟的墓中，甚至发现了金属货币——铜贝。有一种观点认为，殷人之所以又称商人，是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是行商之人。
与“殷人重贾”不同，周人是一个传统的农业民族。据《诗经》记载，周人始祖后稷自幼就显示出农艺天才，对农业发展作出卓越的贡献，后来就被奉为五谷神。战国时代重农思想的发展，不能不说与较多地受到周人这一古老文化传统的影响有关。
西周时的商业和手工业，基本上是由官府经营，商人、工匠多为官府的奴隶，有所谓“工商食官”的说法。这种状况在春秋时期逐渐发生变化，各种私营手工业开始从官营手工业中分化出来，作为独立身份的商人也纷纷出现。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密，商品经济的比重就一天天加大。
商业的兴盛，导致旧的城市格局被打破。中国早期城市的发展，担负着很强的政治功能，它们主要是作为“都邑”（政治中心）而非“市”（商品交易集散地）而出现的。春秋时代以及春秋以前的西周、殷商，国都以外的城市寥寥无几。到战国时期，商业活动已构成城市生活的重要内容，“市”在整个城市中的地位和功能就大大增强。不仅各国国都发展为交通发达、商业繁盛的大都市，像齐国的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东北）、赵国的邯郸（今河北邯郸市）、楚国的郢（今湖北江陵西北）、秦国的咸阳（今陕西咸阳市）、燕国的武阳（即燕下都，在今河北易县东南）、魏国的大梁（今河南开封市）、韩国的郑（今河南新郑市），还涌现了一批商业城市。重要的有：
燕国的涿（今河北涿州市）、蓟（燕国都之一，在今北京市西南）；
赵国的蔺（今山西离石县西）、离石（今山西离石县）；
韩国的屯留（今山西屯留县南）、长子（今山西长子西南）；
魏国的温（今河南温县西南）、轵（今河南济源县东南轵城）、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
齐国的即墨（今山东平度市）、安阳（今山东曹县东）、薛（今山东滕州市东南）；
楚国的寿春（今安徽寿县）；
宋国的陶邑（今山东定陶县北）；
秦国的雍（今陕西凤翔县南）、栎阳（今陕西临潼县北）。
游说之士苏秦对临淄的繁荣景象曾做过一番非常生动的描述：“临淄之中七万户……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蹹踘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这个舌辩之士的话不免有些夸张，比如说人们把衣襟拉开连起来可以合成围帐，举起袖子可以连成幕，大家把汗水一挥，就好像下雨。但是，也不完全是虚构，考古发掘证实，当时临淄城的规模的确相当大。它由大小两城组成。大城住着官吏百姓，小城是国君的宫殿所在。大城的西边是商业区。在宫殿附近还发现有铸造货币的遗址和铁器作坊。大小城总周长约214公里。由此，可窥见战国城市之一斑。
铸造货币的定型化，并广泛地用作流通和财富的储存手段，是战国时期商品经济空前繁荣的又一个重要表征。这些被称为“通货”或“通施”的金属铸币，由于地区不同，形状也不同，主要有：
1刀币，做刀形。流行于齐、燕、楚。
2布，做铲形。流行于魏、韩、赵。
3圜钱，是一种圆形币，做圆形方孔或圆形圆孔。流行于秦、东周、西周及赵、魏的黄河两岸。燕、齐后来也多用圜钱。
4铜贝，是模仿海贝样子做出来的铜质货币，后世因其面上文字不可识，习称蚁鼻钱或鬼脸钱。流行于楚。
5郢爰，是楚国的金币。系一种扁平且钤印有“郢爰”两字的小方块。
商业的发展，也使得富商大贾越来越多。由于从事商品贩卖能迅速致富，拥有巨额资本，令包括国君在内的各种人刮目相看。所以商人的地位在春秋末、战国初已显著上升。当年曾帮助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打败吴王夫差的范蠡，后来就弃官经商去了。他在“商海”中搏击了19年，3次致富千金，号称陶朱公。孔子的弟子子贡经商于曹、鲁两国之间，家富千金。他常常带着成群的马匹，驮着礼品聘问各国。一些卿大夫也跻身于商业贸易的行列，既当官，又经商，弄权、挣钱两不误，如魏惠王的大臣白圭，采用“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办法，从事倒卖谷物活动。他在丰年抛出丝、漆，收进谷物，待到荒年歉收又售出谷物，收进手工业产品，从中牟取巨额利润。《史记·货殖列传》说，白圭做生意追赶时机的劲头，就像猛兽下山一样，凶猛异常。白圭自己也吹嘘道：“我做生意，就好像伊尹、吕尚用计，孙子、吴起用兵，商鞅变法一样。如果没有善于权变的谋，当机立断的勇，人卖我买、人买我卖的仁，和狠抓时机的强，虽然想学我这套办法，也是不行的。”当时的商人都佩服他，尊他为“祖师”。他那一套掌握时机、贱买贵卖的生意经，成为战国商人普遍运用的手法，并一直为后世商人所推崇。
社会上的贫富悬殊在加大，一些商贾富比封君，而广大的老百姓则难以维持温饱。有的只好靠借债度日。这样，高利贷就发展起来。齐国的孟尝君，就是一个有名的高利贷者。他家养着食客3000人，食邑的收入不足以供养他们，就向穷人放债，从中取得利益。到战国末期，连堂堂的周天子赧王（公元前314～前256年在位）也不得不向高利贷者借钱，在他无力还债时，还要东躲西藏逃债呢。后来欠债实在太多，他索性就不回宫居住，在外造了一座高台，躲在上面。人们称之为“逃债台”。所以后世就把负债多叫作“债台高筑”。
商人在经济上掌握了大量财富以后，便要求参与政治。战国时期有些大商人不仅交通王侯，插手政治，而且还成为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最著名的就要数吕不韦了。这位投机商在发了大财后，竟然还意识到：经营珠宝生意固然可以获得百倍利润，但如果辅佐一个王孙当上国君，就可得到数不尽的利润。于是，他转而做政治上的投机，并最终当上了秦国的丞相。
春秋战国时期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使一些人发生恐慌，如临洪水猛兽。于是，抑商的思想与政策，就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出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