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农政策及农书的出现
都江堰和郑国渠的兴建，似乎是两个孤立、偶发的事件，其实不然。战国时代，一些强大的诸侯国都很重视农田水利建设。像魏国，兴修了引漳灌邺工程。其中秦国长期推行重农政策。尤为注重农业生产的发展。都江堰和郑国渠，正是这种相当明确的治国方略所带来的产物。
巴、蜀是在秦惠文王（公元前337-前311年在位）时并入秦国版图的，秦国占有巴蜀后，积极开发当地经济，还迁徙1万多家秦民入蜀。李冰继续执行前任郡守李若发展生产的措施，并进一步加以推进。至于郑国渠，假使秦国没有重视农业生产的政策和方略，它的修造工程很可能就会因秦王识破韩国的“疲秦”之计而告吹。
从商鞅变法起，秦国就力行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的政策。商鞅将男耕女织视为“本业”，将从事商业、手工业以及游说，看作是追逐“末利”。商鞅规定，凡努力从事农业生产，使粮食和布帛超过一般产量的，可以免除本人的劳役和赋税；不安心务农而从事工商业或因游手好闲而贫穷的，全家罚做官奴。商鞅反对人民去当商贾、手工业工人和游士，在他看来，如果商贾可以“富家”，技艺可以“糊口”，游士可以“尊身”，那么人民就会逃避耕作。由于秦国地广人稀，荒地较多，商鞅把奖励开垦荒地作为发展农业生产的重点。他还招徕韩、赵、魏的无地农民到秦国垦荒，给他们土地和住宅，免除三世的劳役，让他们为秦国生产粮食。
商鞅推行的重农政策，后来成为秦国的一种基本国策。受此影响和带动。到战国末年，秦国的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已在各诸侯国中跃居前列。铁制农具和牛耕普遍推广，水利事业长足发展。还出现了总结农业生产的专门著作《上农》、《任地》、《辩土》、《审时》等。这是我国现存最古的4篇农书。
《上农》等4篇收录于《吕氏春秋》。其中反映的情况，虽不能排除来自其他诸侯国，但无疑包括了秦国在内。《上农》这个标题就是重农的意思。它比较详细地阐述了重农的理论，特别是着重讨论了农业与政治的重要关系。这是秦国重农理论在吕不韦时候的新发展。
《任地》、《辩土》、《审时》3篇，总结、记录了从播种到收获的一整套农业生产经验，涉及农具使用、土地利用、排水洗土，以及时令、虫害与农业生产密切关联的问题。从此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对于如何发展农业生产，已有了相当成熟的经验和比较系统的科学知识。
《任地》以当时农民时常要面临的10大问题开篇，现抄录如下，以帮助大家对战国时代农业生产的具体情状有一个直观的认识。
“子能以洼为突乎?”（你能把洼地当作突起来的高地利用吗?）
“子能藏其恶而揖之以阴乎?”（你能把干燥的土地弃于一边，而让出湿润的土地来用吗?）
“子能使吾土靖而甽（音振，田野间的水沟）浴土乎?”（你能使土地不含过多的盐碱，而用沟酬排水洗土加以改变吗?）
“子能使吾士保湿安地而处乎?”（你能使土地保存其湿润，而让好田在地中存在着吗?）
“子能使藿（音贯）夷毋淫乎?”（你能使藿夷这种野草不蔓延危害农田吗?）
“子能使子之野尽为冷风乎?”（你能使田里的庄稼通风良好吗?）
“子能使藁数节而茎坚乎?”（你能使庄稼长得壮实吗?）
“子能使穗大而坚、均乎?”（你能使禾穗长得大而结实、均匀吗?）
“子能使粟圜而薄糠乎?”（你能使玉米长得籽粒饱满而皮薄吗?）
“子能使米多沃而食之强乎?”（你能使米粒长得有油性，吃起来有劲吗?）
以上10个问题，从整理土地、利用和改良土壤一直讲到耕作保墒、除草通风，从而使庄稼长势好、收获多且又好吃。这实际上就是当时精耕细作的10大要领。其中第三点以沟渠引水冲洗盐碱地以改善土质，正与前面所提郑国渠引水洗地相契合。紧接着这10个问题，《任地》又提出5项辩证的耕作基本原则，即土壤的“柔”与“力”（粘和坚硬）、“急”与“缓”（紧密和疏松）、“湿”与“燥”（湿润和干燥）、“息”与“劳”（休耕和连作）、“棘”与“肥”（贫瘠与肥沃）。《任地》指出，这5对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
《辩土》对《任地》提出的问题做了具体的回答，主要讨论了如何使用土地、以人力改变土质。《审时》则讲了各种庄稼与时间季节的关系。
到战国末年，商鞅倡导的重农和鼓励开垦荒地的政策，已结出硕果。像关中，已由原来成片的盐碱地，变为“膏壤沃野千里”。《尚书·禹贡》说到秦国所属雍州的地质时，就说是“黄壤”，列在“上上”，全国第一。大量的荒地变为已开垦的耕地，可视作战国时期秦国本土最重大的变化之一。
基于以上种种因素，战国末期的秦国，粮食产量猛增，成为诸侯国中最富庶的一个，用后来司马迁的话说，是“秦富天下十倍”。
